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下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和革命活动

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下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和革命活动_文博耕耘录

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下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和革命活动

李　彤　吴　昊

陕甘宁边区时期，宁夏回、汉人民在地下党组织——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抗日救国运动。通过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宁夏回、汉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同时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许多有志青年在宁夏工委的安排下奔赴延安，投向革命。虽然有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但仍坚贞不屈，英勇对敌，惨遭敌人杀害，英名永传。这一时期宁夏工委领导下的活动，是在敌人残酷的白色恐怖高压统治下，在非常艰苦和困难的条件进行的。这在宁夏近现代历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在多年从事宁夏近现代革命历史的调查、整理，史料的收集、分类，文物的征集、研究等专业工作的基础上，对宁夏这段历史作了综合的分析、科学的研究和考证，用唯物史观进行论述。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人在宁夏近现代历史上，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英勇奋斗的峥嵘岁月，以激励我们为今天的共和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

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了三边、盐池等地后，党中央派贾拓夫、团中央派揭俊勋、陕甘宁省委派滕佘、陕甘宁省政府派唐振烈等同志到定边，有力地领导了三边、盐池等地的党政建设工作。10月，中共三边特委在盐池成立，首任特委书记贾拓夫，同时还成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总负责人高岗，回民工作负责人秦力生，蒙民工作负责人赵统儒。开始在回民、蒙民中进行党的统战工作。后因行政区划的改变和组织机构的调整，三边特委于1937年5月改为定边中心县委，属中共庆环特委领导。

1938年，经过定边来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抗日的前提下，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情绪高涨。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沿平绥线很快侵入绥远，在包头扶持蒙奸、回奸，准备进攻宁夏，进而攻占兰州，威胁西安。日本特务机关驻在阿拉善旗（定远营），还修建了飞机场。中央估计宁夏有可能会成为沦陷区，为了加强对宁绥地区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再次成立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组织部长刘英勇，宣传部长白坚，少数民族委员会负责人仍为高岗，蒙民部长赵统儒，回民部长杨一木。同时还成立了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委员杨一木和苏文，并从中央党校抽调何广宽和薛天敏参加，准备赴宁夏敌统区开展工作。白如冰和李仰南于11月间从延安到定边后，与杨一木等一起研究决夏担任工委书记的李仰南。定，先由李仰南、何广宽到银川了解情况，与进步民主人士袁金章、雷启霖取得联系，然后再选派得力的共产党人到宁夏地区开展工作。

抗战时期在内蒙古鄂托克旗担任工委书记后来宁夏担任工委书记的杨一木。

1937年11月，李仰南、何广宽分别从定边来到银川。李仰南（化名杨学文）首先到银川以南的望远桥，住在一个做小生意的山西同乡家里，以做生意为掩护，然后到银川找袁金章和雷启霖；何广宽（化名杨文卿）暂住在银川南关的一家小客店里。袁金章、雷启霖与共产党员张子华（原名王绪祥）、孙殿才（后改名赵忠国，两人都是宁夏人）较熟悉。李仰南找到袁金章（袁当时在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任科长）把张子华写的介绍信给袁看了，并把他到宁夏的意图告诉了袁金章，他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联系一部分人送往延安学习培训，为在日寇一旦占领宁夏后打游击准备骨干力量，逼马鸿逵抗日。袁金章对此深表同情，并给予支持协助。他与宁夏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尚信）联系，介绍李仰南到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作为掩护开展工作。这时，黄渠桥北校教师王振钢（后改名王喆）因事来银川，同袁金章谈起抗日问题，劝说袁金章带头组织力量，准备上贺兰山打游击，并表示愿去延安抗大学习受训。次日，袁金章将李仰南介绍给王振钢。李仰南又把何广宽介绍给王振钢，由王领何到尾闸去见雷启霖（当时雷启霖闲在家里）。何广宽见雷启霖后，说明来宁意图，雷启霖表示同情支持，并和何广宽、王振钢等一起上贺兰山察看地形，然后雷启霖又带领何广宽去黄渠桥进步民主人士李冲和家，同李建立了联系。李仰南也先后去银北、银南各县了解情况，并同雷启霖、李冲和、贺闻绍、梁大均、马云泽等人建立了直接联系。

抗战时期在宁夏盐池等地负责统战工作的孙殿才。

1938年初各学校春季开学之前，经王茜、贺闻绍和平罗县小学校长刘廷栋向伪省教育厅推荐，任命刚从北京回宁夏的俞占熬（王茜、贺闻绍的同学）任平罗县教育科长，换掉了省地政局长的亲信王定一，接着按照王、贺、刘的建议，对平罗县各主要城镇小学进行了整顿，撤换了一些思想比较守旧的小学校长，任命了一些思想进步、作风正派的青年教师担任各校校长。如黄渠桥北校（第二完小）校长雍生善（明非）、石嘴山小学校长叶松林、宝丰小学校长刘棠琛、姚堡小学校长谈尚彦等。这样，就使平罗县局各主要学校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进步人士手里。不久，国民党宁夏省党部执行委员袁金章，以专员身份前往平罗、磴口两县督导党务工作，他在平罗县的一段时间里，与王茜、贺闻绍、刘廷栋、俞占熬等人广泛接触，进一步巩固了进步人士在各学校的领导地位，这就为掩护我地下党员在各学校开展工作，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铺平了道路。

1938年初，李仰南回到定边，向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汇报了在宁夏开展工作的情况，特别强调在宁夏以北地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群众基础和人员关系都比较好，便于活动，并要求马上派人赴宁夏开展工作。经三边特委研究，先后派杨一木、苏文、李万、李平山、孙芳山等同志到宁夏来，分别前往各地开展工作。何广宽去尾闸一带，以零售书刊杂志为掩护，主要做雷启霖、李冲和、韩潮等上层人士的工作，动员雷启霖出来做事，掩护地下党活动，发展统一战线的力量。杨一木通过袁金章、王振钢的关系，被介绍到黄渠桥北校任教师。苏文同志（化名陆平）经雷启霖介绍，安排在当时驻石嘴山一带马鸿逵部队的马英才骑兵旅属下的一个团当文书，进行兵运工作，后因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等活动积极，受到敌人怀疑。不久又经王振钢、贺闻绍介绍去平罗县小学任教。李万（李宜成）经石嘴山小学校长叶松林的关系，安排在该校教书。李平山由李冲和介绍给刘棠琛安排在宝丰小学当教师。孙芳山在宁夏中学任教师。在吴忠、金积一带，已有了金三寿、马宗彪两同志。以上人员安排好后，李仰南又着手解决交通问题，那时掌政桥地主谢昌在掌政桥街上开了个小铺子，李仰南在掌政桥以小商人为掩护，同当地人很熟，当地人都称他“小杨”。他就利用这种关系，把从延安带来的薛天敏同志安排在谢昌的铺子里，以做生意为名，担任交通工作，来往于银川、定边之间。薛天敏暴露后，撤回边区，交通工作由何广宽暂时代理。

1937年秋，张子华曾以八路军代表身份从延安来银川，同马鸿逵交涉释放我方被捕人员和盐池县一带有关边界问题。张子华是宁夏中宁县人，来宁期间与张致和、江生玉等人有过接触，同时张子华还把从延安学会的《松花江上》教给张致和等人，使得这首歌曲在宁夏传唱。同年12月，江生玉经西安去延安，在陕北公学读书。1938年4月，江生玉又由延安回宁夏，同李仰南取得联系，在中宁县恩和堡小学教书，负责开展中宁、中卫方面的工作。由此，在银川、平罗、黄渠桥、宝丰、石嘴山、吴忠、金积、中宁、中卫等地都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

宁夏工委领导下的主要活动

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后，利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有利时机，以各县城和主要集镇的学校为据点，联络和团结知识分子，争取进步民主人士，以宣传抗日，向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积极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

第一，建立抗日团体，积极宣传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宣传活动开始在宁夏一些学校出现，比较突出的有当时的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和黄渠桥北校。这年春天，宁夏实验小学从太原聘请了两位教师，一个是杨文海（当时名侯振齐，号亦人），另一个是薛蒿山（号云亭）。他们两人新从外地来宁夏，对日寇侵华情况比较了解，也了解外地的抗日宣传情况。他们结合教学，讲述国际国内形势，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教唱抗日歌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黄渠桥北校和平罗县小学，也由于从北平大学回宁的王振钢、贺闻绍在那里当教师，也经常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秋，新安旅行团由北平经绥远来宁夏，沿途在石嘴山、黄渠桥、平罗、银川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大大激发了宁夏教育界的抗日热情。宁夏实验小学和黄渠桥北校进步教师首先行动，学习新安旅行团的榜样，组织学生走向街头，利用集市，唱抗日歌、演抗日戏、办壁报、作演讲，进行有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同时，由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等人发起，在宁夏实验小学组织“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准备像新安旅行团那样，带领学生到抗日前线直接为抗日将士服务。起先，杨文海、薛云亭等人为防备马鸿逵特务机关的破坏，采取秘密活动方式，在高年级学生中逐个发展团员。当筹备工作进行一段时间后，为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他们组织学生向伪宁夏省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并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就在这时，李仰南同志来到实验小学工作，同杨文海、薛云亭等人建立了联系。他们计划在少战团被批准成立后，以赴战地的名义，先前往延安受训，然后再赴战地活动，为党在宁夏的革命工作培养一批骨干力量。但是，马鸿逵不同意成立“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害怕少战团到外地活动对他在宁夏的统治不利。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宣传抗日是合法的，经过多次请愿交涉，伪省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1937年底批准成立“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但是，只准在宁夏省所辖范围内活动，不准到外地去，以便监视。不久，李仰南介绍杨文海和薛云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少战团的活动被完全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开始时，少战团在银川街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春，为了扩大影响，联合其他各地学校力量，深入广泛的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少战团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组织宣传队，由杨文海、薛云亭率领，赴银南的吴忠、金积、灵武、中宁、中卫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接着，又于同年秋季，联合宁夏中学共同组织宣传队，由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和涂春林率领，赴银北的习岗堡、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进行抗日宣传。这两次有组织的宣传活动，影响遍及当时的宁夏各县，对各地的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同时，宁夏中学和平罗、黄渠桥、石嘴山、宝丰、中宁等地各学校也都纷纷组织起学生抗日团体，并与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建立联系，在当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银川附近的金积堡乡郎家巷小学，还集体加入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特别是黄渠桥北校，在杨一木、王振钢、李仰南和校长雍明非的领导和支持下，组织抗日宣传队并得到了当地进步人士李冲和、韩潮（区长）等人的支持，抗日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平罗小学在苏文、贺闻绍和校长刘廷栋的领导支持下成立了农村服务团。中宁县恩和小学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在当地积极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由此，在宁夏地区，以各学校为中心，以进步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为骨干，形成了一支党领导下的规模庞大的抗日宣传队伍，并得到了社会各界和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宁夏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唱抗日歌，演抗日戏，作演讲，办壁报，组织抗日游行，进行抗日募捐，给抗日将士写慰问信，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回、汉族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

第二，选送积极分子赴延安学习。

随着抗日宣传活动的广泛开展和党的思想教育工作日益深入，在各校教师和学生中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按照边区党组织的指示，从1938年起，中共宁夏工委想方设法先后分批把一部分积极分子送往延安，分别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边区中学等校学习。送往边区的人中，银北一带有王振钢（王茜）、沈存智（后改名王延）、贺闻绍（又名李少白），杨生贵（又名汪毓斌）、王学文（原名王学业）、李发春（又名李力），银川地区有宋谦、钱、李志纯、李有贞、饶钰馗、焦汉文（又名解林），叶盛堡有梁大均，中宁、中卫有张致善、孟长友、王世均、王世同、张子玉、姚怀廉、高尚德、杨森林、王文明、张玉林、孙庆善、张致和、张致云、胡连升等，何思明、王栋也先后由长沙、北京转往延安，共约三十人。

这一部分同志在延安经过学习培训，有的由于1939年前后被派回宁夏进行地下工作，有的参加了其他革命工作，为宁夏人民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同时也成为了边区党组织与宁夏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

第三，开展兵运工作。

李仰南离开延安来宁夏之前，边区党组织曾向他介绍了在马鸿逵部队中的一个关系，即马英才骑兵旅的副官雷鼎山（共产党员）。当时，马英才旅驻扎石嘴山市、尾闸、黄渠桥一带。李仰南曾到雷副官在银川的家里见雷，雷鼎山向李仰南介绍了马英才的情况，马对抗日还比较积极，对上海“七君子”（沈均儒等）被捕深表同情，李仰南要求雷鼎山设法把李维钧同志安排在马英才部队工作。之后，雷副官与马英才联系，将李维钧安排在马部工作，因为李维钧没在部队工作过，对旧部队那一套不习惯，怕暴露，很快就离开了。

1938年元旦，雷启霖、王振钢、贺闻绍去石嘴山见马英才。谈起抗日问题，马英才对日寇侵略很气愤，对自己部队缺乏爱国主义教育表示担忧，认为按旧军队那一套办法把部队训练得像木头人一样，缺乏思想教育，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很难对日本军队作战。他要求王振钢、贺闻绍留在他的部队作政治宣传工作。王、贺以去西安复学为由推辞了。

杨一木同志到黄渠桥后，也曾通过石嘴山小学校长叶松林，做过马英才的工作，但没有显著成效。

1936年11月，红军二、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宁夏向陕北转移时，四方面军有一部分人员被俘，在马鸿逵部的工兵营做苦工。李仰南得知后，经工委研究，决定设法同这一部分人取得联系，使之成为建立武装力量的骨干。1938年5月，李仰南回定边汇报工作时，曾专门向三边特委书记报告请示此事。白如冰同意后，李仰南要求派一名四川籍同志到宁夏来进行此项工作。特委派肖子珍同志（女）与李仰南同来，肖与李以“夫妻”名义作掩护进行工作。不久，肖子珍和工兵营的一位四川籍女人联系上了。这个人经常来找肖子珍，问肖是不是红军派来工作的，肖子珍就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她，但是不久，特务马子成发现了李仰南和肖子珍。于是，肖子珍返回边区，工兵营的工作就此停止了。

中共宁夏工委虽然重视兵运工作，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是由于马鸿逵对部队控制很严，工作很难开展，收效不大。

第四，争取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

宁夏是马氏家族长期统治的独立王国，这个当时人口不到一百万的地方，养活着马氏家族的十多万军队。苛捐杂税重，抓丁频繁，人民不堪其苦。在政治上，马鸿逵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可言。因此，在宁夏人民中，反马鸿逵情绪极为浓厚。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不少人参加过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具有进步思想。这些人又多在教育界工作，培养出了一批进步学生，他们与社会各界也有较广泛的联系，因而形成了一支较强的反马抗日力量，这是我党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另外，马鸿逵统治的宁夏不仅军警宪特遍布各地，而且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度，沿途到处设卡放哨，盘查来往行人。谁家来人住宿，必须当即向保甲长报告。地下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在群众中活动就很困难。一些上层人士，因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在敌人党政军中有社会关系，一般保甲人员，甚至县府警察，对他们也都另眼看待。做好上层进步人士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对于发展统一战线，掩护地下党员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宁夏工委建立后，对于争取上层人士的工作极为重视。

共产党员张子华（王绪祥）、孙殿才都是宁夏人，早先在宁夏中学读书，并参加过1930年前后的革命活动，1931年去北京读书，参加了青年进步组织宁夏留平学生会；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先后去延安工作，在宁夏教育界和青年人中有较大影响，并与进步民主人士袁金章、雷启霖等关系甚密。另外他们还有一部分老同学，抗日战争时期分别在银川及各县学校或政府机关任职，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思想也比较进步。

1937年秋，张子华以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和八路军代表的身份来宁夏同马鸿逵谈判时，曾与袁金章、雷启霖等人有过接触，并秘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袁、雷是小组的主要成员。张子华在宁期间得到了袁金章的大力资助。后来陕甘宁边区派李仰南来宁夏，就是利用袁金章、雷启霖这样的关系才在宁夏站住脚的，并通过袁金章、雷启霖同李冲和、叶松林、高立天、刘棠琛、雍明非、韩潮、杨茂林、张致和等人建立了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大力支持，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在这一批上层进步人士的支持和掩护下，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特别是在1938年底到1939年马鸿逵的特务机关搜捕地下党员时，不少地下党员，如杨一木、杨文海、李万、李平山、李东甫等人，都是在这些进步人士的掩护帮助下安全离开宁夏，返回边区的。事实说明，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宁夏地下党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宁夏工委最困难的阶段

抗战时期任宁夏工委组织委员的白玉光。

随着抗日活动的广泛开展，宁夏工委也引起了敌特机关的怀疑和监视，斗争尖锐复杂、工作逐渐难以开展。

1938年秋季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反共活动越来越明显，马鸿逵的特务机关加紧了对宁夏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宣传活动的监视和破坏活动。1938年夏，袁金章冒着生命危险，把国民党中央关于限制异党活动的反共文件，偷偷拿给李仰南看了，并说“看样子国民党马上要开始反共了”，告诫李仰南要多加注意。为此，李仰南曾去延安向边区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汇报过，因为当时还在国共合作时期，李仰南回宁夏后，未能十分警惕，仍然公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这年暑假，有一天李仰南在实验小学门前碰见了特务马子成。马子成是马鸿逵特务机关的便衣特务，曾一度混进我定边回民学校任管理员，认识李仰南、杨一木、何广宽、金三寿、孙芳山、苏文、肖子珍等人。马子成见李仰南后，邀请李仰南到他家去。李感到有问题，推说有急事要办就走了。之后，李仰南将马子成潜回银川的事很快通知了金三寿、马宗彪、杨一木、何广宽等人，接着李仰南带肖子珍和实验小学刚毕业的学生少战团员饶钰馗前往边区。这时李仰南感到自己在宁夏人中已很熟，容易暴露，不宜再长期待下去，就向边区党委要求调换他的工作。组织上同意，但需要选定适当的接替人，并把宁夏方面的工作很好安排之后方可离开。

这年暑假，杨一木、苏文、李万、李平山等人也先后回到边区。这时边区党委又派白玉光、杜林两人前来宁夏工作。白玉光是一位老同志，派他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宁夏工委的领导。杜林原是宁夏银川市人，1933年去兰州读书，1937年11月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介绍，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来宁夏之前是抗大四大队的一个区队长。9月份，杨一木、李仰南、白玉光等于返宁夏途中在定边开会，研究回宁路线等问题。会议由杨一木主持，李仰南介绍了宁夏方面的情况，然后决定了返宁的路线和人员分工。杨一木、李万、李平山一路，绕道鄂托克旗从石嘴山过黄河，仍回到黄渠桥、石嘴山宝丰学校；李仰南和白玉光一路，去银川，由李仰南负责为白玉光安排住处和工作，但因白玉光生病，暂留定边，李仰南先回到掌政桥。苏文原在平罗小学工作，因怕暴露，决定不再去平罗，而和杜林一起经大水坑、罗山赴中宁，准备找张致和，另找工作做掩护，以加强中宁、中卫方面的地下工作。但是他们到中宁后，一时无处落脚，苏文又返回定边，杜林暂住在他的表兄马玉清家里。1939年春，他通过袁金章等人的关系去中卫县兴台寺小学当教师，同年秋回到银川在西门小学任教，不久又转到银川新城小学。

这些同志于1938年9月再次回到宁夏各地，继续开展工作。这时日本飞机正在轰炸银川，人心惶恐不安，各学校都先后停课，有的准备迁往外县。李仰南因被特务马子成发现，一直住在掌政桥，不敢轻易活动，与实验小学的杨文海和当时已调往宁夏中学的薛云亭也很少联系，工作已很难开展。地下党组织的主要活动据点之一是实验小学，这年放暑假后，六年级学生毕业，原来少战团的主要成员，有的送往边区，有的升学，有的就业，有的回家，只剩下原来四、五年级学生，力量也大为削弱。为了整顿少战团组织，总结以往工作，杨文海、薛云亭于1938年9月学校防空停课期间，带领原少战团的一些骨干成员（有的这时在宁夏中学、有的仍在实验小学）如李志纯、冒海天等，以补习功课和防空的名义，前往金贵乡小学暂住，一面总结工作，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在金贵乡住了一个月左右，于10月初返回银川。就在这时，敌人开始了搜捕杨文海同志的活动。

敌人对杨文海的监视活动，实际上早在1938年春就已开始。国民党办的中山小学有一批“党混子”，曾多次以去实验小学参观学习为名，翻看学生作文，向学生提问，侦察杨文海和其他进步教师的活动情况。宁夏《民国日报》的一名“记者”，还曾闯入杨文海的宿舍，翻检杨文海的书籍。1938年冬的一天，敌军警联合督察处的一个处长突然来到实验小学，借口来“看望”杨文海，进行实地侦察。但是他的阴谋被高立天、薛云亭识破了，推说杨文海有事外出，不在学校。他们把敌人支使走后，立即和杨文海商量对策，接着高立天把杨文海领到他侄儿家里藏起来，同时，薛云亭把一些相关书籍材料转移。当天晚上，敌人的宪兵和警察包围了实验小学，进行搜查，敌人扑空之后，又出动大批宪兵、警察和特务，全城戒严，进行搜查，凡是敌人认为与杨文海有关的人家都进行了搜查，声言要抓“大汉奸”侯振齐，整整闹了一个通宵。次日天明，杨文海在高立天、涂春林的掩护下出城，暂在掌政桥附近的杨茂林家里躲藏，然后由杨茂林帮助渡过黄河去边区，安全到达延安。

敌人搜捕杨文海同志的阴谋未能得逞，又把目标集中在薛云亭同志身上。这时薛云亭已去宁夏中学任教。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随同学校迁往银川以南的杨和堡和纳家户。不久，马匪特务到杨和堡、纳家户打听薛云亭的下落。这时，李仰南、杨文海都已离开，薛云亭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处境又很危险，就决定到边区去。1939年元旦的早晨，他带领少战团员李志纯由冰面过黄河，取道吴忠、惠安堡一带进入边区。到定边时，碰到了刚从黄渠桥去的杨一木同志。

杨一木同志也是被敌人发现后，被迫离开宁夏回边区的。1938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杨一木和李东甫（又名李振声，黄渠桥北校教师，地下党员）为给小学教师刘振彦送结婚礼品，两人一起去黄渠桥德润昌商店购买礼品。他们刚进店门，杨一木就发现特务马子成在店铺的里间屋里。杨一木当即拉着李东甫退出门外，告诉说里边有特务。他们回到学校后，绝大部分师生已放学回家，校园里冷冷清清，人很少。杨一木和李东甫坐在宿舍里一面闲谈，一面警惕地注视周围动静。大约到十一点钟突然听见校园里有人跑动。李东甫出去观察了一会进屋说：“刚才有十多人从外面跑进学校，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杨一木以为是敌人来了，立即和李东甫一起从学校后墙跳出去，前往距黄渠桥二十华里的郭英教家里。郭英教当时也在黄渠桥北校教书，是新发展的党员，杨一木把碰见特务马子成的情况向郭讲了，当晚就住在郭英教家里。第二天早晨郭英教回学校去探听情况，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经询问，头天晚上从外边跑进学校的那些人是本校的住校学生。于是，郭又派人去通知杨一木，要他们回校，但是送信人刚走不久，敌军警联合督察处黄渠桥分处就派警察宪兵来到学校搜捕杨一木，敌人搜捕未获，就把郭英教看守起来，并强迫他领路前往他家和校长雍明非家搜查。路上，郭英教怕把杨一木、李东甫堵在自己家里，有意放慢速度。当敌人快接近郭英教家时，杨一木和李东甫已经从郭英教家出来，并发现了敌人，杨、李二人不能回校，便避开敌人向东走去，先到李东甫同志的一个亲戚家中，下午又去黄渠桥进步人士李冲和家里。因为敌人在郭英教家里搜查时，郭的父亲已去李冲和家把情况通知了李。李冲和把敌人搜捕的事告诉杨一木、李东甫，并说他家紧靠公路，敌人可能来搜查，不便长时间隐藏，设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李冲和一面让他们吃饭，换衣服化妆，一面派人去距贺兰山较近的熊根子家联系，准备把他们送往熊家。熊根子和李冲和事先联系好后，天已将黑，李冲和又派了一个可靠人，带领杨一木、李东甫前往熊家。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天，熊根子又把两人送往贺兰山里的小煤窑里躲藏。杨一木和李东甫商量，如此躲避不是长久之计，决定设法回边区去。他们在煤窑里住了一宿后，又回到熊家，然后经平罗、广武营前往青铜峡附近的邵岗堡，住在杨一木的一个同乡家里。等了八九天后，黄河开始封冻，他们找了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带路，从冰面过黄河，然后经惠安堡一带回到定边。

1938年底，杨一木、杨文海、薛云亭等人离宁去边区后，敌人继续对地下党的活动加紧监视和侦察，工作很难开展。李仰南、白玉光同志于1938年底来宁，暂住宋澄堡小学马云泽处，后去小坝小学任教，暂不公开活动，而以灰色面目出现，以便长期隐蔽。李仰南仍住掌政桥，但已无法开展活动，同其他党员联系也较少。地下党组织活动基本上陷于停止状态。

宁夏党组织遭敌破坏

1939年秋，李仰南再次回延安汇报工作。边区党委决定派崔景岳同志来宁夏，接替李仰南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同来的还有王博（又名王连成）。另外，1938年从宁夏去延安的一批青年如江生玉、王世同、姚怀廉、孟长友、杨森林等，这时已从抗大毕业，又被分别派回宁夏进行地下工作。李仰南在延安见崔景岳时，曾把宁夏地下党工作情况向崔作了简单介绍，两人约定到宁夏后在中宁县接头，再作具体交接工作。

1939年底，崔景岳和王博经西安、平凉来到宁夏中宁县城，李仰南仍从定边、盐池一带返回宁夏。李、崔在中宁接头后，李仰南、崔景岳又到银川等地交接工作，然后李仰南返回边区，王博暂住中宁街上一位老乡家里。

1939年低，从陕西省委派到宁夏任工委书记的崔景岳。

1940年元旦过后，崔景岳到小坝小学见白玉光，谈了关于恢复宁夏工委组织，继续开展地下活动的问题。之后，白玉光在中宁和江生玉一起找到了王博，并带王博到小坝小学。1940年春节过后，崔景岳做完各地联系工作后去小坝，和白玉光、王博一起开会，正式恢复了宁夏工委组织。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部长，王博任宣传部长，马云泽担任秘书。会上研究决定，工委主要进行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日寇已进到绥远西部，可能进攻宁夏，要组织力量，准备打游击；二是从抗大回宁夏的部分学生如江生玉、王世同等，已引起敌人的注意，要设法把公开宣传抗日和党的秘密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三是把部分业已暴露抗大学生身份的地下工作人员送回延安，并进一步发展秘密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会上决定由崔景岳执笔写报告向边区党委汇报。

当时，宁夏工委属下的党组织有：中宁支部，书记江生玉，党员有杨森林、安秉成、马××，工委分工由白玉光负责；宁夏中学支部（当时校址在金积县董府），书记武景惠，党员有霍纯锡、黄子华等，工委分工由王博负责；银川城里支部，书记杜琳，党员马明儒；黄渠桥支部郭英教；中卫支部，书记李××，党员安润泽；宋澄堡小学有马云泽、崔景岳。

抗战时期任宁夏工委秘书长的马云泽。

崔景岳在小坝开完会后，去中宁县白马小学关系人杨森林处，写好了给边区党委的报告，交给江生玉，要他把报告送往延安，并叮嘱说：“在半个月内就要动身，如果当时走不了，就把报告烧了。报告送到如能回来就把从中宁到定边的交通建立起来，这一路你熟悉，否则你就不要回来了。”（江生玉主动提出要求回边区去。）江生玉接报告后，回到他任教的恩和堡俞家桥小学，把报告夹在一个账本子里，锁在抽屉里，崔景岳也回宋澄堡去了。

1939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马鸿逵也随之搁下了“合作”的假面具，指使其特务机关，对我地下党组织开始了一系列侦察破坏活动。因为自“七七”事变以后，宁夏的抗日宣传活动主要由各学校带头进行，所以各学校教师成为马鸿逵特务机关的重点怀疑对象。首先，敌特机关同伪教育厅配合，对全省各中、小学教师进行了一次履历登记，并对从延安抗大回宁任教的教师进行秘密监视，还指示国民党中宁、中卫地区特派员张风池（张济美）对在中宁、中卫教书的抗大毕业生姚怀廉、王世同等进行拉拢策反工作。

1940年初，杜琳在银川新城小学当教师，马匪特务机关早已掌握他是抗大毕业生，就把他选定为主要突破对象。敌特机关调统室主任马孝贤和伪教育厅长洛美焕共同策划，将特务李郁华（马孝贤的助手）化名林子玉，由教育厅派往新城小学当实习教师，专门对杜琳进行侦察。李到新城小学后和杜琳、刘汉卿同住一个房间，诡称是流亡学生，主动与杜琳接近，言谈中经常说一些不满现实的话，伪装进步，以骗取杜琳的信任。杜琳无地下工作经验，警惕性不高，很快就上了敌人的圈套，暴露了自己。1940年4月上旬，杜琳因在银川西门小学发展的一名新党员马明儒去吴忠工作，准备把马明儒的组织关系介绍给崔景岳，他写信给宋澄堡小学的马云泽，约崔景岳于4月13日（星期六）晚上到他家来，有重要的事情相商。

1940年4月13日下午，崔景岳应约来到杜琳家里。杜琳于下午放学后，从新城回家，特务李郁华尾随而来。李到银川老城西门时，打电话告知特务头子马孝贤。马赶到西门外同李郁华见面，并策划了具体行动。杜琳回家后，崔景岳已到他家，崔和杜吃晚饭时，李郁华来了，邀杜琳去洗澡，杜说有事不能去，留李一起吃饭，并将崔景岳向李作了介绍，说崔（当时化名朱卓明）是他的朋友。饭后，李郁华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李郁华又同马孝贤一起到杜琳家，约杜琳去看戏，杜又未去。李、马二人走后，杜琳、崔景岳同去陈选民的书店找陈，陈不在店内，杜、崔返回后就睡了，晚上约11点，马孝贤、李郁华和伪军警联合督察处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领宪兵三十多人包围了杜宅，将崔景岳、杜琳一起逮捕，押往督察处。马孝贤、高中第首先审讯杜琳。杜开始没有承认什么，敌人就用刑，杜琳就承认自己是抗大毕业生，中共新党员，直接领导人是李仰南，崔景岳是李仰南给他介绍的。接着敌人又审讯崔景岳，问崔从哪里来，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崔说从南营（宋澄堡）马福儒（云泽）校长处来，去陈选民书店买书。当晚，敌人逮捕了陈选民。

第二天，敌人再次审讯杜琳，要他交出其他关系人，杜琳又供出了宁夏中学的武景惠、黄子华、霍纯锡，当天（4月14日），徐宝璋即带领宪兵去宋澄堡和董府，逮捕了马云泽、武景惠、霍纯锡、黄子华，4月15日又去中宁逮捕了江生玉、王世同、姚怀廉等，17日在同心海如小学逮捕了孟长友，因为张风池早已侦察出江、王、姚、孟都是抗大学生，这次被捕共11人。

江生玉刚被捕关进牢房时，崔景岳问他报告还在不在，江生玉说报告在，正准备走呢就被捕了。崔景岳要他不能把报告的事告诉敌人。一个多小时以后，敌人提审江生玉，刚一动刑江生玉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抗大学生。这时，敌人还不掌握我地下党组织的全部情况。十多天以后，江生玉贪生怕死，为了向敌人献媚，以图早日释放，主动向敌人交代了崔景岳是宁夏工委书记，供出了白玉光和王博同志，并将崔景岳向边区党委写的报告的存放地点告诉了敌人。敌人得知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派徐宝璋带人根据江生玉交代的线索，去中宁搜出了那份秘密报告，并于5月上旬逮捕了白玉光和王博同志，案情也由此扩大，敌人开始了大规模搜捕。在这之前，敌人曾派特务李郁华多次去黄渠桥侦察，认为黄渠桥北校是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据点。这次又派李郁华和徐宝璋、牟坤同带领宪兵到银北一带进行搜捕，先后在黄渠桥、平罗、宝丰、石嘴山逮捕了雍明非、杨天伟、童天斗、党连清、郭铎教、蒋春芳、马兴隆、叶松林、李如、雷润林、刘振彦、高立天、俞占熬、王振平、王福清、李高峰、冒海珠等17人。自此，宁夏地下党组织被敌人彻底破坏。

共产党人在狱中坚贞斗敌

敌人逮捕了这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后，采取威胁、利诱等卑劣手段，迫使被捕人员写“悔过书”，在反共宣言上签名。为了同敌人的阴谋进行斗争，崔景岳、白玉光、王博、马云泽、孟长友等五位同志组成狱中党支部，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许多同志团结起来，同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动摇自首分子也拒绝在敌人写的“反共宣言”上签字。如杜琳，开始时很动摇，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向敌人暴露了崔景岳、李仰南等人，后来在支部的争取帮助和其他同志团结斗争的影响下，又逐步坚强起来。有一天，特务头子马孝贤拿了写好的“反共宣言”到狱中来，要杜琳带头签字，被杜琳拒绝了。马孝贤毒计未成，就大发脾气，立即打电话给高中第说：“你快来，杜琳变了，他拒绝在宣言上签字，这是受了崔景岳的影响。”高中第赶到监狱后，杜琳仍不签字，高中第给杜琳砸上脚镣带下去，又把崔景岳也单独押起来，不准崔、杜见面。崔景岳、杜琳仍然不签字，马孝贤就向马鸿逵报告，说杜琳态度的改变是受了崔景岳的影响。于是，马鸿逵密令宪兵连长耿××立即杀害崔景岳。

特务李郁华一天晚上强迫孟长友同志填写“悔过书”，被孟长友严词拒绝。孟长友同志在监狱里斗争一直很坚决。特务头子马孝贤无可奈何，就连夜找高中第。这时高中第已睡觉，被从被窝里叫了起来。高中第问马孝贤：“孟长友，怎么样？”马说：“孟长友硬是不填表，今天还同李郁华顶撞起来了。”高中第让宪兵连夜把孟长友押到他屋里来，马孝贤又抢先问孟长友：“你为什么不填表？”孟长友义正词严地说：“我认为共产党好，没有悔过的必要。”气得马孝贤暴跳起来。高中弟也毫无办法，就又叫宪兵把孟长友押回牢房。马孝贤大喊大叫说：“不行，他太顽固了，我一定要解决他，不然，这填表的事就进行不下去了。”第二天，伪军法处长程福刚把此事报告了马鸿逵，马下令杀害孟长友。1941年4月17日夜，崔景岳和孟长友同志，还有当时被敌人从盐池县回六庄抓来的我回民工作团团长马文良同志一起，被敌人活埋于银川城隍庙，英勇就义。另外，有许多人在敌人的严刑折磨下身残至伤，甚至身亡。1946年，狱中同志为了团结斗争，共度患难，又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支部由白玉光、王博、马云泽、郭怀亮、马兴隆、曹松林等人组成，一直坚持到1949年解放。

抗战时期，宁夏工委部分党员。

宁夏地下党组织于1940年被敌特机关破坏后，上级党组织为了恢复党在宁夏的工作，又于1942年至1943年间，先后从重庆、兰州、西安等地派来了党员何志成、刘悲哀、陈硕夫、曹松林及进步分子姚益庭（后来入党）等人，由何志成同志负责筹建党的组织。但是，就在这些同志分别来宁摸索接头的时候，由于邮政局有人使用延安光华钞票被敌人发现后进行追查，有人一口将共产党员毛达咬定，以致案情扩大，敌特机关再次进行侦察搜捕，何志成、毛达、陈硕夫、刘裴、曹松林、姚益庭、凌蕃等同志全部被捕。1943年4月，何志成、刘裴、陈硕夫、毛达四人被敌人活埋于银川城隍庙，英勇就义。凌蕃被长期关押，酷刑之下，死于狱中。曹松林、姚益庭二人一直被关押到1949年解放。从此以后，宁夏地下党组织再未能在敌人统治区恢复建立。宁夏人民革命斗争遭受到严重挫折。

结　语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在提高宁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觉悟，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宁夏人民培养革命骨干力量，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中共宁夏工委的革命活动，虽然遭受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但也进一步暴露了马鸿逵反动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崔景岳、孟长友、马文良等烈士的英勇斗争事迹，至今仍激励和鼓舞着宁夏的广大人民群众。另外通过中共宁夏工委的工作，争取团结了一批民主人士和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把一批进步青年送往革命圣地延安，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并成为党同宁夏人民的重要联系桥梁，为宁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当然，宁夏工委也存在着对形势估计不足，对敌人警惕性不高，活动过于公开化，且又集中在城镇学校，没有认真在农村开展工作等缺点。

认真调查考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宁夏人民革命斗争，总结经验和教训，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宁夏地区的革命历史，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学习革命先烈们英勇斗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努力奋斗，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