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宁夏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中共宁夏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吴　昊　冯海英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和宁夏的形势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骤然逆转，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为了挽救革命，共产党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道路，对挽救党和革命产生了巨大作用。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

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1927年9月26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和军事运动决议案等九项议案。会议还指出党必须到军队中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兵变，并组建独立的革命武装。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派出大批中共党员前往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谢子长、高岗、贺晋年、牛化东等一批中共党员先后来到宁夏，进入驻宁夏的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从事秘密兵运活动。

1928年秋，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定都南京。10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冯玉祥的提案，将宁夏道和青海道从甘肃省划出，分别建立宁夏省和青海省。新建的宁夏省共领九县二旗，即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镇戎县、磴口县和阿拉善额鲁特旗、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全省总人口约为70万，总面积27.49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38％。而“额济纳、阿拉善两旗，虽在省之范围内，但一切管理行政之权，省府仍不得过问”。所以，宁夏省实际管辖范围仅为贺兰山以东9县，其土地面积为2.947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0.7％。11月1日，南京政府正式颁布命令，任命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为宁夏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1929年1月1日，宁夏省正式成立。今银川市为宁夏省政府所在地，时市名有贺兰市、宁夏市和云亭市等多种提议，其时尚未确定，俗称宁夏省城。

1929年4月12日，发动“河湟事变”的马仲英部，经贺兰山三关口直扑宁夏省城,当日下午进占宁朔县城。4月13日，马仲英部攻陷宁夏省城，省政府主席门致中逃往中卫，向国民革命军刘郁芬部求援，省政府秘书长赵雪田自焚身亡。刘郁芬惊闻马仲英部攻陷宁夏省城后，急令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率部赶赴宁夏追剿。5月上旬，吉鸿昌部由镇番（今甘肃民勤）经凉州（今武威）、古浪到达中卫县城，与门致中会合，22日在宁朔县附近的大坝与马仲英部展开激战，将马仲英部主力击溃，吉鸿昌部向宁夏省城推进。马仲英自知省城难以固守，遂纵火烧毁马福祥的驻地“将军第”，弃城向平罗、石嘴山一带逃走。

1929年5月24日，吉鸿昌率部进驻宁夏省城。当时，城内到处流传着马仲英弃城时散布的“吉鸿昌见回不留”“吉鸿昌来宁夏要杀尽回回”等谣言，企图蛊惑人心，胁迫更多的回民群众一同逃跑。吉鸿昌进驻宁夏省城后，立即发布安民告示，强调回汉民族团结，提出“本军所到之处，只分良莠，不问回汉”的口号，严令所部官兵，不准杀戮无辜的回民和骚扰百姓，尊重回族群众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不准干涉回民的宗教活动等，违者严惩。

1929年7月24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宁夏省主席，在宁夏省城举行了就职典礼。吉鸿昌出身贫苦，素以体恤部下、爱护百姓、作战勇敢著称。他上任后，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亲笔书写了“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需要”的座右铭。为了告诫和勉励部属，还把这段话题写在自己的相片上，分别赠送给他们，表明自己救国救民的政治态度。

吉鸿昌虽是一位军人，但深知官民隔阂、政民不通所造成的政治昏暗、官逼民反的历史教训。他曾风趣地对幕僚说：“我是耍赖才当上宁夏省主席。我这个赖，是赖着要给老百姓多做点事，才显出咱与他们有所区别。”为此，他以民众有事可以直接找省主席解决为内容，用宁夏省政府主席名义发了一个通告：“父老们，你们有困难事情吗？请到省府来，我一定想办法替你们解决！”并在城市及各乡镇张贴。自此，省政府门庭若市，找吉鸿昌反映情况、解决问题的民众很多。吉鸿昌不惮辛苦，一一接见，并派副官负责、书记笔录。对于问题和困难，当时能解决的当时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便指示有关部门调查核实，限期解决。据当时担任吉鸿昌警卫员的安正海回忆说：“警卫员们见吉鸿昌主席整日接待来访群众，疲惫不堪，曾几次将来访者挡驾回去。事后被吉主席知道，将他们几个人狠狠尅了一顿。”

吉鸿昌深知军阀、土匪坑害民众，吏治黑暗之害。在主政宁夏期间，他组织了“吏治考察团”，分赴各县考察，力求为民兴利革弊。还主持发行了宁夏历史上第一份铅印报《宁夏醒报》。该报为四开印张，报上辟有“读者来信”专栏，欢迎各界人士对地方行政工作加以评论，提出建议和批评，以监督政府工作。

吉鸿昌重视解决民生的基本问题，为促进农业生产，下令全省境内驻军以骡马为民间代耕代种，或借给百姓耕种，派出部队帮助修路造桥，以利商旅。秋收农忙时节，派出部队，帮助农民收割庄稼，自己还亲自带领警卫队，到宁夏省城北塔附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当农民群众端来饭菜慰问吉主席时，吉鸿昌哈哈大笑说：“我是自愿来的，又不是你们叫来的‘麦客子’，还要管饭吗？”对此，农民群众纷纷赞扬道：“省主席给农民收麦子，我们还没见过。”“吉鸿昌的军队真是铁军。”

是年秋，为了消除回民疑虑，促进民族团结，吉鸿昌在宁夏省城召开全省回民代表会议，邀请马进西、马震武等有声望的回民宗教上层人士以及阿訇、各方回民代表100余人出席，其他方面的地方各界知名人士也参加了会议，共商民族团结、安定社会和治理宁夏大计。吉鸿昌经常微服外出，深入到回民家中做客访问。有时，他还头戴回民小白帽，出入清真寺，与阿訇和回民群众促膝长谈，交朋友。由于吉鸿昌热爱人民，重视民族团结，且能身体力行，所领导的部队纪律严明，不侵犯群众利益，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回民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吉回回”。

吉鸿昌在任期间，指示省建设厅编制垦荒计划，改良农业，开发矿产，发展工交运输业，振兴教育，创办《宁夏质量报》。他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提出“反对内战安定民生、实行兵工政策开发大西北、枪口绝不对内”的三项主张，并把这三项主张印在自己的名片背面。10月中旬，冯玉祥、阎锡山合谋倒蒋，中原大战在即，冯玉祥电令吉鸿昌率部迅速开赴河南。吉鸿昌开发大西北、建设宁夏的大志未酬而怅然离宁。

吉鸿昌率部离开宁夏后，宁夏政局一片混乱。吉鸿昌临行前，指定宁夏省民政厅厅长马福寿代理省政府主席职权，而马福寿手中没有军队，故又调驻扎在平罗、姚伏堡、立岗堡一带的苏雨生部骑兵师进驻宁夏省城，任城防司令。进驻宁夏省城后，苏雨生俨然以省主席自居，把持省政，飞扬跋扈。早在马仲英离宁后，余部由其族侄马谦代管，后分裂为几股人马分驻在中卫、灵武、金积各地，他们对苏雨生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几乎酿成战祸。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革命军总部于1929年11月9日电令马鸿宾带一团精兵迅速开赴宁夏，负责维持后方秩序，兼代理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1月，冯玉祥正式委任马鸿宾为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宾到任后，收编、遣散了马仲英余部，并要求冯玉祥调苏雨生部去陕西。之后，宁夏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当时，驻甘宁两省境内的杂牌军各不隶属，相互矛盾，都在扩充势力，笼络学生，争夺地盘，形成了大小地方实力派割据的局面。中共宁夏党组织就是在上述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开展工作。虽然处境艰难，屡遭挫折，时断时续，然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银川兵运工作

1929年10月，吉鸿昌部赴河南后，为了稳住后方，冯玉祥任命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驻扎在宁夏平罗、姚伏堡和立岗堡一带。苏雨生为了控制宁夏，借机大肆扩军，收编了陕北的地方武装谷连舫、石英秀（石子俊）、王子元各部。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制定了“打进去、站稳脚，爬上去、拉出来”的方针，指示中共党员谢子长、刘志丹组织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打入苏雨生部队，进行兵运工作，争取建立革命武装。谢子长、刘志丹、张东皎等人在陕北从事兵运工作时，曾与这些部队有过联系。同年底，谢子长、刘志丹、张东皎3人由陕北来到盐池县城，会见王子元，商谈派人加入苏雨生部问题。刘志丹与王子元是同学，又是“把兄弟”，王子元知道谢子长、刘志丹是共产党员。谢子长、刘志丹要求王子元掩护去苏雨生部的共产党员，王子元要求谢子长、刘志丹支持他当头。双方达成默契后，即将张东皎安排在王子元的十五团，以少校团副的身份在王子元部工作，谢子长、刘志丹又返回陕北，组织人员派往王子元部。

1929年10月来宁夏从事兵运活动的刘志丹。

大革命时期来宁夏从事革命活动的牛化东。

1930年初，中共陕北特委派谢子长、刘志丹、张东皎、高岗、张秀山、杜鸿范、牛化东、贺晋年、姜耀、李树林等100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被任命为石子俊旅副旅长，刘志丹在第十六团张廷芝部任副团长，其他中共党员在苏雨生部也担任了职务。根据谢子长、刘志丹的指示，张东皎等人将从陕北来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学兵大队，张东皎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学兵队驻姚伏堡、立岗堡，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干部，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培养骨干力量。在组建学兵队的同时，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直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后又设立军委，姜耀任书记。中共特别支部共有党员30余名，下辖4个支部，即学兵支部、八旅两个支部、九旅支部。特别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开展兵运工作，等待时机，发动兵暴，争取建立党的武装。特别支部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当时，军阀部队里士兵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学兵队里政治文化生活很活跃，经常召开学习会、辩论会，上政治课，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讲马列主义原理，唱少年先锋队歌。学兵队里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为了配合政治宣传，大家还编了许多诗歌、快板等，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揭露反动军阀混战不休、土匪猖獗、兵匪不分、人民遭受巨大苦难的情景。其中一首写道：甘肃封建割据，股头统治人民，搜刮剥削，苛捐杂税。官兵变土匪，土匪变官兵，民不聊生，十室九空。还有一首诗道：宁夏出发打固原，固原退回打宁安（今中宁县城），石子俊要上罗山。上了罗山回头看，看见八旅没法管，起阴谋解决三团（打八旅收编三团）。固原死了姚团副，宁安死了韩参谋，士兵们死得真苦。队伍到了下马关，穿衣吃饭真困难，派代表四处躜赶（陕北土话“找门路”）。

在部队驻地，学兵队还经常表演新内容的戏剧节目，对驻地老百姓和士兵进行宣传，对平罗、姚伏堡、立岗堡一带的群众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1930年5月，应马鸿宾请求，冯玉祥令苏雨生部开赴平凉接防，部队行到固原时，受到甘肃军阀黄得贵部阻击，损失惨重。苏雨生将部队撤回宁安堡时，又遭到马鸿宾部冶成章旅的包围攻击，处境十分困难（其情形如上面第二首诗歌所言）。这时，石子俊、王子元、陈国宾、曹又参等人商议决定，将部队带往陇东驿马关，投靠甘肃省代理主席王祯，后被编为驻兰州的雷中田部第八师第三旅，驻防甘肃靖远。在该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及其党员亦随部队离宁赴甘。苏雨生率余部到陕西去投靠了杨虎城。

中共北方局派杜润滋来银川建立党组织

1930年5月，中共北方局（顺直省委代）派原中共北平市委领导成员、组织部长杜润滋来宁夏省城开辟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来到宁夏省城后，杜润滋利用他和宁夏中学（原五中）教务主任杜立亭（杜承业）的同乡、同学关系，以在宁夏中学任教为掩护开展工作。由于当时陕北党的工作归中共顺直省委领导，杜润滋来宁途经陕北时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此时，恰巧宁夏中学英文教师黄执中回米脂接家眷，并受宁夏中学校长徐宗孺之托，顺便为该校聘请教师。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这个机会，派中共党员赵子元、马汉文、高锦尚来宁夏中学任教，并协助杜润滋工作。

1930年10月初，原在河南开封一中任教的中共党员邬逸民、刘梅村，进步青年何高民等人因党组织遭破坏，转至郑州。当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郑州户籍稽查很严，遂转由北平来到宁夏省城。何高民通过其亲戚宁夏省财政厅厅长扈天魁的关系，在省财政厅谋得职员一职，并安排邬逸民在宁夏中学任教，刘梅村在宁夏师范（原八师）附小任教。不久，邬逸民、刘梅村便与杜润滋接上了组织关系。杜润滋、邬逸民、刘梅村、赵子元、马汉文等5名中共党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以宁夏中学为活动基地，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杜润滋为负责人。党组织一经成立，就积极组织和领导银川地区的革命斗争，很快使一度停顿的党的工作得到恢复，相继发动、领导了宁中学潮、未遂的宁夏小南门兵变和宁安堡护路队兵暴。

宁中学潮和“鸡头会”暴动

1930年春，马鸿宾代理宁夏省政府主席后，唯恐宁夏中学搞赤化教育，极力向学校安插国民党右派势力。宁夏中学校长徐宗孺是马鸿宾的好友，在宁夏教育界工作多年，有较高的声望，但思想守旧，要求学生循规蹈矩，走读书做官的老路，有一部分师生追随其后，在学校形成一股保守势力。

1930年，在宁夏从事革命活动的梁大均。

当时，宁夏中学是省内最高学府，校内的很多师生都曾经受过革命的影响和教育，面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他们忧国忧民，对黑暗的现实强烈不满，对徐宗孺在校内推行的封建教育也非常不满。杜立亭等一些外来教师，文化程度高，思想进步，见多识广，经常联系实际，宣传民主爱国思想，受到大部分进步学生的拥护。这样，在学校就形成进步与保守两种思想的对立。

1930年，在宁夏组织武装兵变的李天才。

杜润滋、邬逸民、马汉文、赵子元等中共党员，在教学中经常联系实际，抨击时弊，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很快受到进步学生的好评。杜润滋在学校担任伦理课教学，他不仅教学水平高，而且善于联系进步教师和学生，经常深入到学生中交谈，很快掌握了学生的思想情况，一批进步学生如孙殿才、梁大均、李天才、李振邦、李广林、潘钟林、征克非、张琪等，很快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秋季开学，学校因发放助学金不公，引起部分学生强烈不满。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学生杨生连等人带头，多次质问宁夏县长刘瑞甫和校长徐宗孺，校方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将带头“闹事”的学生杨生连、梁大均、张韶翎等人以“违反校规”“犯上作乱”之名，挂牌开除学籍。杨生连不服，气愤地砸了牌子。以郝文元为首的一部分学生，对进步教师和学生的言行处处监视，向校方告密，进步学生对此十分愤恨，积怨很深。这次更因思想分歧，由争执辩论而发展为斗殴，学校师生中原已形成的两派很快对立起来。

面对这种局面，杜润滋等人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团结进步力量打击落后势力的良好契机。借此，发动进步学生，公开揭露校方发放助学金不公、袒护落后学生的行径，并由孙殿才、梁大均、李天才等联络进步学生，公开提出“驱逐绅士徐宗孺”“拥护杜立亭当校长”的口号。这个口号得到了大部分师生的支持和响应，最后导致了罢课、闹学潮。

宁中学潮使宁夏当局十分震惊，他们派军警包围了学校，按照校方提供的名单，军警抓捕了十几名进步学生。军警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师生强烈的愤怒，为了争取斗争的胜利，营救被捕学生，杜润滋、邬逸民等中共党员和杜立亭等进步教师联合起来，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军警逮捕学生的行径，并串联被捕学生的家长，鼓动他们加入斗争行列。学潮轰动了宁夏省城，社会舆论和学生家长都站在要求公正、民主、进步的学生一边，谴责当局镇压无辜学生，呼吁释放被捕学生，要求当局接受学生的合理要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当局被迫免去徐宗孺的校长职务，委任杜立亭为宁夏中学校长，释放了被捕学生。但是，仍然坚持开除杨生连、张韶翎、梁大均等人的学籍。这次学潮斗争，打击了落后势力，保护了新生力量，使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了进步教师手中，为中共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0年9月，马仲英趁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从山东泰安马鸿逵处重返宁夏，企图重整旧部，东山再起。马鸿宾派人暗中监视，唯恐放虎归山，便授予马仲英教导大队长头衔，将其笼络在宁夏省城。马仲英以打球为名，经常到宁夏中学活动，拉拢青年学生，经教导大队参谋高锦尚（中共党员，宁夏中学语文教师）的介绍，马仲英和杜立亭、杜润滋建立了联系。杜润滋决定借马仲英之力，建立一支党组织控制的革命武装，于是动员梁大均、杨生连、张韶翎串联20余名青年学生，参加了马仲英的教导大队。同时，派李天才到中卫联络青年学生和马仲英旧部马谦（原系马仲英的副司令，被吉鸿昌收编）的部分驻军，随马仲英起事，推翻马氏家族在宁夏的统治。

1930年11月，马鸿宾发觉马仲英和宁夏中学师生结合，准备“谋叛”的举动，即欲惩治马仲英。马仲英遂将教导大队拉出宁夏省城直奔中卫县，与马谦旧部及李天才发动的青年学生共1000余人汇合，逃离马鸿宾控制区，前往甘州（今甘肃张掖），自称陕甘宁青联军总司令。李天才、梁大均等人也随队前往。1931年春，马仲英同马步芳为争夺河西走廊大战后在酒泉失利，去了新疆，梁大均、李天才等相继回到宁夏。

宁中学潮及杜润滋、杜立亭与马仲英的接触，引起了马鸿宾的怀疑，开始加强对宁夏中学进步师生的监视。11月20日，宁夏省党部拆查陕北安边小学教师王鼎三给杜润滋的来信，发现其中有“现在社会黑暗，当用朱毛革命精神，快刀斩乱麻之手段从事一切，请兄努力”等言词，并从杜润滋的住处查抄出《唯物史观之社会进化史讲义》等多种进步书籍；还通过邮局查出《青年》《海光报》《国际月刊》等进步刊物在宁夏中学和师范学生中流传，便以“共产党嫌疑”罪名将杜润滋、杜立亭逮捕。1931年初，宁夏省教育厅主任党灏生到宁夏中学宣读马鸿宾主席的驱逐令，令邬逸民、赵子元、马汉文、刘梅村、黄执中等人即日整装他往。后经人说情，黄执中、刘梅村留校任教，邬逸民、赵子元、马汉文相继离开宁夏省城。尽管中共党组织领导人被捕，部分中共党员被驱逐出境，但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杜润滋在狱中因身份尚未暴露，又加时任监狱科长王永昌的帮助，仍同外界保持联系，继续领导进步力量进行斗争。

未遂的小南门兵变和宁安堡护路队兵暴发生在1931年4月，梁大均、李天才借此脱离马仲英部，相继回到宁夏省城，设法与狱中的杜润滋取得联系，不断将外面的情况向杜润滋汇报。杜润滋与他们共同分析了全国和宁夏省城的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形势已由低潮转入高潮，各地相继发生暴动，党所领导的根据地也在不断扩大。宁夏省城青年学生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马氏家族盘踞甘宁两省，欺压人民，不得人心。杜润滋对他们说：“当前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抓枪杆子，掌握地方武装，等待时机，组织兵变，参加陕甘红军，建立红色政权。”杜润滋秘密发展李天才为中共党员，指示李天才回中宁县宁安堡到地方部队参军，待机策动兵变；指示梁大均等人做马鸿宾部队和其他杂牌军的工作，待机策动兵变。

但是，由于苏、高进军宁夏意识模糊，无统一军事计划，又各有私心，行动不协调。马福寿采取了政治分化的手段，使高广仁失去警惕，误中马福寿缓兵离间之计。马福寿在宁夏省城设“鸿门宴”，将高广仁部连以上军官全部诱杀，部队被缴械收编；而苏雨生则迟疑不决，贻误战机。高广仁被杀后，苏雨生深感势单力薄，遂将部队退至蒙区，进攻宁夏计划遂告失败。

1931年8月25日，原冯玉祥部下雷中田在兰州扣押了马鸿宾，史称“雷马事变”。事变发生后，马鸿宾驻宁夏部队开往兰州救援，途中获悉苏雨生、高广仁为配合雷中田反马率部进军宁夏，又返宁夏城。由于陕甘宁的新军阀与冯玉祥联合起来争夺宁夏地盘，而马氏家族兵力不足，防务空虚，杜润滋认为此时起义时机成熟，便指示李天才、梁大均等人聚集宁夏省城，秘密组织力量，分头做当地驻军的策反工作，联络反马地方武装，准备发动兵变。

1931年9月，在宁夏省城，梁大均等人首先联络了原宁夏中学闹过学潮的李广成、李振邦、张琪、杜学义等同学议事，研究兵变具体事宜。后来，他们又联络了马鸿宾部修械所的赵炮匠和马鸿宾部驻宁夏省城东郊掌政桥的骑兵连以及驻扎在宁夏省城小南门的步兵排。同时，还在宁北、宁南联络地方武装和失意军人密议共同起事，袭击宁夏省城。其计划为：骑兵连首先起事，与小南门步兵排配合，攻打警察局和城防司令部，各地驻军起来响应。他们将队伍定名为“抗日救国西北军”，以杜润滋为司令，并拟定了各县负责人的官职，刻制了印章、委任状，计划于1931年12月23日在省城小南门举行兵变。

1931年，邬逸民与宁夏中学部分师生乘木船渡黄河。同时，李天才回到中宁县宁安堡后，按照杜润滋的指示，积极策动护路队兵暴。李天才做通了原枣园护路队队长孙天才和恩和护路队队长张自箴的工作。张自箴帮助李天才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安排宁安堡南门洋行马鸿宾部特务营四连里应外合。随后，张自箴借口去天津治病，脱离马鸿宾部，到平凉陈圭璋部任第九旅旅长，在甘肃环县一带策应宁安堡兵暴。孙天才的护路队被马鸿宾部收编为特务营四连，驻扎在宁安关帝庙，计划在南门洋行兵变后与带出来的部队会合。在确定了兵暴的计划后，李天才回到宁夏省城，向狱中的杜润滋作了汇报。

12月22日夜二更时分，李天才带领中宁县恩和、鸣沙、长滩等处壮勇100余人踏营（袭击），摸进宁安堡南洋行，冲向马鸿宾部特务营一、二连连部，欲夺取枪支，发动兵变。由于踏营时间搞错，提前了一天，内应人员误开枪阻击，踏营人员遇挫，勇士李绪娃被打死。驻关帝庙的孙天才这晚也未准备接应，队伍没有拉出来。结果起义队伍失去控制，纷纷退出南洋行，兵变失败。李天才被捕，被押往宁夏省城监狱。在监狱中，李天才遭受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其他身份暴露的踏营人员，由特务营文书孙进朝带往甘肃环县，参加了张自箴部。

护路队兵暴失败后，梁大均等人决定在宁夏省城提前发动兵变。由于宁夏中学学生缺乏严密的组织，起事日期泄露，致使敌人早有准备，日夜防范。当梁大均派李振邦等人到掌政桥联系部队起事、提取埋藏的枪支弹药时，骑兵连已被解除武装，人员被看管起来，埋藏的枪支弹药也被敌人挖走，李振邦等人被捕。此时，宁夏省城城门紧闭，军警荷枪实弹，参加兵变的骨干分子李玉柱、余大河、王子仁、赵炮匠、梁绍武、石贵川等被捕入狱。梁大均、杜学义从小南门逃出后，到甘肃环县寻找中共党组织，参加了环县游击队。小南门兵变遂告失败。

1932年初，马鸿宾在兰州获释，回到宁夏省城自任省主席。马鸿宾为了维持局面，笼络人心，遂吸取雷马事变的教训，起用了地方人士，实行所谓的仁政。此时，李天才经亲属及军政要人保释出狱，回到家乡枣园堡任教。4月，经杜斌丞等人营救，杜润滋获释出狱，离开宁夏去兰州，路过枣园堡李天才家时，约李天才同去兰州。5月30日，杜润滋与谢子长等在甘肃靖远发动了水泉兵暴，打起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

中共陕北特委派张德生来银川建立党组织

1931年和1934年间多次来宁夏和固原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张德生，后任陕西省委书记。

1931年2月，经中共陕北特委同意，张德生赴宁夏省城找杜润滋并在宁夏开展党的工作。他绕道内蒙古伊克昭盟（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辗转于4月到达宁夏省城。这时，杜润滋尚在狱中，在监狱科长王永昌的帮助下，张德生到狱中和杜润滋会面，说明来意。杜润滋介绍张德生与担任宁师附小教员兼宁夏《民国日报》编辑的中共党员刘梅村建立了联系。此后，张德生、刘梅村等人利用杜润滋原在宁夏中学的工作基础，继续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9月，张德生在宁夏县党部赈灾委员会找到一份录事的工作。两个月后，杜润滋通过关系又为张德生谋得“巡视中卫县民团工作”的差事，实际上是派张德生约李天才，去靖远联系李罕言、张东皎，到兰州会见杜斌丞，进行联络，寻找关系，策动兵变。张德生到枣园堡未见到李天才（因组织宁安堡护路队兵暴失败被捕），便转道去甘肃靖远，与在国民党王子元部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李罕言、张东皎等人取得联系。后又与他们二人去兰州，同给杜斌丞做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邬逸民取得联系，并会见了杜斌丞。当时，正值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王子元部组织兵变，然后北上占领宁夏。张德生、李罕言、张东皎、邬逸民在兰州秘密召开会议，研究了党在宁夏的工作。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精神，会议决定张德生继续回宁夏省城开展兵运工作，并联络陕北地方武装张廷芝部，配合王子元部攻取宁夏。1932年2月，张德生返回宁夏省城，向狱中的杜润滋和宁夏师范附小教师刘梅村通报了兰州会议情况，并与刘梅村发展宁夏省财政厅科长何高民为中共党员，然后又去陕北安边做张廷芝的工作，拟动员其配合靖远兵变后组建的红军游击队攻取宁夏。张德生到陕北安边后，与在张廷芝部的中共党员高宜之取得联系，并谋得在安边高小任教的临时职业。后经安边高小教师、女中共党员李慧春介绍，张德生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安边工作的梁干臣接上了组织关系。

5月，张德生联络张廷芝部之事未成，经中共陕北特委同意，与梁干臣一起返回宁夏省城。根据中共宁夏党组织已基本解体的状况，经中共陕北特委同意，张德生、梁干臣、刘梅村、何高民等7名中共党员，再次组织成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张德生任书记。8月，张德生接上级党组织指示赴兰州。梁干臣因在报上发表《山慈菇》一文，内有描写洪湖地区人民支持革命等言词，被宁夏当局以宣传赤色思想为由逮捕入狱。不久，何高民通过宁夏省财政厅厅长扈天魁出面说情，梁干臣获释，后去兰州。由于梁干臣被捕一事的牵连，刘梅村、何高民身份暴露，处境危急，也被迫离开宁夏省城，回河南安阳。中共宁夏特别支部遂解体。

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宁夏特别支部

1932年8月，蒋介石为了表彰马鸿逵在中原大战前叛冯投蒋的功绩，再次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1933年3月1日，马鸿逵率新的省政府委员宣誓就职。自此，西北地区的控制权从冯玉祥手中转到了蒋介石手中。

1933年8月，绥远省中共临河县委遭敌破坏，县委决定派中共党员房鲁泉（化名赵子明）来宁夏开展工作。同年秋，赵子明从磴口县渡口堂出发，经石嘴山、平罗辗转来到宁夏省城，暂住旅店，在《大公报》分馆（位于今银川新华街步行街内）看报过程中经朋友介绍，结识了报馆的刘梦仙。刘梦仙对赵子明生活尚无着落深表同情，便叫赵子明暂住馆内。为了掩护工作，解决生活问题，赵子明利用自己懂点医术的特长，经警察局考试，领到了行医执照，在柳树巷南端（今银川新华街步行街）本立成商店租了一间房子，挂牌行医，并将家眷由临河接至宁夏省城。

1934年1月，孙殿英部攻打宁夏，马鸿逵部队里伤兵很多，缺少医生，赵子明被马鸿逵部队强行征到医院工作，并委任为上尉医官。在工作中，赵子明结识了常来医院接送伤病员的马英才旅上尉副官雷鼎三。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两人结为朋友，无话不说。雷鼎三告诉赵子明，他仰慕共产党，一直在寻找党组织并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赵子明介绍，雷鼎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另有一个进步青年尹有年，原为北平大学学生，因对时局不满，弃学到宁夏省城，在宁夏电报局工作，也经常到《大公报》分馆看报，与赵子明相识，后来也被赵子明发展为中共党员，派往甘肃武威《大公报》分销店工作，以此为掩护，接触青年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党的工作。尹有年在那里工作很有成效，日后成长为武威地区中共党组织负责人。

1934年，在宁夏担任工委书记的王森。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赵子明在宁夏省城站住了脚，便设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写信向原中共临河县委书记王森汇报了宁夏省城的情况。他在信中暗示：“这里生意很好做，用不了很多资本，就可以发财致富……”王森在北平向中共绥远特委负责人刘仁汇报了赵子明在宁夏省城的工作情况，并提出迅速派人去协助工作的要求。刘仁向中共北方局汇报后，决定派王森到宁夏省城与赵子明一起开展工作。刘仁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要求王森到宁夏上级党组织派人，在省城先成立一个特别支部，待有发展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考虑组织形式。8月，王森（化名谷景邨）拟赴宁夏省城，党组织又调在河套兵变中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李德铭、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通缉的李清华（化名李云清），加强宁夏省城的工作。进步青年张春生等人一同前往工作。

9月，王森一行4人从包头乘船到达宁夏省城，由赵子明事先办好入城证，将他们接入城内。当晚，王森、赵子明、李清华、李德铭等人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工作和生活问题。根据赵子明的工作情况，依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王森任书记，赵子明任组织委员，李德铭任宣传委员，雷鼎三任兵运委员，李清华任秘书。会上还决定，李德铭去兰州开展工作，张春生去武威协助尹有年工作。王森和李清华已有多年的恋爱关系，此时便组成家庭，住在城内西府井（今新华西街展览馆路北），作为特支机关驻地。特别支部成立后，确定以兵运和农运工作为重点。为了开展弃医务农，在宁夏省城东门外蝗虫庙附近租了五亩地种菜。这样既可解决经费问题，又能结交农民群众。雷鼎三从他所在的马英才旅入手，争取年内建立党的组织。不久，赵子明通过关系，几经周折，为李清华找到了在宁夏省盐务局长马继德家当家庭教师的职业。王森当时身体很瘦，有人说他有肺病，便索性称病在家，以便开展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特别支部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赵子明在城郊同一些农民建立了联系，雷鼎三在部队中培养了两名中、下士班长。特支还在邮政工人和面粉厂工人中找到了开展工作的方法，在中小学教师中培养了发展对象，在宁夏省城贫民中发展了中共党员。李清华的英文很好，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和赏识。同时，也通过职业接触到了一些中上层人士，得到了党组织所需要的情报。不久，特别支部将工作情况以密信形式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1935年5月，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得知李清华在宁夏省城的消息，电告马鸿逵抓捕李清华及有关人员。一天下午，马鸿逵宪兵队到李清华住处抓人，当时正好有两位小学教师（一男一女）相偕来李清华家串门。李清华不在家，王森陪他们谈话。突然响起一阵急骤的敲门声，王森急忙去开门，刚拉开半扇门，6名宪兵闯进院里，厉声问道：“谷景邨、李云清在哪个屋？”这时王森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指指他的住处，敌宪兵一窝蜂似的扑去，把屋里一男一女当成要抓的人，大声喊道：“举起手来！”王森见门外没有岗哨，迅速出门去迎李清华，但走了一路也没有看到。王森马上赶往赵子明家，但赵没在家。王森在赵家门前遇见院邻钟老头，得知钟老头的儿子钟育桐也被宪兵抓走了。王森一想，钟老头的儿子只不过与赵子明常有来往都被抓了，赵子明岂能无事，便匆匆离去。又去找挑担卖水果的中共党员宋年喜。这时，老宋已听到街上流传抓共产党的传言，便从炕角取出一套破烂衣裤，让王森换上，又用手掌在地下擦擦，在王森额上抹了一把，让王森躺下，说：“有人来时，你就装病哼哼，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就说叫刘德贵，是做小生意的。”说完，老宋锁上门，出去打探消息。王森在老宋家住了两天，老宋每晚向他报告外边的情况。外面谣言很多，宪兵队还在继续抓人。第三天，王森又到西门外农民老王家躲避。在老王家住了一个星期，老宋带来消息，说敌人已经逮捕了赵子明、李清华、雷鼎三及《大公报》分馆的刘梦仙，现正在悬赏捉拿谷景邨。情况危急，王森在老宋的帮助下，离开宁夏省城到包头寻找上级党组织。原来，当天午夜敌宪兵到城东郊菜园逮捕赵子明，一进门就让赵子明交出武器，赵子明说：“种菜人只有锄头、镰刀，那就是我的武器。”敌宪兵认为赵子明在开玩笑，便把赵打得满脸是血，又逼赵交出文件，结果一无所获，只搜到一本鲁迅的《南腔北调集》，遂将赵子明五花大绑押往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赵子明很快得知雷鼎三等人被抓、王森脱险的情况。在大逮捕的第二天夜里，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叶森、国民党宁夏省特派员王含章和军法处组成合审组，提审赵子明。在审讯中，敌人要赵子明交出“共党”谷景邨。赵子明说“我租地种菜，谷景邨借给我了点资本。我和他只是一面之交，他干的是什么党我不知道。”敌人又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为什么不当医生去种菜？”赵子明知道敌人并不掌握自己的真实情况，便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拖家带口，生活无着，种菜比当医生挣钱多。”敌人又问：“你一个种菜的为什么还看《南腔北调集》？”赵子明回答道：“《南腔北调集》是从上海通过政府的邮局寄来的，经过了政府的检查。政府从来没有告诉人民它是禁书，更没有规定种菜人不能看。”敌人恼羞成怒，喊叫着给赵子明用刑压杠子，打得他昏死过去，再用冷水浇醒，接着继续审问。最后，敌人问不出什么口供，就往赵子明嘴里、鼻子里灌煤油，灌得他浑身起泡，泡烂后散发出来的都是煤油气味。赵子明被折磨得不省人事，敌人只好命士兵用门板把他抬回看守所。一天深夜，马鸿逵亲自审讯赵子明，要他交代与雷鼎三的关系。赵子明只承认在给伤员看病中认识雷鼎三，是一般关系。马鸿逵没审出什么，就说：“你们共产党只要不来我这里活动，我是不管的。”由于敌人没有掌握赵子明的任何证据，欲杀不能，便继续关押。

李清华是在当天回家的路上被宪兵抓捕的。敌人对他几次审讯，因无任何证据，于12月由宁夏盐务局长马继德保释出狱。赵子明也由本立成商号经理董钟川联合天宝金店等几家商号经理保释出狱，但敌人不许赵子明、李清华离开宁夏省城，要求随传随到。

在此期间，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宁夏处理磴口、阿拉善旗划界问题。随同前来的有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郭锡山（河北省定县人，曾留学法国，是雷鼎三的好友），听说雷鼎三在狱中，便去看望。雷鼎三把赵子明的情况告诉了郭锡山，要求设法帮助。几天后，郭锡山到赵子明家，从皮包内取出一张空白委任状，写上“今委任赵子明为本馆驻兰州特派记者”，交给赵子明，并附上一张电报付费证。赵子明便携带家眷，骑着骆驼，越过腾格里沙漠，于1936年2月到达兰州，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雷鼎三由马英才保释出狱。

1936年6月，红军西征抵达宁夏东南部的盐池、豫旺（今同心）等县，马鸿逵惊恐万分，下令清查户口，逮捕关押所谓的可疑分子，雷鼎三、李清华再次被捕，直到1937年3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武装押送到包头释放。李清华辗转到了浙江金华，雷鼎三到了延安。

党在宁夏建立的组织又遭解体。这一时期，党在银川地区的革命活动，虽然时间短，规模小，而且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相继失败。但是它在十分险恶的环境里，不畏艰险，坚持斗争，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表现出不屈不挠和艰苦探索的革命精神。革命力量虽然十分薄弱，却顽强地存在着，不断地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锻炼和培养着党的骨干分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在银川地区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