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团队培训的课题

张东刚　王日春

教育部哲学社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攻关项目计划始设于2003年，是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教育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重大攻关项目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以提升为党和政府咨询决策服务能力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为战略目标，采用首席专家负责，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开展研究。截至2009年底已立项277项，出版了34项标志性成果，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响。重大攻关项目已成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体系中的品牌。许多高校将承担重大项目视为学校文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重大项目作为一个虚拟性学术研究组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扩展了不同学科学者间的对话和交流，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人才，为推进理论创新，传承中华文明，弘扬先进文化，服务党和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毋庸讳言的是，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社科研究共性问题的呈现，有的是伴随着研究而出现的新情况，也有的是管理经验不足或不到位形成的。问题即是矛盾。辩证地看待这些矛盾和问题，并提出切实改进的思路和办法，对于进一步提高重大课题研究质量，发挥其社会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无论是项目的实施部门、具体承担者还是学校科研管理部门，需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组关系:

第一，大与小的关系。从选题与破题的关系上来讲，重大项目的选题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诸多方面，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意义十分重大。每个重大课题既需要整体设计，又要突出重点和难点，根据研究对象具有的阶段性要求，实现研究目标的有限性把握。在过去这几年的申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申报者往往唯恐不中，课题认证既全又大，研究团队堪称“阵容豪华”，但是一旦中标后，首席专家马上就感到根本力不从心，无法吃下这个“大胖子”。这不仅导致课题进展缓慢，也无法保证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所以，我们认为，申报者在申报前，应该深刻领会重大项目选题的重大意义，根据自身的研究实力和组织能力，选取一定的视角，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一两个难关。通俗地讲，就是有限目标或大题“精”做。但在课题研究的进程中，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大处”就是说，研究者要立意高远，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将研究的问题置于重大课题的“意义”背景下去思考，去研究;“小处”即指，从具体的问题入手，去研究解决真问题、难问题。因为，问题才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第二，学与术的关系。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讲:“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这一论述简练地阐明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深厚的理论就没有应用成果的高水平产出;没有应用价值，理论也就暗淡无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理性研究，主要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术”主要是指应用对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首席专家在推进重大项目研究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学与术的关系，既要高度重视学理的探讨，也要大力加强应用对策研究，使两者互促互进。高校具有理论研究优势，更应彰显这方面的作用。

在学与术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就是本土实践、本土经验。重大社会科学理论产生的基础，在于社会要复杂到能够产生独特并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经验。许多研究者意识到，当代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是从事理论研究的金矿。“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扎根本土，立足实践，对大量具体的、典型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发现现象背后规律性东西。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原创性理论，才会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在宏观层面上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我们的对策研究应该接受这样的理论指导，以西方的理论来剪裁中国的现实问题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内与外的关系。从研究团队构建来讲，往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生型”的，这种团队往往是三五个人或者更多，长期以来，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对某些问题进行持续性的合作研究。团队的特点是，兴趣一致，交流默契，合作愉快。另一种是“外组型”的，研究团队是为了申报课题而临时组建的，课题组成员来自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单位，甚至还有海外学者。团队的特点是，学科背景多样，知识结构合理，整体实力强大。应该说，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团队各有优点。重大项目研究团队的最佳组合，应该是这两种团队优点的结合。以“内生型”为主的团队，要注意借鉴“外组型”团队的优势，扩大开放性，增加人员的多样性;以“外组型”为主的团队，则要加强团队内聚力，在激发共同研究兴趣上下工夫。无论哪一类型团队，首席专家都必须充分发挥领衔核心作用，通过多种形式推进成员间的相互切磋，相互交流，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生态。

在这里，还衍生出另外一对关系，就是个人和团队的关系。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团队合作问题，大家没有多大的异议。而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则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人文学科探索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研究的是真善美问题，个体性色彩很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由其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人文学科的这种个体性研究应该提倡。但这并不等于说，人文学科研究中不能进行团队研究。譬如，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虽是一部出于多人之手的团队合作成果，但由于史学家司马光卓越的才学及其在编撰中的统领作用，《资治通鉴》通篇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有些篇章，如关于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大型战争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这是个人研究与集体合作的成功典范。由此可见，大师团队的研究模式不失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

第四，慢与快的关系。从成果产出时间来说，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要求。基础性研究课题，需要“慢工出细活”，精心打造研究成果，正所谓“三年不窥园，十年成一赋”。如，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承担的《〈儒藏〉编撰与研究》重大项目，是一项传承中华文明的编撰工程，要求成果版本之精善、校勘之精当、标点之准确均超越前人，否则就失去了立项编撰的意义。这样的工程，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些时间。而有些重大项目，属于对策性研究，对成果产出的时效性要求非常高，一两个月就要将研究成果以咨询报告的形式向相关决策部门报送，甚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2005年，我们设立了《我国学校教育创新研究》重大课题，该课题汇聚了全国近百所知名中小学校长，立足本土实践和经验进行课题研究，在《守望者的凝思:读懂学校、读懂校长》和《学校教学改革与创新:读懂学科、读懂老师、读懂学生》系列丛书中就学校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若干新思想、新观点。在媒体热议“钱学森之问”之时，课题组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报刊“时评”，以“一家之言”解答民众困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就是课题为现实服务的具体体现。当然，从项目管理的总体要求来讲，必须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和研究规律，既不能“杀鸡取卵”，也不能一味“放水养鱼”。

第五，质与量的关系。质与量是辩证统一的，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质又是在量的基础上的突变。高水平的标志性学术成果是基于一定数量的前期性研究而产出的。从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的关系来说，教育部社科管理部门对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的要求是，出一本40万字左右的标志性成果，但这与课题研究过程中，产出尽可能多的阶段性成果并不矛盾，也并不等于说，阶段性成果就没有“质”的要求。首先，作为重大攻关，其研究体量要比一般研究项目大得多，子课题众多，研究人员众多，理所当然地，要产出又多又好的阶段性成果。其次，如果不对若干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不了一定数量的阶段性成果，要求最终产出高质量的标志性成果也并不现实。最为关键的是，首席专家对最终标志性成果与阶段性成果之间的关系，事先要有一个基本认识。这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物理反应”，而应该是一种“化学反应”。“物理反应”是说，不能将阶段性成果简单地进行剪裁、抽取后拼凑成所谓标志性成果;“化学反应”是说，首席专家要在阶段性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部概念统一、论证翔实、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高水平学术著作。首席专家如果不对研究进度作出统筹安排，就容易出现虎头蛇尾，仓促结项的现象。

第六，实与时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门“实学”与“时学”相结合的学问。所谓“实学”，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要建立在大量的、真实的数据基础之上，研究方法讲究实证和客观调查，反对经验广义。“时学”是说，研究要符合时代的、当下的需求，通过揭示大范围共生性事件背后的原理，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现实的解释力和前瞻性的预测力，进而发挥科学研究的资政服务和社会服务功能。“时学”必须建立在牢靠的“实学”基础之上，想当然的、粗略的时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其危害是十分可怕的。重大项目研究必须强调实证性，得出的任何结论要以坚实的数据为支撑。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数据既有被垄断，开放性不够的问题，又存在结构性缺失，真实性、规范性差的问题。重大项目课题组要重视与实际工作部门的联系，以方便获取相关研究数据，同时更要重视田野调查、实地访谈等，建立起规范的支撑本课题研究的数据库。

(《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