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及其世界观的转变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少年时代就非常勤奋好学,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正是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在其读书生活和实践活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

1913年春,毛泽东在长沙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久该校即并入第一师范)学习。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对毛泽东的成长有很大帮助。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传到湖南后,他很快就成了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毛泽东不仅认真读“有字之书”,还认真读“无字之书”,注意面向社会,联系工农群众。1917年夏天,他利用暑假一个多月的时间,和一位同学一起“游学”农村,步行千余里,在长沙、宁乡、安乡、益阳、沅江等县进行社会调查,沿途详细了解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同年11月,他还在长沙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夜校,并亲自讲课。尽管工人夜校为期不长,但通过这一活动,使毛泽东更加了解城市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的状况,加强了和他们的联系,为尔后在长沙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1918年,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为了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蔡和森等人响应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的发起,以新民学会为中心,发动、组织了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该年8月,为安排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赴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几个月。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是各种思潮汇集的场所,是中国新旧两种势力和思想激烈斗争的主要阵地。毛泽东在这里有机会接触到各种社会新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接触到李大钊等共产主义先驱者,读到他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还主动与各方面人物进行广泛的接触,参加了进步学术团体的活动,并加入北大的哲学、新闻研究会。尽管毛泽东当时对各种学说尚无定见,但却大大地开扩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思路,在与各种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初步接触中,加以比较和鉴别,从而增强了他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真理而不断求索的决心。

1919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回湘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毛泽东在长沙率先响应,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个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去。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了以湖南学生联合会名义出版的《湘江评论》。这个刊物“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对于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宣传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毛泽东短期内在《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30多篇文章。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指出,由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是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各国“阶级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他还阐述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认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要靠自己去奋斗,“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全国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他坚信,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将成功。

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积极组织和参加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全力投入了社会斗争的实践活动。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到北京。为了扩大驱张宣传,组织革命力量,毛泽东在北京创办了以揭露张敬尧的罪恶、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为宗旨的平民通讯社。毛泽东在这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期间,更加积极地寻找和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4月,毛泽东由北京来到上海。除了继续作驱张的工作和普遍的反军阀运动外,他和那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人密切联系,并同陈独秀讨论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藉,以及商讨关于组织“湖南改造同盟”的计划。毛泽东于1920年7月返回长沙以后,又相继创办了文化书社,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和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这时的毛泽东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8]他还说,在第二次去北京和上海期间,读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英国人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9]

毛泽东实现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是1920年12月1月、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两封书信,及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两次发言。这是因为,这几个文献表明:其一,毛泽东已确认“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他在1920年11月25日致罗璈阶信中说:“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在革命中“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40]。他在1920年12月1日的一封信中,就明确表示赞同蔡和森所说的用俄式的方法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对于肖子升的“颇不认俄式—一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则“不表同意”^[41]。在1921年1月2日新民学会新年集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认为只有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最宜采用。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2]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更明确指出:无产者“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43]。其二,毛泽东确认人民群众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力量,共产党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1920年12月1日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中指出:“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70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44]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在这个时期的通信中还着重讨论了建党的问题。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详细介绍了欧洲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情况,阐明了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蔡和森在信中说: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就“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只有先组织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45]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的复信中,认为蔡和森的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补充提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③的论断。

为了建立共产党,毛泽东除了做好新民学会的工作外,很注意工人运动。他亲自深入到长沙的工人区去,广泛地接触了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行业的工人,并逐步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奠定了发展党的基础。毛泽东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也是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1920年冬,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约10人。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及其世界观的转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走的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个特点不仅是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对于他后来成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

[2]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万木草堂丛书》1917年刊,第10—11页。

[3]《大同书》第234、248、240、70、71页。

[4]《大同书》第234、248、240、70、71页。

[5]《大同书》第234、248、240、70、71页。

[6]《大同书》第234、248、240、70、71页。

[7]《大同书》第234、248、240、70、71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

[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10]《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91页。

[11]《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65、770、775页。

[12]《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65、770、775页。

[13]《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65、770、775页。

[14]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294—295页。

[15]《列宁选集》第2卷,第295—296页。

[16]参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1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第292、292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第292、292页。

[19]参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也谈早期刊物中有关资本论和马克思译名的记载》。

[20]《饮冰室全集》卷六,上海会文堂书局印行。

[21]《饮冰室全集》卷七。

[22]《饮冰室全集》卷十八。

[23]《宋庆龄选集》第537、542页。

[24]《宋庆龄选集》第537、542页。

[25]见1979年《近代史资料》第3期:《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26]转引自《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3—154页。

[27]《朱执信集》上集,第8、1O页。

[28]《朱执信集》上集,第15—16、55页。

[29]《朱执信集》上集,第15—16、55页。

[30]《辛亥革命史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81年版第12页。

[31]《列宁选集》第2卷,第449、291、292页。

[32]《列宁选集》第2卷,第449、291、292页。

[33]《列宁选集》第2卷,第449、291、292页。

[3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

[35]参见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

[3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

[38]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39]《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新华月报》1978年第12期,第8页。

[40]《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53—554页。

[41]《新民学会通信集》第3集。

[42]《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43]《新民学会通信集》第3集。

[44]《新民学会通信集》第3集。

[45]《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