社会的不断否定者

二战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经过不断调整，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危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相应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政党，都不再关注姓社和姓资的争论，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是完美的？一个学者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个人就是阿多尔诺。

西奥多·威逊格朗德·阿多尔诺（1903—1969）

西奥多·威逊格朗德·阿多尔诺（Adorno，Throder，Wiesengrund，1903—1969），德国著名的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1903年9月11日出生于法兰克福。阿多尔诺是他的母系的名字，他的原名叫西奥多·卢德威格·威逊格朗德。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在流亡期间，他才改为现名。^[1]他的父亲是富裕的犹太酒商，母亲是天主教徒，是柯西嘉人（原是热那亚人）、是职业歌唱家。他的姨母没有结婚，也住在他们家里，是位很有天赋的钢琴家。可以说，家庭的殷实，给他的童年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他早年生活得很快乐。而良好的音乐氛围，给他打下了扎实的音乐基础。他以后在音乐领域、美学领域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与他早年时期的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15岁时，他师从后来成为魏玛时期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和电影理论家的克拉考尔学习哲学，从他那儿，阿多尔诺学会了把哲学原著作为历史和社会的真实文献来阅读，尤其重要的是，阿多尔诺学到了反唯心主义的、微观的文化批判主义，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921年，阿多尔诺从中学毕业，进入歌德大学，潜心攻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三年以后，在当时的新康德主义者汉斯·柯纳琉斯的指导下，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主要探讨了胡氏哲学，具体来说，主要探讨了胡塞尔在客体世界中寻找可靠知识的努力，特别强调了胡塞尔对现象世界的担心：这些短暂的现象是否能成为“真实”的基础？在此期间，也就是1922年，在柯纳琉斯主持的一个胡塞尔研讨班上，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相识，他们很快就结为知己，成为终生的朋友。

毕业前夕，勋伯格的信徒之一阿尔班·贝格从维也纳带着他的歌剧到法兰克福演出，阿多尔诺为其作品的魅力所震撼。经由当时歌剧指挥的引见，阿多尔诺认识了贝格，两人很快达成意向：阿多尔诺到维也纳，向贝格学习音乐。1925年1月，阿多尔诺来到维也纳，进入了以勋伯格为中心的创新作曲家的圈子。那时，他们存有争议的“新音乐”已从无调音乐进入十二音阶作曲体系，但阿多尔诺对早期的无调音乐感兴趣。他认为，无调音乐是音乐自身内在的客观发展规律，这种倾向以复杂的间接的方式与社会潮流相联系。阿多尔诺的这种音乐观点，使他无法与维也纳的音乐家相融。但对于阿多尔诺来说，维也纳的学习却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无调的音乐观不但确定了他的音乐思想，从而也影响到他的哲学观，就像许多后来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他是一个“无调”的哲学家，他后来的哲学著作如《否定的辩证法》即是这方面最好的体现；二是这一时期的学习，奠定了他的学术风格，即从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独立的主张。早期从克拉考尔那里学到的文化批判主义，在这时正式形成。他能够对流行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众人皆叹新十二音阶，而他则独倡无调之乐。以后他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皆遵循了这样的思路。

1927年，阿多尔诺回到了法兰克福。通过霍克海默与社会研究所保持松散的联系，但他并没有为研究所写过什么东西。直到1932年，阿多尔诺才为所刊《社会研究杂志》的创刊号撰写了论文《音乐社会情境》。从此，他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增多，也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阿多尔诺的著作就已经打上了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印记。1927年，为了申请大学教师资格，阿多尔诺写作了《心灵超验理论中的无意识概念》，尽管申请教职没有成功，但从这篇文章中却可以看出他的学术旨趣。在文中，他试图对新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甚至与精神分析学作比较。后来，他从勋伯格那里接受了无调音乐的理念，更加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意义，把它看作无意识内容为理性服务的手段。

1933年，阿多尔诺为申请教职写作了《基尔凯廓尔：美学的建构》一文，对基尔凯廓尔的存在主义的政治含义进行了研究，认为他的思想意图是在为一个令人沮丧的外部世界提供一个避难所。他用此文申请教职获得了成功，但当时正值希特勒上台，他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作为一个犹太学者，他在德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这时，霍克海默的社会研究所也陆续从德国迁出，先迁至日内瓦，最终迁往了美国。这时的阿多尔诺也在寻找自己的出路，他先是想到奥地利去，但遭到拒绝，无奈到了英国，担任英国牛津默顿学院的高级研究员。由于他所会的英语不多，与英国学术界的交往并不频繁。在英国期间，他多次返回德国，尤其经常看望1937年与之结婚的格雷特尔·卡帕露斯。他的迁徙路线首先选择说同样语言的奥地利，其次选择离德国较近的英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德国及德语是何等地眷恋。^[2]

1937年，阿多尔诺应霍克海默的邀请，在纽约作了短暂的访问。同年稍后的几个月，霍克海默为他谋到了一个空缺的职位。1938年2月，阿多尔诺正式到了美国，在美国的职业是双重的，一方面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收音机课题研究项目工作，另一方面为社会研究所工作。他在为前者的工作中并不愉快，这主要是因为在研究方法上，他所倡导的批判理论与美国的同事存在差异。美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是经验的，注重从客观的材料中得出结论，即用数据说话。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把当前所存在的社会制度看作永恒的，也就是说他们把社会制度作为研究的前提，这样，“制度本身，它的社会和经济预想，及它的文化和社会结果都不应该分析”。由此，他们认为：“社会客观现实在主观反映的闪现，所有的都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主观材料允许从它的客观决定因素中得出结论。完全依靠经验方法得出的主张依赖于这样的事实即主观的反应比结构更加确定和可以测量”。阿多尔诺承认：“经验的考察，即使在文化现象的范围内，不仅仅是合法的也是本质的。但是它们不应该被具体化并被视之为万能钥匙，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本身的理论知识范围内必须终止。”阿多尔诺对这种方法提出了质疑，主要来自于这样一种忧虑：受一个整体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人们可能被欺骗。如收音机中播放的音乐是被人操纵的，经过反复播放，就会被大众所接受。表面上是大众自己所爱，实际上是操纵者所愿。这样所测量出的数据还是正确的吗？因此，他主张学术的研究还是应该回归批判理论，对当时的制度及文化进行批判的分析。对于美国的学者来说，“对实验者的反应所进行的实验，好像他们是原初的事物，社会学知识的合法源泉”；而对阿多尔诺来说，“却好像是完全中间的和派生的”^[3]。

对于最初在美国的学术遭遇，阿多尔诺慨叹道：“我确信知道垄断资本主义和巨大的托拉斯是什么，我却不知道理性的计划和标准允许所谓媒体到什么程度”。他经常恼怒于听到这样的反对声：“证据在哪里？”阿多尔诺承认：“确实，在我的活动中，我有一点孤立。我大脑中不熟悉的事情影响到我，招致在我的同事中怀疑多于合作。”教学秘书把他看作高傲的冒牌学者，而即使是他的朋友也把他看作一个有法术的人。^[4]1940年，他的任职期满之后，赞助者洛克菲勒基金会取消了对收音机研究项目的赞助，阿多尔诺的这种不愉快的合作经历也随之结束。

但是在社会研究所的工作却是非常惬意的。1939—1941年，阿多尔诺在更名为《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所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思想与霍克海默日益接近。1941年，阿多尔诺随霍克海默迁至美国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与霍克海默紧密合作，共同阐述他们的思想，合作完成了《启蒙辩证法》一书。

1944年，阿多尔诺与美国学术界僵化的关系开始打破。当年，霍克海默受犹太人委员会的邀请担任科学研究部的主任。在霍克海默的指导下，阿多尔诺进行了一系列的“偏见研究”。他与伯克利公共舆论研究小组进行其中一个专题——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最后研究成果以“威权主义人格”为名出版。该书对各种政治人格进行了分析，最大成果就是提出了“F量表”，对当时社会中所存在的法西斯的潜能进行测量。这次的合作给阿多尔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说：“在伯克利的合作没有摩擦，没有抵制，没有学术竞争”^[5]。在流亡美国期间，他还完成了另外三部著作，即《现代音乐哲学》《电影作曲》（与埃斯勒合作）、《最低限度的道德》。

美国的经历对阿多尔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消除了阿多尔诺所固有的自负。阿多尔诺以前一直认为自己的一些观念是合理的、自然的，而到美国之后，强烈的文化反差使他获得了“从外面观察文化的能力”。他说，以前，“不管社会的批判和经济至上的意识，精神的绝对重要性常常对我来说是自然的和明显的”，但到了美国之后，这样的所谓自然和明显的事情在美国“却不是绝对有效的，这样的教训教育了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阿多尔诺的研究方法逐渐发生了变化。除了原有的理论分析外，阿多尔诺开始注重对经验研究的运用，《威权主义人格》即是这方面的例证。他承认：“只有在美国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所谓经验的重要性。”更加重要的是，阿多尔诺的政治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的他对制度和文化进行一味地批判，现在他认识到了“适应”制度和文化的合理性。他说：“欧洲的知识分子如我自己，倾向于把‘适应’的概念仅仅看作是否定的，作为自发性和个人自治的灭绝。”而现在则认识到走出自我，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重要性。^[6]

1949年，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卜洛克等一起应联邦德国政府的邀请回到了德国。谈及回国的原因，阿多尔诺认为主要是自己思乡心切，另外一个客观的因素就是语言。他认为，德语能够表达无穷尽的现象中的事物，能够尽可能地表达和讲述事情。因此，在德国，在他所熟悉的环境中，可以毫无妨碍地追求他的兴趣。另外，阿多尔诺还有以下的雄心，就是把在美国的所学所感传授给德国的学术界，一个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另一个是“为政治启蒙做贡献”。也就是说，教育德国人民不要再走回头路，美国的一些民主实践值得借鉴。^[7]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与失魂落魄地避难美国不同，这次阿多尔诺是带着知识上的优越性荣归故里。

回到德国的阿多尔诺，一方面坚持固有的文化批判主义，这是贯穿他一生的思想主旨。为此，1955年，他出版了一本题为“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的论文集。除此之外，他还致力于普及经验性的一些方法及精神分析的一些方法。但实践与现实还是有差距的，他归国时的一些设想并没有得到彻底实现。他的理想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抑制：一方面，一些学派如波普尔一派和存在主义学派认为他的理论过于激进，是危险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一些新左派则又认为他的思想不够激进，指责他放弃了革命实践。

总之，“阿多尔诺在祖国的任何地方都感到不自在，这意味着他即使回到自己度过了青春时代的城市，也仍然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1969年4月，一个军事行动小组的三名成员，趁阿多尔诺讲演之际，冲上讲台，裸露着胸膛，以花朵和色情的抚吻来袭击他。阿多尔诺蒙受羞辱，在众人的起哄中离开了演讲厅。学生们嘲讽地喊叫着：“作为一个研究所的代表，阿多尔诺死了。”阿多尔诺的敌人，无论左的还是右的，都颇为幸灾乐祸。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四个月，阿多尔诺在瑞士度假时因心脏病猝发逝世。^[8]

阿多尔诺的文章晦涩难懂，但是他的思想见解极为深刻。他的著作如《否定的辩证法》《启蒙的辩证法》《威权主义人格》《美学原理》等都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阿多尔诺几乎没有兴趣谈论政治，在他的著作中，根本不存在对公共事务、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或政治结构的持续的讨论。但是他对威权主义政治心理，以及在文化工业影响之下人们表现出的无力状态的研究，在当今的政治心理理论中占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