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社会化

［英］巴兹尔·伯恩斯坦

［Basil Bernstein］

编者按：B·伯恩斯坦的社会语言代码理论涉及若干学科，在教育社会学中常被用来解释学业成绩差别的成因，或教育选拔为何始于家庭等问题。他的著述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初期理论著作（1958年，1959年，1961年），中期实证报告（1960年，1962年），以及修正先前提出的基本理论的后期理论著作（1964年，1965年）。在这篇论文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的思想渊源，并用精密型代码、封闭型代码⁽¹⁾、个人中心的家庭和地位中心的家庭等概念来分析阶级制度是怎样通过不同类的言语对儿童在家庭中的社会化过程产生作用的。

弄清楚我十年来逐步展开的这一命题的理论渊源可能大有裨益。虽然，乍一看，该命题和可教育性问题相关联，然而，可教育性问题又是镶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符号类型与社会结构的联系的问题之中的，并且是由这一联系引发的。对探讨起初范围狭小但却十分重要的经验问题的方法起指导作用的基本理论问题，涉及到文化传递的基本结构及其该结构的变化。的确，我认为，对表面看来似乎是一连串多少有点重复的论文作盘根究底的考证，将指出下述三个要点：

1．对于不同阶层儿童的可教育性的社会条件的局部的经验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显现。

2．为了既发展这个命题的普遍性，又发展该命题日益增加的特殊性，而在这一背景层次上所做的种种尝试。

3．由第二个要点规定了这种种尝试既要阐明基本条理化了的概念、代码的逻辑地位，又要阐明其经验地位。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类尝试只见诸实证研究的计划与分析，而未见诸正式的阐述。

回顾我的论文，倘若所用的概念是社会语言代码，而不是语言代码，那么我想无论如何会较少产生误解。仅仅由于使用后一概念，就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为了把句法具体化而忽略了语义；或者更糟糕，它暗示了在意义与某一既定的句法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联系。再者，由于没有在特定的背景中界说这些代码，我自己也无法用一种理论标准正确理解它们的意义。应该指出：几乎我的所有实证性科研项目的目的，就在于尽量查明这些代码在不同背景中的实观方式。

社会语言代码的概念指的是意义的社会构建⁽²⁾，以及意义的多样但又不脱离言语背景的语言实现方式。请仔细读一读，这几篇论文始终指出：社会语言代码的重点放在社会联系的形式上，即放在相应的意义的组织上。的确，可把社会语言代码的作用界说为复杂的自动设计程序活动。这一活动控制着特殊意义的创造与组织，以及传递与接受意义的条件。一般的社会语言学命题试图探讨符号系统怎样既成为社会联系结构的实现方式，又成为其调节器。但是，我指的符号系统是言语活动的符号系统，而不是语言的符号系统。

在这一点上阐明蕴含着该命题出发点的社会科学早期著作是贴切的。我希望，在下面你将发现这一命题是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的整合。它的主要理论渊源是涂尔干和马克思，同时，还融汇了其他思想家的观点。我将简要地，因而也是有选择地描述该命题的主要理论渊源，以及由其引出的某些问题。

涂尔干的著作具有领悟了符号类型、社会联系及经验构建之间联系真谛的睿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假如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思想颠倒了过来，那么，涂尔干就试图把康德的思想给颠倒过来。在《基本分类》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两部著作中，涂尔干试图从社会联系的构建过程中推导出基本的思想范畴，但没有成功。然而，他提出了符号类型的分类、框架同经验构建过程之间联系的全部问题。他研究了社会整合的不同形式，指出了机械社会连带的含蓄、简缩的符号结构与有机社会连带的比较明确且已分化了的符号结构这两个概念。早期文化人类学家卡西耳（Cassirer），特别是萨皮尔（Sapir）使我敏感地注意到言语的文化特征。沃夫，特别在他提到言语方式的连贯性框架的地方，提醒我注意文化（通过其社会联系的特有形式起作用）对语法的特有型式及该型式的语义，从而也对其认知意义所产生的选择性影响。他比任何人更深刻地揭示了受语言调节的传播的深层结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在上述学者的著作中，我发现两个难点。一个难点是，即便我们承认符号系统、社会结构和经验构建之间的基本联系，但仍不清楚经验构建如何发生，也不清楚经验以社会构建为基础的这一进程。第二个难点是如何看待符号系统的变化。对于解决第一个难点，米德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他用一般术语勾勒了角色、内省和言语之间的联系，从而奠定了解决第一个难点的基础。事实上，米德式的解决并没有考虑到我们要回答的“变化”怎样发生的问题。这个能使角色与更高一级的概念——“概括化他人”相联系的概念本身不属本课题系统研究的范围。即便把“概括化他人”放在涂尔干的理论框架中，我们还是无法解释“变化”问题。的确，按照米德的思路，只要不再采用西方传统的二分法思想，就可把“变化”引进主格“我”与宾格“我”的概念。主格我既是对宾格我不确定的反应，同时又限定了宾格我。米德式的主格我说明了人事中的唯意志论以及人的根本的创造性。这个主格我通过言语才可能形成。这一思想的出现略早于乔姆斯基（Chomsky）。

因而，米德式的思想有助于解决“经验怎样形成”的问题，但它对经验构建的变化问题却爱莫能助，尽管米德含蓄地、涂尔干明确地指出了造成经验反常组建的条件。

符号结构的形成与变化的一个主要理论当然是马克思提出的。虽然马克思几乎未曾涉及符号系统的内部结构与传递过程，但是他给了我们一条揭示符号系统制度化与变化之奥秘的线索。这一线索是由生产制度的社会意义及由生产制度产生的权力关系的理论给出的。而且，根据这个理论，进入至关重要的符号系统的方法、对该系统的控制以及该系统的倾向性及变化都是受权力关系制约的，因为它们都在阶级结构中得到体现。不仅严格的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属于占有、操纵和剥削，而且以符号系统形式出现的个体能藉以扩展并改变他的经验边界的文化资本同样属于占有、操纵和剥削。

我并不打算指出对文化传递结构的基本结构与变化的研究所必需的思想基础，只是想阐明为我自己的研究方法奠定基础的特有的源泉。在宏观层面上，我简明扼要地采用了涂尔干和马克思的方法；在微观层面上，则采用了米德的思想方法，以建立一种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哲学的研究领域中都能看到大量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命题。

我首先设法明确哪些东西与我的研究无关。在《句法理论的发展趋向》（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中，乔姆斯基熟练地把语言规则系统的研究与决定语言规则系统运用背景的社会化规则之研究分离开。他是通过在能力与行为之间划界来实现这种分离的。能力与儿童对规则系统的内部理解有关，而行为则关系到规则系统的基本的社会运用；能力涉及到从背景制约性中抽象出来的人，而行为则涉及到受决定言语活动的背景制约性支配的人；能力与理想有关，而行为与现实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乔姆斯基的能力概念是柏拉图式的，能力源于完全生物学的人。按照人掌握机会获得语言规则体系的意义而言，人与人之间是无差别的。就像以前许多语言学家一样，乔姆斯基宣称人有共同性，任何人在接受语言这种创造性方面机会均等。另一方面，个人的行为处在属于特殊文化行为的社会行为的控制下，文化行为牵涉到特殊的语言冲突中的抉择问题。因而，根据海密斯的观点，乔姆斯基简要地说明了个体的不幸、能力的潜在性及行为的变异性。

显然，由于切断语法的规范特征及在这种特征的运用中被认识到的意义这两者的联系，会在严格规定的范围中获得许多东西。但是，假如我们想研究言语，比如“啊”这个特别的符号，就不可避免涉及对一个完全不同的规则体系的研究；我们对规范的及不规范的两种规则体系进行研究，发现它们在我们可看到自己存在的各种背景中作抉择时起着调节作用。后一规则体系指文化制度，这就直接引出了语言规则体系与文化制度的关系问题。显然，特殊的语言规则体系是文化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是，前者以多种方式决定后者的进程业已得到证明。简言之，这是一些只注意到语言的相对性假设的狭隘形态的人所持的观点。我不想陷入那种特殊的困境，相反，我将持这种观点：语言学家为解释语法的规范特征而发明的代码能够引出无数言语代码，而且，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一种语言代码在这方面会比另一种代码更好些。按照这个观点，语言是所有言语代码必须遵循的一套规则，但是实现言语代码的一套规则是在特殊背景的社会联系中发挥作用的文化的一种功能。不同的言语活动方式或代码把社会联系的方式符号化，规定言语冲突的性质，并为说话者创造了不同序列的关联性与联系。然后，说话者的经验通过言语活动方式获取的意义或关联性得以改造。这是一种社会学观点，因为言语活动方式被理解为社会联系方式的结果，或者说得更通俗些，是社会结构的一种特性。现在，我就直接论证这个观点。因为言语活动形式最初就是某特定社会配置的一个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言语活动方式就不能反过来调节甚至改变最初引申出言语活动方式的社会结构。这样阐述的确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了使特定的言语活动方式实现的意义体系表明）：在什么条件下，选择性现实及选择性的人事安排这种特定的言语活动方式才能完全摆脱其作为社会结构的具体体现的地位呢？正是在这里，我们开始直接关注维持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原则界限的前提与结果。我正要指出，在文化层面上的界限维持方式与言语活动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有人要求我考虑语言和社会化之间的联系。从最初的论述来看，这点应该是很清楚的：我关心的不是语言，而是言语活动，特别是背景对言语活动的制约作用。那么，什么是社会化呢？我所谓的社会化是指儿童藉以获得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的过程，同时也指他对这种身份的反应。社会化就是生物人转变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人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控制过程。依靠社会化过程，在儿童身上唤起某种道德、认知及情感意识，同时赋予这个过程一种特殊的形式和内容。社会化使儿童体察到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有序性，因为这些有序性在期待儿童扮演的各种角色中成为独立存在的实体。那么，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化就是使人获得安全感的过程。这一社会化过程通过下述方式在个体身上有选择地发生作用，使人感到特定的社会安排是必然的，个体的活动领域是受到限制的。现代社会的社会化的基本机构是：家庭、同辈团体、学校和工作场所。正是通过这些机构，特别是这些机构彼此之间的联系，社会的各种有序性得以显示。

很显然，既然社会化有特定的含义，那么，限制讨论的范围就很有必要。我将把关于社会化的讨论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但是，显而易见，对儿童在家庭中获得的大部分经验的提炼和纯化就是社会宏观有序性的一个缩影。现在，我们的问题就变为：在家庭中，对社会化过程至关重要的语言特征受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

毫无疑问，从社会学观点看，对社会化过程产生最正式影响的就是社会阶级。阶级结构影响着工作场所和教育的作用，在家庭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并且深深地渗透到家庭生活经验的结构之中。阶级制度给知识的社会分布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阶级制度使人们对世界的统一性有着不同的认识。阶级制度使社会各阶层彼此封锁，并根据一种令人厌恶的价值标准对各阶层按等排列。于是，我们得到了构成阶级制度影响的三个组成部分：知识、可能性及令人厌恶的社会阶层间的隔离。认为下述两种差异不会对不同的社会阶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控制与改革的形式产生影响的看法未免有点天真。这两种差异是：与令人厌恶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离相联系的、植根于不同物质利益的知识方面的差异，以及对世界可能性的认识方面的差异。现在，我将继续证明：沟通的深层结构确实受到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决定性的或不可改变的。

按我的论证方法，先审视一下知识的社会分布情况吧！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制度影响着知识的分布，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符合语法规范的语言控制与改革的水平上接受知识社会化，而大多数人的知识社会化只在受背景制约的操作水平上进行。

给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获得智力变化原理的机会，而否定其他人的机会，这意味着我们也许能对意义的两种类型加以区分。可把一种类型叫做普遍性意义，另一种叫特殊性意义。普遍性意义即指意义的原则和操作在语言上是明确的，而特殊性意义则指意义的原则和操作在语言上是含糊的。如果意义类型是普遍性的，那么意义就较少与特定的背景联系在一起。当用于描述对象物和人时，用这种具有共同的思想方式的语言来学语言可使人认识到普遍性的意义。只要意义具有这种特点，个体就有机会掌握它们的经验根据，而且能改变这种根据。只要意义类型属于特殊性的，意义原则在语言上是含糊的，那么，这样的意义就很少能脱离言语背景，而较多受言语背景束缚，也就是说，意义是受局部联系、局部的社会结构所制约的。对一个特殊的意义体系而言，许多意义是镶嵌在言语背景中的，可能只有了解同样言语背景历史沿革的人才能理解这些意义。在意义是普遍性的地方，意义在原则上对大家都有效，因为原则和操作已经明确，也是公开的。

我打算论证：究竟采纳相对而言受背景约束的意义，还是采纳背景独立的意义，这取决于儿童接受某种言语代码的社会化形式。因而，我首先将证明：精密型代码使其使用者倾向于普遍性意义，而封闭型代码则使其使用者倾向于并体察到特殊性意义。两种类型的语言实现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实现两种意义的社会联系也就不同。精密型代码很少受特定的或局部的结构限制，因而在原则上包含了变化的可能性。例如，运用精密型代码的言语可以从由它引起的社会结构中摆脱出来，并且可以具有自律性。大学就是围绕交谈组织起来的场所。封闭型代码较多受局部的社会结构限制，只有较少的原则变化的可能性。代码得到详细阐明，被社会化者能有较多机会知道自己被社会化的理由，所以，又能对他已接受的交往类型建立起内省联系。代码受到限制，被社会化者就较少有机会知道自己被社会化的理由，这种内省也许在范围上受到限制。阶级制度的作用之一就是限制接受精密型代码的机会。

我应该进一步指出：封闭型代码的基础在简缩的符号中，而精密型代码的基础则在明确表达的符号中；封闭型代码采用隐喻方法，而精密型代码则采用理性方法；这些代码在至关重要的社会化背景中硬性规定了语言的上下文用法，并且用这种方法调节着社会化对象接受关联性与联系的类型。从这种观点来看，习惯性言语代码上的变化包含了认识对象关系与人际关系得以实现的方法上的变化。

首先，我想以精密型与封闭型言语变式的概念为论证起点。可以把一个变式看作言语的上下文关系对语法-词汇选择的强制作用。

萨皮尔、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弗思（Firth）、维果茨基（Vygotsky）和鲁利亚（Luria）各自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说话者的认同越接近，共同兴趣的范围就越大，言语活动采取特殊形式的可能也越大；而句法选择的范围很可能被缩小了，词汇也很可能在一个狭隘的范围中挑选。因而，这些社会联系的方式将有选择地对通过语词而实现的意义起作用。当言语只有依赖共同假设、共同历史、共同兴趣的背景才能进行时，可以认为在这些联系中他人的目的是无须解释的。因此，没有必要在明确性或详细阐述的层次上提出意义，这样也就减少了通过句法选择来明确信息沟通的逻辑结构的必要性。而且，假定说话者愿意使他的信息沟通个性化，那他也就有可能通过改变言语的表达方式来实现。在这些条件下，言语可能有很强的隐喻因素。在这些情境中，说话者可能更关心该怎么说，什么时候说；沉默具有多种意义。在这类场合，离开了背景常常就不可能理解言语，而不懂得这种联系方式历史沿革的人，也就不可能理解这种言语的背景。因此，这种社会联系的形式有选择地在用语词来表达的意义中发挥作用，而这种意义反过来又影响句法和词汇的选择。以这种联系为基础的、没有明说的假设对局外人是无效的。因为这些关系是受限制的，并且只限于说话者。信息沟通的符号形式是简化了的，而且这种联系的特殊的文化史就存在于它的形式之中。我们可以说，这类说话者的角色也是团体化了的角色。因而，我们可以在基于团体化了的角色的限制性社会关系与通过语词来实现的这种关系的意义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在这篇论文的前面部分，我指出建立在团体化了的角色基础上的限制性社会联系引起了特殊性的，亦即受背景制约的意义，限制性社会关系是通过一个封闭型言语变式实现的。

假定有一对夫妇刚出电影院，正在谈论刚才的电影。“你认为怎样？”“一言难尽啊！”“是的，我也这样认为。我们上米勒斯那儿去吧！在那儿，也许可以继续谈下去。”到了米勒斯的家，他问起电影的情况。他们就这部电影的复杂的道德、政治、美学细节以及它在当代影坛的地位问题谈论了一个小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碰到了一个精密型代码的变式。现在必须使言语的意义成为未曾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能理解的共同意义，无论在语法标准上，还是在词法标准上，言语都经过仔细斟酌，不再受背景限制。这种意义是明确的、详尽阐释的、个性化的；而表达的渠道显然要适当。意义的要点主要在词语表达渠道中体现出来，不能认为凭听者的经验当然能理解他们说话的意义。因而，当参加谈话的每一个成员作出自己的解释时，都是凭自己的理解。这类精密型代码的变式包括处在特殊的角色关系中的说话者。而且如果你未曾掌握该角色，那你就不能进行适当的交谈。因为说话者开始把他的意义个性化时，已把自己同其他人区别开了，就像把图形从背景中凸显出来。

这类角色较少相互依赖。当然，独立是有限度的，差异存在于社会联系的基础方面，而且适合于语词表达的主动性。但换成了另外的背景，这种差异就一致了。说话者的内心世界通过语词表达方面的沟通在心理上就变得主动。各种保护策略也许常被用来减少自我潜在的弱点，增加他人的弱点。由于语词表达方面的沟通成为传递个性化的符号的一种工具，“我”就凌驾于“我们”之上了。必须提供独立于说话者的意义，以便意义易为听者所理解。当团体化了的角色为个性化的角色所取代时，简缩的符号也就为明确表达的符号所取代。正由于较少受背景制约，这种类型的精密型言语变式才实现了普遍性意义。因而，借助于精密型言语变式，个性化的角色才得以实现。这种变式包括语法层次与词汇层次的复杂剪辑，同时又指向普遍性意义。

我再举一个例子。想一想下面两个故事，这是社会学研究协会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彼得·霍金斯作为他对两组5岁儿童（一组中产阶级出身的儿童，另一组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儿童）言语分析的结果而编写的。给孩子们四幅图片。第一幅画着几个孩子在踢足球，第二幅画面上球从窗口飞进一间屋子，第三幅画了一位太太把头伸出窗口张望，一位先生做了一个威胁性的姿势，第四幅画上孩子们正在逃跑。

下面就是两个故事：

1．三个男孩在踢足球。一个孩子踢了一脚，球飞进窗户，打碎窗户玻璃。孩子们正在找球，一个男人走出来，对着他们大骂，因为他们踢碎了玻璃。于是，他们逃走了。后来一位太太从窗口伸出头来，她叫他们滚开。

2．他们正在踢球。他踢了一脚，它飞进窗户，打碎了玻璃。他们正在找球，他走出来，对他们大骂，因为他们踢碎了它。于是，他们逃走了，后来她从窗口伸出头来，她叫他们滚开。

听第一个故事，听者不一定看四幅画也能懂故事的意思，而听第二个故事，听者一定需要看那四幅画，以便弄懂这故事的意思。第一个故事不受描述故事的言语背景的约束，而第二个故事则在相当程度上受故事背景的约束。因此，第二个故事的意义是不明确的，而第一个故事的意义则是明确的。并非工人阶级儿童的备用词汇中没有中产阶级儿童使用的词汇，也不是前者在理解语言的规则系统方面和后者有所不同。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恰恰是区别就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之外产生的语言习惯中。第一个孩子很明确他认识到的意义是要用语言来告诉听故事的人的，而第二个孩子的认识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第一个孩子并不认为别人当然能理解故事的背景，而第二个孩子则认为别人当然能理解故事的背景。所以，对第一个孩子来说，他把自己的任务理解为需要在言语背景中把意义表达明确，而第二个孩子没有理解他的任务需要这样来阐明意义。设想第一个孩子应该进行的言语活动的背景和第二个孩子完全一样，这也许并不困难，但我们要讨论的却是在明显相同的背景中他们在认识语言运用的方法上存在的差异。我们可以说，根据只要意义不受背景约束就能为大家所理解的这种认识，第一个孩子的言语产生了普遍性意义；而基于只要意义和背景紧紧联系在一起就能为大家理解的这种认识（如果他们有机会接近最初产生的言语背景的话），第二个孩子的言语产生了特殊性意义。

强调第二个孩子有机会获得分化了的名词短语，但在其运用上有局限性也很重要。社会学研究协会的语言学家G·特纳（Geoffrey Turner）指出，在霍金斯所考察的同样的背景中，与中产阶级的儿童相比较，工人阶级出身的5岁孩子较少使用不确定的语言表达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出身的儿童不能接受这种表达形式，而是引起言语活动的背景对他们没有诱发作用。根据图片讲故事，描述明信片上的风景，以及正规设计的背景都不鼓励工人阶级的儿童考虑选择意义的可能性，所以减少了不确定性的语言表达。再者，工人阶级的儿童虽然也有机会获得范围广阔的句法选择，这种选择包括“因为”，“但是”、“或者”，“只有”等逻辑连词的运用，但是运用这等逻辑连词的强制作用取决于这类逻辑连词的使用条件。相对于中产阶级儿童而言，为引出言语活动的背景独立的普遍性意义而正规设计的背景，可能在工人阶级儿童中引起的是封闭型言语变式，因为工人阶级孩子在掌握这种背景所需的角色关系方面碰到了困难。当这种言语背景具有许多脱离学生文化经验的意义时，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指出，中产阶级儿童运用语言也有种种强制作用。特纳发观，当要求中产阶级儿童扮演一组图片故事中的角色时，和工人阶级儿童相比，最初拒绝的人所占比例很高。当问到中产阶级儿童“这个人在说什么？”时，或提出语言学上相当的问题时，比例相当高的儿童说“我不知道。”这时紧接着再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你认为这个人也许会说什么呢？”他们就作出了解释。工人阶级的儿童在这类角色扮演中没有困难。由此看来，中产阶级的5岁儿童在特殊的背景中必须有一个相当精确的假设性指令，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关心答案正确与否。当请孩子们讲一个关于几个玩具角色（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一个水手和一只狗）的故事时，工人阶级儿童讲的故事比中产阶级儿童讲的故事更自由、更丰富、更富于想象；中产阶级儿童讲的故事则显得拘谨、限制在很强的叙述框架中，似乎这些孩子受他们运用的叙述形式的支配，而内容倒是其次的，这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儿童关心背景框架结构的例子。对此例作进一步阐释可能是有价值的。许多研究已表明：当要求工人阶级的黑人儿童把一系列的词联结起来时，他们的反应表现出相当的多样性，无论在引发性词语的意义上还是在其阶级形式上都如此。我们的分析假定这也许是下述原因使儿童较少受到强制的：引发性词语的阶级形式也许减少了联想的意义，这会减少对潜在词汇或短语选择的强制作用；正是由于削弱了语法结构，有可能作为选择对象的词汇和短语才有了更大的选择范围。而且，受到严格控制的中产阶级的儿童的语言社会化可以既把儿童引向引发性词语的语法意义，又引向逻辑严密的语义空间有序性。中产阶级儿童可能有较好的机会接受深层解释规则，这些规则在某种形成性的言语背景中调节其语言反应。这个推论可能通过解释规则造成的框架之严谨性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对5岁儿童而言，中产阶级儿童甚至很可能在物体排列（如积木）方面比在语言习惯方面有更高的创造性，因为他的语言习惯处于成人的严格监督之下，而在游戏中就有较多的自治权。

为了回到我们先前的讨论上，我们暂且可以说当我们从团体化角色转向个性化角色时，言语活动也因之呈现出日益增加的内省功能：他人的独立的自我通过言语活动变为明显可知，并且进入我们自身的自我之中；使我们经验的基础在语词上变明确了；简缩符号的可靠性消失了，这种可靠性为理性所取代，因为我们脆弱性的基础发生了某种变化。

迄今为止，我讨论了某些类型的言语变式以及引起言语变式的角色关系。现在，我想指出这种讨论的普遍意义，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到本文的主题上，即儿童在家庭中的社会化是在一系列至关重要的且相互联系的背景中进行的。为了分析方便起见，我们可区分出四种背景：

1．规范背景即权威关系：在权威关系中使孩子们认识道德规范的规则及维系道德规则的社会现实。

2．教学背景：儿童在这种背景中习得关于对象物及人的客观属性，同时获得各种类型的技能。

3．想象或创新背景：在这种背景中，鼓励儿童用自己的话、按自己的方式去体验并重新创造他的世界。

4．人际关系背景：在这种背景中，使儿童意识到情感状态——自己的及他人的。

我想指出的是，通过这四种背景，最初在家庭及亲属中的语言实现方式使一种文化或亚文化的至关重要的有序性成为真实的存在，遂变得容易感觉到了。

倘若四种背景的语言实现方式主要使用封闭型言语变式，我便假定沟通的深层结构是封闭型代码。封闭型代码的基础在团体化角色中，它认识到的是有背景依赖性的意义，即特殊类型的意义。显然，特殊的语法选择将随沟通的深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这四种背景的语言实现方式主要使用精密型言语变式，我便假定沟通的深层结构是一种精密型代码，它的基础在个性化角色中，它认识到的是具有背景独立的普遍性意义。

为了防止误解，有必要在本文中进一步阐述：很可能在运用封闭型代码的地方，规范性背景中的言语也可能局限于命令式说明及简单的宣布规则的说明。根据前面所述理由，简单宣布规则的说明没有背景依赖性，因为它们宣布了一般的规则。我们必须补充背景独立的（普遍性的）和背景依赖的（特殊性的）标准，这个标准牵涉到规范背景中的言语活动随背景特征而改变的程度。如果言语有特定的背景，那么施教者就把他的意义转化为社会化对象的特定的属性或意图，转化为这个问题的特定性质，转化为这一背景的特定的需要。因而，一般规则可以按背景特性程度传递。当这种现象出现时，规则在其传递过程中就被个性化（适合于局部环境）。因而，随着对代码的详细说明，我们将期待着：

1．某些说明规则的充分理由；

2．根据特殊的结果提出规则详细说明的某些限制条件；

3．根据社会化的对象、背景及结果而提出的值得重视的特性。

这并不意味着缺乏命令式的说明。随着代码的详尽说明，也可能会给予社会化对象提出质疑的机会（角色选择）。

伯恩斯坦和库克（Cook，1965）及库克（1970）已建立了语义编码坐标系，这一坐标系相当精密地列出了已应用于局部规范背景的一般分类系统。社会学研究协会的语言学家G·特纳正试图建立同样坐标系的语言实现方式。

我们可以对这两套标准作图示，这是由亨德逊（Henderson，1970）提出的一种狭义的应用：

对四种社会化背景而言，也许有必要使用这两套标准。

假定我们更详细考察一下规范背景的语言实现方式，也许能弄清有可能产生误解的另一个根源。在这种背景中，意义逻辑分类的句法连接词可能会被广泛使用。

“如果你做那件事，那么……”

“无论你……，还是……”

“你会做那件事，但是如果……”

“你会做那件事，但你将为此付出代价。”

因此，很可能所有幼童都有机会在这种规范背景中获得大量表示逻辑关系或推论关系的连接词，而无需考虑代码是封闭型的还是精密型的。无论如何，根据前面概括的意思，代码是封闭型的，就可望有简缩的特征，而且控制情境的言语活动可能根据句子整体出现的道理得到很好的组织。参与谈话的孩子也会对句子总体结构作出反应。然而，我想指出：家庭中非正式的教学背景可能在使用范围与频率方面受到更多限定。当然，即便如此，这类孩子还是有机会获得并运用假设连词、条件连词、转折连词等。但是，这些词可能很少在正式的教学背景中运用。就如我们先前提出的，根据同样道理所有儿童都有机会获得不确定的语言表述，但是可能在接受并认识这种表述的背景方面，他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

我必须强调，代码是封闭型的，并不意味着说话者从不使用精密型言语变式，只是指这类孩子在家庭和社会中不经常使用这种变式。

这样，所有孩子都有机会接受封闭型代码和它们的各种简缩意义体系，因为代码事先假定的角色是一般角色。但是他们完全可能有机会选择精密型代码，因为存在着对这种角色体系的选择机会。这种角色体系促使这种代码的运用。社会可能会对由这两种代码实现的经验作出不同的评价。在这儿，我不可能详尽探讨这一问题，但需指出由于用封闭型代码而引起的对经验所作的不同观察就产生了严重的可教育性问题，即学校的符号类型与这类儿童的符号类型之间缺少连贯性。既然我们的学校不是为这些儿童服务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就应该对学校作出反应呢？要求这类儿童转而接受以完全不同的角色关系及意义体系为先决条件的，但对必需的背景又毫无切身感受的精密型代码，也许为他们带来了使之手足无措并有潜在危害性的经验。

因此，迄今为止，我已通过那种使个体在心理上变得主动的文化角色组织，阐述了言语活动代码与社会化之间的某种关系。我指出，获取角色从而也获取代码的过程广义地说是和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就现在的情况而言，社会阶级群体显然并不是同质群体。而且，精密型代码与封闭型代码之间的分野也过于简单。再者，我还没有周详地指出注意中心——这些代码怎样由家庭激发，以及家庭类型又怎样才能限定代码。

现在我要做的工作是向大家介绍家庭类型与家庭结构之间的区别。尽管任何一种家庭类型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都可能有相当多的形态，但是凭经验我们就能在每一社会阶级中找到这些家庭类型。

根据家庭中维持界限的传统方法的强度，我将对家庭作出区分。先解释一下我所谓的维持界限的传统方法的思想。先以盥洗室为例。在一座房屋中，第一间房间四壁空空，线条分明，只有盥洗室的必需用品；在另一间盥洗室中，墙上挂着一幅画，第三间盥洗室里放着书，第四间四壁贴着稀奇古怪的明信片。从赞赏分类纯粹的盥洗室到赞赏分类混杂的盥洗室，从很强烈的维持传统方法的界限到很弱的界限维持，我们得到了一个界限维持的连续系列。再以厨房为例。在一间厨房里，既不允许把鞋放在桌上，也不允许把小孩的便壶放在桌上，所有物件器皿都有规定的位置。在另一间厨房里，放置不同类型物件的位置则没有严格规定。这一空间符号的有序性暗示我们，维持传统秩序的强度有所不同。现在让我们看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分界的方法很强的家庭，家庭成员的区分及权威结构是建筑在家庭成员地位明确规定、分工清楚的基础之上的。各家庭成员的地位有明确的界限，家庭成员的社会身份完全是成员的年龄，性别及年龄关系的状况的一种功能。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可以把这种家庭称之为地位中心家庭。

另一方面，在分界方法较不明显或易变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区别及权威关系很少以成员的家庭地位为基础，因为在这种家庭中地位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在分界方法不明显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区别较多建筑在个人自身的区别上。在这种家庭中，成员关系变得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家庭成员的独立的属性在信息沟通结构中越来越成为真实的存在，我们将把这类家庭称之为个人中心的家庭，这类家庭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多义的或意义交叉的实质性的表达方式。在个人中心的家庭中，角色体系会不断唤起、调节并同化其成员的不同兴趣与品性。这种家庭与地位中心家庭不同，其成员会创造自己的角色，而不是步入规定的角色。在个人中心家庭中，儿童的自我发展是通过对文字的认识（程度），以及对复杂的目的、特征和他人动机的不断调节得以分化。自我与他人间界限模糊不清。在地位中心家庭中，儿童接受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模式并对此作出反应。无须详细分析就应该有可能看出这两类家庭的交流结构强调的侧重点多少有点不同，那么我们就可设想，由地位中心家庭引起的内省对个人的一般属性很敏感，而个人中心家庭引起的内省对个人的特殊属性很敏感。想一想英国的达廷格顿学堂和高顿斯汤学堂⁽⁴⁾与公立学校之间的区别或者美国的西点军校与进步主义学校之间的区别吧！因此，在个人中心的家庭中，通过交流结构使家庭成员的内心世界公开化，这样他就更易为别人了解，同时也容易自我控制。这类家庭中的言语是主要的控制媒体。当然，在地位中心家庭中，言语与分界有关，但是它象征着由关系的正式结构赋予的界限。就儿童关心的问题而言，在地位中心家庭中，他以自主意识为代价获得了很强的身份意识；在个人中心家庭中，儿童获得了强烈的自主意识，而他的社会身份意识也许较弱。社会身份意识的多义性缺乏界限，这就可能把此类儿童推向基本上封闭的价值体系之中。

假定我们现在把这些家庭置于先前讨论的框架中，我们就会明白：虽然代码可能是精密型的，但是根据家庭类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因而，我们可能得到侧重于人的精密型代码或者在地位中心家庭中会得到侧重于物的精密型代码。对于封闭型代码，我们也可作同样的推论。按常规，我们会认为地位中心家庭应该用封闭型代码，然而，如果地位中心家庭正在向个人中心家庭转化，那么我们可以预料该家庭的孩子可能正处于潜在的代码转化的环境中。

只要代码得到详尽阐释，而且受到个人中心的家庭的重视，那么，这些家庭的孩子完全可能产生与真实性、有约束力的义务感有关的严重的身份问题——他们可能逐渐把语言看成虚伪的、掩饰缺乏信念的伪造的体系。这样，他们可能趋向于各种同辈团体亚文化的封闭型代码，或者追求表达情感的经验的简缩符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这种探索方法的一个困难在于要避免对有关言语体系及用符号象征的文化的相对价值作出含糊的价值判断。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封闭型代码提供了获得大量潜在的意义、大量潜在的文化精华、文化形式的敏锐性以及多样性之机会；封闭型代码提供了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观的机会，这种基础在于简缩符号中的审美观很可能会影响想象的方式。但在复杂的工业化社会中，侧重点不同的经验可能在学校是无价值的，是使人丢脸的，最多被看作与教育工作是不相干的。因为学校是以精密型代码及其社会关系体系为基础的。尽管精密型代码并不具有特殊的价值体系，然而中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却渗透于学习情境本身的结构之中。

精密型代码提供了获得选择现实性的机会，但是它们也带来了某种潜在的异化：理性与情感的异化，他人与自我的异化，以及角色责任感与个人信念的异化。

最后，我想简单探讨一下语言代码变化的动力。我认为变化的第一个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随着劳动分工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职业角色的社会性质和知识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教育获得精密型代码的机会也在扩大，但是这种机会是由阶级制度支配的。我所提出的代码的侧重点问题是由家庭中维持界限的传统做法引出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概括起来说：代码的侧重点是和界限的维持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界限影响着许多社会化机构——家庭、同辈团体、学校和工作场所。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劳动分工复杂性的类型与程度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可以假定社会价值取向影响了维持界限的传统做法。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可以在社会的劳动分工中找到与社会所具有的同样的复杂性，但两者在维持界限的传统做法方面是不同的。

接着再假定：如果我们打算解决代码侧重点的问题，那么，重要的是要根据社会中维持界限的传统做法，找出各社会之间的特征。考察界限维持相对强度的一个可能途径，就是考察这种强度对使权威或权力关系合法化的价值选择的强制因素。因而在对这类合法化价值具有较弱的强制因素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在有多种正式认可的合法化价值的社会里，我们可期望出现向个性型控制的显著转移；而在具有对合法化价值有较强的强制因素的社会中，对选择也有严格的限制，我们可期待出现向地位控制的显著转移。

我应该对这些与家庭有关的关系作下述说明：

因而，劳动分工对精密型代码的有效性发生影响；阶级制度对精密型代码的分布发生影响；代码的侧重点可能与维持界限的传统方法有关联，也就是与价值体系有关联。必须指出，这仅仅是一种粗糙的解释框架。

我已尽可能指出阶级制度在社会化过程中怎样作用于沟通的深层结构。通过指出怎样可能使言语活动代码因家庭类型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我对这种分析的粗糙性加以提炼。最后可以设想这种分析具有普遍意义，它可能为符号类型而不是为语言类型提供可予以思考的出发点。必须指出，这种对社会化的分析比对社会化的语言实现形式的分析更有普遍意义。

（唐宗清译自B·R·科西和I·R·戴尔等主编：《学校与社会：社会学读本》第二版，1977年英文版，第139—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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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译限制型代码。——编者注

(2) 构建（Frame），一译构架，又译架构、框架结构。——译注

(3) 以下标题除“结论”外，均出自《教育中的权力和观念》。——一译注

(4) 达廷格顿学堂创立于1931年，英国一所以提倡“进步教育”闻名的私立学校。高顿斯汤学堂的性质和它相同。——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