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对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优化

一个共同社会的形成是维系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只有具备共同的理念、价值和行为，社会才能有序健康地运行，而在“缺少真正共同的社会里，人们对原生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忠诚与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权威的忠诚是两回事”^[40]。现代国家建设实际上也是一个共同体重新建构、创造公共权威的过程，它决定了其使命是要创造和实现的社会有机团结、进步与发展。这不仅因为现代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确立起来的，还因为国家内部的个体与集体之所以能够聚合在共同的空间、共同的主权下、共同价值下，是与它们对生活在其中的国家有共同认同，而这种认同只有在主体对认同对象进行综合想象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同时“认同行为越是不受物质性的、经济的、政治的、情感的外部制约的影响，或者说这种行为越是仅仅受到某一选择性服从的特殊原因的激励，那么它的合法性被认同的机会就越多，行使合法权力的机会也越多”^[41]。在现代社会中，合适扮演这种角色的只有现代国家。以上国家存续与治理的政治逻辑，决定了有效的国家治理既取决于制度与政策的合理，又取决于国家在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重构中能否聚合起强大的认同力量，引导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有效排列。

对于少数民族成员来讲，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条件下，每个族群个体是独立的，族群身份是多变的，社会是相对自主的。因此，国家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整合手段来聚合少数民族成员与社会的认同力量，而是应该充分满足和发挥认同的功能，“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减少人们的焦虑和提升人们的自信，如果它能够取代人们对外来团体的恐惧，如果能够赋予人们自我价值和自我意义感，那么意识形态在个人层面就是强有力的。”^[42] 基于此，意识形态应该通过创造丰厚的资源和手段来供应和满足少数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从中引导少数民族成员的价值观念与认同取向，从而创造有效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要始终创造、维系和优化合理的少数民族认同序列，在现代社会中最可依靠的力量和资源就是公民教育，因为“主要是借助教育，人们才能期待让个体理解若能将他们统一起来的团结的联系” ^[43]。也就是说，国家可以通过公民教育提升少数民族成员的心智，梳理少数民族成员的心灵，尊重其个体选择，将少数民族成员的心智发展、心灵净化与社会发展、国家成长有机统一起来，少数民族成员在接受该过程中理解和认识现代国家，厘清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从而在少数民族成员之间建立起以公民身份为连接的有机纽带，“公民间的联结更主要的来源于他们对公民关系自身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关于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历史所引起的共同的决定和共同的形式。”^[44] 也就说，公民教育通过对少数民族认同塑造，建构其公民身份，进而以文化整合来优化人们的认同取向与认同结构，提高权力、制度与组织的认同基础，从而为实现有效的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积极的推动力和支撑力。毫无疑问，无论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还是在理想的层面上，现代国家都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对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上，而公民教育所具有的创造认同的功能，使得它与其他制度一样，能够承担促进国家治理的使命。可以说，“在我们的时代，民族性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平衡已经成为新生国家建构政治稳定的基石，如果缺失这一决定性的基石的话，就会接二连三的地发生混乱。”^[45]

面对前面所提到少数民族成员的认同序列变化，以及新的认同可能被激发的场景，出现了多种认同并存以及相互竞争的空间结构，“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所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46] 这样在国家主导下的公民教育就可以发挥其功能，引导不同的少数民族成员，对认同序列之间的冲突进行调适和优化，使国家治理创造有机团结的使命在民族地区得以实现。具体来说，这种优化体现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在认同序列的层级上，另外一个层面是在认同序列的文化层次上。

对于少数民族成员认同的序列结构而言，实际上面临着把何种归属置于优先次序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这个序列结构中，对于国家的认同的归属始终应该处于首要地位，并以此作为自己效忠、尽义务和责任的归属单位。尽管在族群的成长过程中，家族认同、区域认同、族群认同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创造社会有机团结成为国家使命的前提下，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成员都应该：

意识到国家的相互依赖性、社会的多元性以及解决世界问题所必须不可缺少的全球性的现代公民教育，将远离民族性国家体系中曾经体现的狭隘的文化沙文主义。但是同样要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的重要性，教育将努力促进新的更加包容的民族认同形式。这就是公民民族认同……在于塑造新的、更民主的社会以及培养维持社会的公民，而不是传递和再生产历史文化和认同。^[47]

其实这里说的公民民族认同就是基于公民身份基础上的国家认同，而公民教育所包含的内涵正与此契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形成了既有内容规定性，又有价值规定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了公民教育崭新而鲜活的内容。所以，在国家的主导下，通过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推行公民教育，培养少数民族成员的共享认同感，提升国家认同在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中的层次，培养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成员感以及继续生活在一起的共同意愿，以此来维系不同民族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关系。这样，少数民族成员在各种公共生活中，就会将公民教育所带来的心智提升和心灵改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力量，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向现代公民身份积极转换，超越各种具有狭隘性的家庭、地域、族群等认同，进而建立起对于国家的政治权威、公共准则乃至一种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从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对于少数民族认同结构的文化层次而言，它们“关系到特定群体和少数民族共有的归属感和结合感，而文化融合则关系到把种族群体和少数民族结合起来所必须的纽带”^[48]。对于少数民族认同序列重构来讲，有了这些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作为基础，国家认同所建立的有机纽带才能实现。因此，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合了文化认同的内容。但关键是要避免这些文化认同逾越国家认同的位置，成为超越国家认同的内容，因为认同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并且一旦“在个人本体的安全感被惯例的破裂和普遍化的焦虑置于危险境地这类情境中，就会产生对象认同的各种退步性形式”^[49]。所以，国家就要充分发挥公民教育的功能，引导少数民族成员真正认可、遵循和践行公共领域的准则，将国家认同和以上类型的文化认同有机排列和融合，建立统一、平等的公民权制度，来保护少数民族成员与文化认同相关的各种权益，形成对共有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尊重。在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重构中，一旦建立起各个民族之间相互连接的纽带，就能使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国家公共生活，在实践过程中感觉到作为公民的意义，认可和遵循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最终形成国家认同意识、自觉维护国家的统一。

“每个政治共同体若要生存，就必须寻求建立这种支持的庞大储备，以便需要时从中吸取支持。”^[50] 实践证明，公民教育就是提供这种具有庞大储备资源供给的重要基石。无论是对于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层级结构，还是文化结构而言，公民教育都可以通过作用少数民族成员，对这两者的改变产生影响。而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重构来讲，公民教育推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创造或确保一个社会的成员在物质、知识和道德观念方面的同质性，同时允许存在必要的不同性，乃是教育作为成人一代对成长着的一代施加影响所必须完成的使命”^[51]。而且，以此来引导少数民族成员的心灵方向，创造认同力量，实现少数民族成员的心灵安定和社会团结，将包含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化的“四个认同”理念深深地扎根少数民族成员心中，扎根在具有共同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社会之中。在少数民族成员这种无声无息，但却诚心诚意地对于现代国家的尊重中，国家治理将获得巨大且不可估量的资源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