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与东盟建立互信及其反思

中国如何与东盟建立互信及其反思_中国学·第1辑

中国如何与东盟建立互信及其反思

叶淑兰

摘要：

近年来，中国努力与东盟建构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东盟对中国的认知开始逐渐改变，更为正面。然而，东盟仍然对中国的地区意图不肯定，视中国为一个重大“关切”。在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中，东盟某些产业处于劣势，如果中国可以继续给予东盟国家更多优惠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将是中国显示其是负责任大国的有效途径。面对东盟对中国的担忧与怀疑，我们需要更多接纳他们，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增进双方的互信。

关键词：

东盟；中国东盟关系；互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作者简介：

叶淑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一、前言：在疑惧中接触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为打破国际孤立，宣布实行“立足亚太”的政策，加强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因为历史因素，中国与东盟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存有怀疑。东盟担心快速增长的中国会成为他们的威胁。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世界第三大的领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像一个庞然大物。他们还担心中国与他们国家的华人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他们担心崛起的中国是否会成为东亚地区霸主，经常批评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指责中国的军费开支在增长。第三，他们担心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领土争端，中国会用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领土争端，不能平等对待邻国。⁽¹⁾第四，他们担心中国如果不能保持和平稳定，中国13亿人口将会涌向他们，对他们的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也担心东南亚国家会运用多边机制，如东盟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使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也担心美国利用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制约中国。但是，在此情况下，为避免边缘化，1994年，中国接受了东盟对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的邀请。

在冷战时期，中国习惯于采用双边机制处理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对多边机制不熟悉。但是，中国还是努力创造机会与东盟改善关系、建立互信，以超越怀疑和惧怕的情绪。

那么，中国如何在怀疑中与东盟接近？提出什么样的政策与东盟建立政治与安全的互信？如何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建立与东盟政治互信的桥梁？在中国的努力下，东盟对中国的认知有没有改变，改变又是否稳定持久？目前的中国东盟关系存在什么问题，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下文将对此作出详细解释。

二、从“三好”到“睦邻、安邻、富邻”：政治和安全互信的建立

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存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争端。东盟一些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纷纷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其中，中国大陆、台湾和越南根据历史原则提出对南沙群岛的全部主权要求。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提出部分岛屿的主权。从70年代中期开始，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就开始接触，希望形成共识来对抗中国。⁽²⁾东盟国家也试图把南中国海问题纳入到东盟地区论坛的框架中来讨论。1995年《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前后，南中国海争端日益国际化和复杂化。

为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处理南中国海争端。之后，中国又提出遵循“先易后难”原则。中国在领土争端方面向东盟释放善意：中国愿意与有争议国家共同开发南中国海。

中国努力避免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1994年，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东盟国家利用东盟地区论坛把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国际化，通过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议案。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中国逐渐认识到，东盟坚持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1995年第二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中，与会者探讨论坛未来的三个发展阶段：促进建立信任、推进预防性外交和冲突解决机制。中国认为第三个阶段把东盟地区论坛发展成为“冲突解决机制”容易使中国与东盟的南中国海争端国际化，对此表示了反对。在中国的努力坚持下，东盟地区论坛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冲突解决机制”修改为“探讨对待冲突的方式”。⁽³⁾

中国倾向双边谈判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中国的双方谈判的方式也为东盟一些国家所接受。在东盟十个国家中，并非所有国家与中国有领土冲突，只有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与中国存在领土问题。马来西亚偏向接受中国的双边磋商的方式。它把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议更多地解读为中国和越南的争议。⁽⁴⁾在1995年爆发的美济礁事件中，菲律宾也接受了中国的双边谈判。在1996年3月，中国和菲律宾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在不妨害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基础上解决领土冲突，并称中国和菲律宾会推出行为准则，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冲突。⁽⁵⁾双边谈判也同样运用于中越之间。在1995年中越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同意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正确解决边界领土冲突。

中国在参与和东盟的多边对话的过程中，提出并接受一些重要的理念原则来处理领土争端，诸如主权、互不干涉原则、基于国际法的原则与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中国发现可利用东盟地区论坛来解释中国的政策以及对台湾的政策。经过中国的努力，在东盟地区论坛中，成员国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些都增加了中国对于多边机制的信心。因此，中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态度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

为了回应东盟国家一些人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的睦邻友好政策。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表示：要坚持睦邻友好，这是我国的一贯主张，决不会改变。⁽⁶⁾1997年12月17日，江泽民在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愿与东盟各国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⁷⁾这就是本文所指出的“三好”。

1997年，为解决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加入“东盟加三”的合作机制。中国领导人把经济和金融合作列入优先合作项目，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中国为此承受巨大的出口损失。但是，中国借此逐渐树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此举受到东盟国家的好评。1998年，中国开始发布《国防白皮书》，现在每两年发布一次，解释中国的军费预算、军事现代化项目和一些原则。中国开始加强军事透明度，以期减轻其他冲突方对中国的猜疑。⁽⁸⁾中国在1999年表示参与《东南亚无核区条约》，显示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善意。

在21世纪初，中国不断提升睦邻外交政策的地位。2002年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把睦邻外交为核心的周边外交放在各项工作的第二位，仅次于大国外交。⁽⁹⁾并且，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党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提出加强区域合作的新概念。2003年6月22日，泰国总理会见中国外长李肇星，李强调：“中国对周边国家政策的出发点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愿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¹⁰⁾2003年9月，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召开时，唐家璇进一步指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不仅是中国睦邻外交的出发点，而且是中国整个外交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¹¹⁾2003 年10月8日，温家宝出席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并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的演讲。指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进一步提升了周边睦邻外交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¹²⁾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被视为解决南中国海冲突问题的一个里程碑。宣言称各方应该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双方又在2002年订立《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是第一个加入该地区条约的地区外国家。在北京的动议下，2003年，中国还与东盟进一步签订《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把与东盟关系放在东亚地区合作的框架中。中国大力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的核心地位。东盟是东亚地区的第一个次地区合作组织。东亚地区合作主要由东盟推动，东亚合作产生的各种进程，如东盟加一、东盟加三、东亚峰会（东盟加六，现在发展成东盟加八）都遵循“东盟＋X”的模式。中国支持东盟＋X”的模式，支持东盟提出的主权、互不干涉原则，令东盟对中国感到更加放心。

三、贸易和投资：构建政治互信的进程

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希望借助自贸区让东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因此，中国提议建立与东盟的自贸区不但为了开拓市场，也是为了消除东盟对中国担忧的战略考虑。对于双方而言，这被视为“建立政治互信”的进程。⁽¹³⁾

中国表示愿意先于东盟开放国内市场，为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援助，降低东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为了让东盟国家可以更快地从自贸区中获益，中国同意实施“早期收获”计划。虽然中国在农水产业处于竞争劣势，中国仍然同意东盟提议“早期收获”从农水产业开始。中国的农产品没有任何保护期，中国承诺以比东盟国家更快的速度降低关税，也没有提出任何例外清单。相反，中国同意给东盟四个新成员国以更慢的速度减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总共提出了229种产品例外清单。⁽¹⁴⁾

“早期收获”使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中国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很多农产品为东盟产品所替代，果农承受比较大的损失。中国与主要东盟国家的贸易逆差上升。除了印尼，东盟其他三个主要农业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对华贸易顺差都保持增长。2008年，三国对华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29亿、81亿和72亿，这表明东盟国家确实在“早期收获”计划中获益。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如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因为没有太多产品可以出口，所以没有获益太多。

中国与亚洲主要国家的贸易差额⁽¹⁵⁾　　　　（单位：亿美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但具有互利合作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建立互信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印尼的经济学家Deni Friawan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东亚贸易是动态的，在印尼或许某个产业有损失，但是其他产业可能受益。现在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为产业内贸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来帮助地区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复苏。当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萎缩的时候，中国转向了国内需求。中国政府对基础设施加大投资，这大大增加了对东盟国家产品的进口。⁽¹⁶⁾

除了与东盟建立自贸区外，中国还积极对东盟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捐赠与承担合作项目。1998年，中国决定给予东盟20万美元的捐赠帮助他们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¹⁷⁾中国在2001年提供5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清理湄公河流域的暗礁。同时，中国承诺承担曼昆公路三分之一的项目，并提供3 000万美元的免息贷款和无偿援助给老挝来进行此项目。⁽¹⁸⁾2009年4月，中国宣布出资100亿美元设立中国东盟投资合作资金来进行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150亿美元贷款给东盟帮助他们克服金融风暴。⁽¹⁹⁾2009年4月，中国还提供2.7亿人民币的特殊金融援助给欠发达国家，柬埔寨、老挝和缅甸。⁽²⁰⁾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中，温家宝宣布，中国将再向10＋3合作基金注资100万美元，用于推动东亚自贸区建设的相关工作；向10＋3大米紧急储备项目再捐资100万美元，推进本地区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²¹⁾

中国不断加大对东盟的投资，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为15亿美元，是2007年的122%。⁽²²⁾中国还努力参加东亚的跨国并购。中国建立工业园区和国际市场网络来推动中国对东亚的出口。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劳务合同市场。

虽然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长很快，但是，投资总量并不大。2008年，从中国涌入东盟的外资仅占东盟吸收所有外资的2.5%，同期，美国和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占到东盟吸引外资总量的5.7%和12.1%。⁽²³⁾

四、东盟对中国认知的改变

中国在和东盟的互动中，坚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这些措施非常正面地影响了东盟对中国的认知。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学者评论道：我们想拥抱中国，因为我们不想与中国为战。⁽²⁴⁾

经过中国的努力，东盟各国对中国的认知逐渐改变。“中国机遇论”的呼声渐高，东盟国家认识到，他们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他们开始对中国表示更多的善意。

第一，东盟国家开始呼吁中国在地区中承担更多的领导角色。在学者中逐渐出现一个共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希望与邻居保持和平以及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²⁵⁾一位印尼学者对作者说：东盟愿意接受中国的领导，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盟与邻国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而不是首先与日本或者韩国建立。⁽²⁶⁾另一位经济学家Hadi Soesastro进一步指出，中国应该提供地区领导角色。东盟支持中国领导地位是因为各方都可以从中受益。不管中国是否愿意，事实上中国将成为地区领导。⁽²⁷⁾

第二，东盟国家呼吁寻求中日关系的改善。一个马来西亚学者对作者评论道：中国是否“仁慈”取决于它与日本的关系。中日关系越好，中国在东亚将会扮演更加“仁慈”的角色。⁽²⁸⁾根据作者在东南亚国家的调研，东盟国家的学者表示非常乐意看到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当日本表示愿意与中国按照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东盟学者表示了欢迎，认为这是日本第一次向中国传递这样的合作意愿。但是，不可否认，一直以来，东盟受益于中日之间的竞争关系。东盟国家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抱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希望更好的中日关系促进东亚地区合作，另一方面又害怕中日关系的改善将使东盟边缘化。

第三，东盟认为需要向中国学习。不但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甚至希望学习中国的军事经验。如一个学者所言：印尼应该向中国学习，平衡陆地军事和海上军事，因为两个国家都拥有很长的边界和巨大的人口。⁽²⁹⁾

但是，在今天，东盟国家对中国仍存有怀疑，经常对中国的一些事情表示关切”。在讨论与中国的关系中，东盟官员很少用“威胁”一词，而是用诸如“关注”、“问题”和“挑战”此类的词语。⁽³⁰⁾他们已经很少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军事或者政治威胁，中国也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威胁。东盟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而不是事实上的威胁。

虽然东盟宣称支持中国承担更多的地区领导角色，但是他们仅仅希望中国遵守东亚既定的游戏规则，为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他们想把中国融入到既有的地区合作框架中。他们仍然担心中国会成为地区霸主并对中国的地区意图表示怀疑。对于他们而言，最不清楚的是崛起的中国将怎样使用它的力量。⁽³¹⁾

因此，东盟国家对中国采取接触和制衡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他们诱导中国融入地区合作框架，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美国、日本、印度来制约中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官方层面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改善，学者对中国的认知趋于理性、正面。但是，在民间社会，许多普通人对中国看法尚不理性，还有很多历史遗留下来未经处理的情绪在里面。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行为，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受害者心态。中国“文革”时期的“输出革命”对他们造成的伤口还没有痊愈。

历史因素和民间伤痕未得到很好的处理，决定东盟对中国的正面认知并不是非常稳定持久。遇到触发事件的时候，这些未解的情绪仍很有可能再度被唤起。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目前，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生效，90%的产品关税降为零。东盟很多国家的中小企业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面临破产。一些印尼人认为自贸区对于他们中小型纺织业将会是一个威胁。⁽³²⁾1月6日，据报道，印尼希望推迟关税减让的时间表。他们担心关税减让后，中国会处于贸易顺差，而不是贸易逆差。⁽³³⁾民间社会对中国的印象还有不少负面成分，经常批评中国对他们销售劣质产品。很多中国投资者不熟悉东盟国家的投资环境，对当地的政策、文化和法律不了解，不能很好地处理和当地政府、人民之间的关系。⁽³⁴⁾东盟国家有些人认为中国与他们的投资是竞争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可以从中国东盟自贸区中获益。⁽³⁵⁾他们对中国仍然存有很深的误解，例如担心中国借着投资和贸易来控制他们，回到以前的“天朝朝贡体系”中。美国《时代》杂志有一篇文章评论到，中国在东南亚的商业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以及在越南投资的增加，引起他们对中国“侵略”越南的新恐惧。⁽³⁶⁾

2010年3月，日本共同社的一则报道指中国宣布南中国海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被媒体广泛转引，引发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8月，美国派出航母华盛顿号与越南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联合军演。中国和东盟就南中国海问题的战略猜疑仍然存在。

这些问题如果不妥善处理，将影响双边的互信关系的加强和巩固。因此，现在说东盟对中国的认知已经由“中国威胁论”转化为“中国机遇论”还为时尚早。这也提醒我们，要改变东盟对中国的认知，不但要在官方关系中下功夫，更需要在民间层面努力培育互信。只有民间的互信可以建立起来，正面的认知才能稳定、持久。

五、对中国东盟政策的反思

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彼此建立了更多的友谊和互信。特别是2002年、2003年，中国对增强与东盟的互信，无论在安全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中，都做出了很多重大的举措。但是，近两三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的发展势头有些趋缓。2010年初，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东盟国家面临更大的开放压力和经济转型的挑战，特别是他们的劣势产业受到巨大的冲击，难免影响他们对自贸区的信心。美国近来对东亚地区政策有一定程度的重新调整，中国与东盟的领土争端变得更为复杂。这说明，中国与东盟的互信关系还比较脆弱，需要中国和东盟国家一道精心维护。中国需要有意识地主动采取措施，来提升双方的互信关系。

第一，对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我们需要反思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越南和印尼，对历史上与中国的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受害者心态。面对东盟对中国的担忧与怀疑，我们不需要反应过度。我们不断承诺中国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他们较安心。但是，目前看来，道义的承诺还不能完全消除他们的疑惧。我们需要保持自信，更多地换位思考，弄清楚他们为什么担心、担心什么。如果他们的情绪可以得到接纳，恐惧反而更容易消失。

第二，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的“大国心态”非常敏感，需要我们认真反省，避免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存有优越感。现在，中国逐渐强大，开始给予东南亚国家提供资金帮助，如果不注意，可能产生“大国心态”。在民间社会，可能有些人认为我们帮助了邻国，就期待有一定的回报。我们需要警惕是否存在一定的“施恩”心态，更加理性地认识到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一对互利合作的平等关系。

第三，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表示中国的善意。我们可以更好地满足邻国的安全感，可以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我们可以提供资金帮助他们与中国共同发展。我们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需要理性地投资，以取得更好的效果。东盟国家很多弱势产业面对自贸区的冲击，面临破产，如果我们不能继续给予他们资金的帮助，他们对自贸区的信心将会受打击。我们需要持续地给予他们帮助。很多商人对东盟投资政策知之甚少，我们也需要加大对东盟投资信息的宣传。中国与东盟之间要加强产业内贸易，让自贸区的建设真正可以让双方获益。

第四，与东盟国家建立互信更多是政府驱动，缺乏民间的参与。官方互信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民间长期存有不信任的状态改变不显著。这说明我们需要更多地推动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加强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特别需要加强非政府机构（NGO）在推动民间交流上的作用。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在于，中国的NGO很不发达，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注释】

(1)Jing-dong Yuan，“China-ASEAN Relations：Perspectives，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p.4，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735.pdf，accessed on April 10，2010.

(2)张秀三：《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因素与我国的对策论析》，《东南亚》2001年第2期，第18—19页。

(3)Kuik Cheng Chwee，“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in James K. Chin and Nicholas Thomas，eds.China and ASEAN：Changing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Ties，Hong Kong：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5，p.143.

(4)Jing-dong Yuan，“China-ASEAN Relations：Perspectives，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p.30，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735.pdf，accessed on April 10，2010.

(5)China's Morning Post，3，12 and 11 August 1995，in Joseph Cheng，“China's ASEAN Policy in the 1990s：Pushing for Regional Multi-polarit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21，2（August 1999）：190.

(6)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48.htm。

(7)《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7日。

(8)Jing-dong Yuan，“China-ASEAN Relations：Perspectives，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p.21，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735.pdf，accessed on April 10 2010.

(9)陈向阳：《中国睦邻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10)《人民日报》，2003年6月22日。

(11)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国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12)《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5日。

(13)Sheng Lijun，“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Origins，Developments and Strategic Motivations，”p.16，http://www.iseas.edu.sg/ipsi12003.pdf，accessed on 5 Mar 2009.

(14)喻国华：《“早期收获”计划对我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学术论坛》，2006年第6期，第102页。

(15)Source：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2008），pp.138—140 and（2009），pp.99—101.

(16)作者访问印尼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Indonesia）的经济学专家Deni Friawan，印尼雅加达，2009年10月19日。

(17)胡锦涛在第二届中国东盟峰会上的发言，1998年12月16日，http://my.chinaembassy.org/chn/zt/dyhzzywj/dmxlfh1998/。

(18)朱镕基在第五届中国东盟峰会上的发言，2001年12月6日。http://my.chinaembassy.org/chn/zt/dyhzzywj/dmxlfh2001/。

(19)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4/18/content_11209168.htm，accessed on June 18，2009.

(20)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4/13/content_17592133.htm，accessed on June 18，2009.

(21)http://www.gov.cn/ldhd/2010-10/30/content_1733739.htm.

(22)ASEANCommunity in Figure 2009，p.37，from the website of ASEAN，www.aseansec.org/publications/ACIF2009.pdf，accessed on September 27，2009.

(23)ASEANCommunity in Figure 2009，p.37，from the website of ASEAN，www.aseansec.org/publications/ACIF2009.pdf，accessed on March 10，2010.

(24)作者访问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Lina A.Alexandra，印尼雅加达，2009年10 月17日。

(25)David C.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80.

(26)Sheldon W.Simon，“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and Its Influential‘Others’，”The Indonesian Quarterly，Vol.36，no.3—4（2008），p.380.

(27)作者访问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学家、高级研究员Hadi Soesastro，印尼雅加达，2009年10月20日。

(28)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在2009年10月15日给作者的信件中谈到这个观点。

(29)作者访问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Alexandra Retno Wulan，印尼雅加达，2009 年10月16日。

(30)Ian Storey，“Singapore and the Rise of China：Perceptions and Policy，”in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eds.，China Threat：Perceptions，Myths and Reality，London：Routledgecurzon，2004，p.206.

(31)Philips Jusario Vermonte，“China-ASEAN Strategic Relations：A View from Jakarta，”in James K.Chin and Nicolas Thomas，eds.，China and ASEAN：Changing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Ties，Hong Kong：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5，p.101.

(32)“China-ASEAN FTA Potential Threat to Indonesia Garment Industry，”ANT-LKBN ANTARA（Indonesia），December 1，2004，http://www.accessmylibrary.com/article-1G1-125595211/china-asean-fta-potential.html，accessed on April 12，2010.

(33)“China-ASEAN FTA Faces Challenge，”January 6，2010，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10/01/100104_chinainworld_aseanchinatrade.shtml，accessed on April 11，2010.

(34)http://tech.sina.com.cn/it/2007-08-09/13341666585.shtml，accessed on April 11，2010.

(35)Chen Huiping，“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the Hurdles of Investment Negotiations，”p.5，www.eai.nus.edu.sg/BB271.pdf，accessed on April 10，2010.

(36)Martha Ann，“In Vietnam，New Fears of a Chinese‘Invasion’，”Time，April 16，2009.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891668，00.html，accessed on April 5，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