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类论文的创新意义

袁振国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动力，而且是科学技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6]一个民族科学思维的标志就是一个民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持续创新，要取得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是难以想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学技术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把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自然科学创新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性质、特点、原则和方法，思考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着力点，是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时代要求。

社科创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是处于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社会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这就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别在于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和价值倾向性。自然科学可以不受主观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分阶级和国别;而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对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对提倡什么、抵制什么，对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有明确的观点和态度。一切社会现象的观察、描述和判断都是主客观的统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对于人类社会现象的感受、观察、判断和表达无不打上一定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烙印。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用时代精神对过去文献的理解、把握和阐发，“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要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7]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保持价值中立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主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保持中立，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主张。

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正确的研究取向，切实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功用。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是历史的选择，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取代学科自身的研究，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尊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是并行不悖的。而且，只有坚持不断地发展创新，坚持按照学科自身的规律和方法研究世界，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在更高水平上的繁荣发展。事实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在批评和辩驳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挥力量、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特点。

社科创新必须以问题为中心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学术创新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问题不断深化的过程，是新问题替代老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能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衡量创新能力高低和学术水平高低的关键。学科建设同样要坚持以问题为中心，通过问题的连接和问题的深化构建学科体系。学科体系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才有生命力;失去了问题，体系就将成为空洞的躯壳，成为概念的游戏。

着眼于现实的问题。着眼于现实问题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学术敏锐性是创新能力的基本要素，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性，不仅反映着学者的创新能力，而且透视出学者的社会责任心。目前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低水平重复现象，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现实问题关注不够，敏感不够，满足于在故纸堆里做文章。这必然会导致思路狭窄、内容重复。有人把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个人学术兴趣对立起来，强调个人的学术兴趣，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其实，只有把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才有价值，学术兴趣也才能持久，学术研究才能取得较大的成绩。在中外历史上，没有一位大师、没有一项优秀学术成果不是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以社会关怀为追求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有多强，其想象力就有多丰富，其意志力就有多坚强。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程度与对社会需要的反映程度是成正比的。把研究局限在个人兴趣的范围内，其视野、抱负、动力都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上。

着眼于重大的问题。关注社会实际，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是时代的呼声，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价值体现。重大问题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抓住了重大问题，就抓住了牛鼻子，相关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重大的问题往往更为复杂，更需要深入研究，也更能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同样，把握、分析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综合能力和整体能力的体现。对个人来说，把握、分析、解决重大问题的程度体现着个人的能力;对一个机构、一所学校来说，把握、分析、解决重大问题的程度体现着一个机构、一所学校的能力;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把握、分析、解决重大问题的程度则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能力。

着眼于前瞻性问题。我国正迎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黄金时期，同时也进入了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进入国际上普遍承认的社会矛盾多发阶段。在奔向小康的未来若干年里，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将面临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努力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在社会迅速变化发展的形势下，做出超前性、预测性研究，提供决策咨询，化解社会矛盾，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从人均GDP 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高速增长期，通常是社会矛盾的突现期。在未来的15年，正是我国从人均GDP 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跨越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会面对人口、能源、交通、环境、资源、安全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会发生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发人们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和一个人口大国，面临着许多特有的国际压力和国内矛盾。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国内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新旧利益的矛盾冲突。保持东部地区强劲发展势头与均衡发展的矛盾，加快城市化进程与妥善解决农民进城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矛盾，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与扩大社会就业和再就业的矛盾，深化社会改革与保持社会稳定的矛盾，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差距与保持活力提高效率的矛盾，等等，都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开展面向未来的前瞻性、预测性研究。面对现实、面向未来、把握重大问题，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品质，也体现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

理论创新必须面对实际，立足本国文化土壤

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社会功能主要是对社会现象、人类精神世界的解释、预测和引导，即对于社会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于对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在于对人的行为的精神推动和价值引导，使人们自觉地、坚定地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解释力、预测力和引导力又是相辅相成的。一种理论越是有解释力和预测力，就越能成为人们的理想和信念，越能引导人们自觉地为之奋斗。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9]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既深刻揭示了理论的重大作用，又深刻揭示了理论力量的本质。

哲学社会科学要回答和解决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就必须面对现实，立足于本国的文化土壤。理论脱离了实际，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又一个重要区别。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正确的理论来源于实际，悬思妙想的理论不可能指导实践;抽象的理论必须回到实际中去接受检验，理论到底是否具有指导作用，最终是由实践裁决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所说的:“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10]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关注实际、了解实际，从实际中发现问题，从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新的基础是发现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而不关注实际、不深入实际，就不可能产生深刻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深刻批判过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批评我们的一些“理论家”不是无的放矢，就是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老是不愿放出去，当古董鉴赏家。时间过去了60多年，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现象依然是阻碍理论创新的大敌。

避免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是繁荣发展我们的文化的重要条件。但吸收一定是经过消化的吸收，是要经过分析比较的吸收，是要“为我所用”。如果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以为西方的理论都是好的，以为西方的理论都可以简单移植过来，那就势必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要说任何西方的理论也都是一家之言，是一定时期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的某种认识，是否反映、契合了西方社会的实践，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即使真实地反映了西方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的理论，也不能简单地移植照搬。因为西方的理论观点、概念系统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是对西方社会实际的反映。这些理论在西方也是不断受到批判和不断变化的。在介绍西方的理论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考虑历史传统和实际国情。照搬照抄西方理论其实是最省事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办法。正确借鉴西方理论的方法应该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避免因袭他人、盲目趋同。实事求是，探求真知、发表真言、抒发真情，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获得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高低的核心要素。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少话题雷同、观念雷同甚至材料雷同的文章论著。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文章论著的作者并不是针对实际问题有感而发、有思而发，而是脱离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为发表而发表，“为赋新词强说愁”。事实还没有搞清楚，理论也没有完全搞明白，搞“急就章”、“短平快”。这样的理论不仅不可能有所创新，而且可能以讹传讹，影响学术和学者的社会形象。

避免临虚蹈空、概念游戏。言他人所未曾言，道他人所未敢道。这本来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追求。而要做到言他人所未曾言，道他人所未敢道，并不是恣意妄言，而是要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但我们有些人醉心在书斋里做文章，醉心于自己的学术体系构建，得意于自己的概念游戏，自我欣赏，生造出一些作者自己都说不明白的概念词汇，并不关心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并不关心别人是否看得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单位、某些学术环境中，这种倾向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以为这样才显得有学问。这既无益学术，也对人才培养产生了不好的负面影响，使得一些青年学生也养成了钻象牙塔、钻牛角尖的风气。这在当前学位论文中可以说是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下力气扭转。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再一个明显区别是处理继承和创新关系上的差别。自然科学当然也需要继承，但自然科学往往具有后得知识涵盖先前知识的特点。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单一性和确定性，后得知识往往是先前知识的逻辑发展。而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观念、理论、概念)具有丰富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后得知识常常不都能涵盖先前知识。先后知识之间虽然具有连续性，但学术内涵、学术价值具有独立性。甚至会出现后人无法超越前人精神成果的现象。就像马克思称赞希腊文明所说的“人类幼年的早熟现象”。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往往具有永久价值，具有永久的不可替代性，就是这个道理。不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哪一学科的研究，都必须学习、了解和研究本学科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所谓，“文化底蕴”、“历史积淀”都是说的这个意思。一个不研究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要想取得很大的学术成就，要想取得创新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优秀的科学家不一定是科学史家(当然，了解和熟悉科技史对科学研究也一定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一定是优秀的学术史专家。这就注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往往来源于继承，依赖于继承，发端于继承;甚至可以说，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而且，有时候继承本身就是创新，通过对历史的复述，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就可能产生解放思想、文化创新的意义。不仅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是如此，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对经典著作的重新解读，往往都有常读常新的效果。

当然，继承并不必然地创新，治史而不关心现实，也就成了克罗齐所说的“死的编年史”，甚至成为抑制创新的教条主义。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才能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中国高等教育》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