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民族交往

二、语言与民族交往

一般情况下，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存在不同语言的使用，也就伴随着语言的交流和沟通。民族交往与语言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一般来说，语言文字越相通的民族之间，民族交往的障碍就会越小，交往的频率也相应较高。语言相通还有可能提升民族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为扩大民族交往提供必要条件。从民族整体层面看，语言文字相通为信息共享、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等创造了平台，不同民族可以借此平台增强彼此之间的互信。

语言相通，对于民族交往最直接的影响是民族之间不需要中介就可以完成交流。尤其是在民族个体层面的交往中，语言的重要性更加突显。语言不相通的民族个体之间要想实现交流，就需要第三方的介入，借助第三方的转述了解彼此想要表达的内容。这一过程无疑增加了信息传递的环节，提高了信息失真的可能性。语言相通的民族个体之间则无需借助第三方的帮助，省略了中间的转述环节，降低了信息失真的发生几率。民族整体层面的交往也会存在这种问题，毕竟整体交往最终还是要靠个体来实现。不仅体现在民族整体层面的交往中，而且体现在民族个体交往中，不是单纯体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渗透入移民、通婚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对于国际移民来讲，语言是能否融入当地社会的关键因素。国际移民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往往会将语言文字的相通程度作为重要参考，在其他条件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会倾向于语言文字相通程度较高的国家。比如，巴西人在选择移民时往往会将葡萄牙列为重要目的地。

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沟通和交流手段的语言文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民族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符合本民族交流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语言文字之时，语言文化就具有了“文化象征”上的功能。民族语言的“文化象征”和“交流工具”的双重功能，反映出民族与语言文字的紧密关系。就民族关系而言，不同民族融合和交流的程度反映在对彼此语言文字的借用和吸纳上。同时，国家对待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的不同，也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

但也正如福尔索姆曾经提到，语言不仅是“人们之间的桥梁”，而且也是“人们之间的一堵墙”。正因为语言有此内部统一和外部隔绝的两重性，所以它就成为民族文化形成的参与者——民族内部因语言的统一而广泛交际，导致民族共同文化的产生；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语言，而造成交际的障碍，导致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成。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丧失的语言复兴或维持那些没有丧失的语言，对他们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它作为有效屏障防止了外来者的渗透，使人们有可能追求他们为自己选择的生活和利益。⁽¹⁴⁾

新洪堡特学说或新洪堡特主义是关于语言学的一种学说，由此形成新洪堡特学派。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提出：“每一个人，不管操什么语言，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承担者。世界观本身的形成要通过语言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每种语言中都包含有各自的世界观。”该学派又可以分为两支：以欧洲的魏斯格贝尔为代表的一派和以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及沃尔夫为代表的一派。魏斯格贝尔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有一个“中间世界”，也就是语言。语言不同，“语言世界图像”也不同。他认为语言学是“通过语言分析和揭示每个语言的世界观”。该派的另一个语言学家瓦尔特布尔格认为：“我们说掌握语言，但是，实际上是人被语言所掌握。”⁽¹⁵⁾

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语言不对称现象。一种语言，通常是人数较多民族群体使用的语言，总是凌驾于少数民族语言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数较少群体的语言可能会处于边缘状态，或者完全消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况且，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人口的语言并不总是在武力的影响下产生，这常常是经济和社会因素、人们的合理选择、父母为孩子选择的战略等共同作用的结果。⁽¹⁶⁾多民族社会中流行的语言或者官方语言与本民族语言的相似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群体适应主流社会的水平以及民族之间融合的程度。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的日益增多，一种最通用的语言将逐渐成为交流国家的“官方语言”或者“族际共同语”。

正是由于语言文字与民族之间的紧密关系，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以及发展演变就成为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者也就特别强调影响民族关系的语言文字因素。“由于语言文字既是各个族群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相互交流的工具，所以在衡量当前的族群关系现状或分析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时，关于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和语言变化的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¹⁷⁾。

另外，民族交往越频繁，语言文字的相通性就会越高。空间位置的接近、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经过长期交往也有可能通用某种语言文字以及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¹⁸⁾，都极有可能提高语言的相通程度，进而促进民族交往。

由于语言文字与民族的密切关联性，在多民族国家采用和推行何种语言文字，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更多地充满了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群体的政治角逐。从主体民族群体的角度来看，由于掌控国家的权力位置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大权，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推行与自身的文化模式相一致的单一语言文化政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单一语言制的理想；而从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来看，对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推行和发展，关系到民族自觉意识的提高，同时也是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因此，民族语言文化政策也就成为了国家调节民族关系的重要工具，因为语言文字的使用和推广产生的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冲突和矛盾的一种重要主题。

真正具有政治敏锐性的是把何种语言文字确立为官方语言或者国语。语言文字的使用不仅关系到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关系到民族文化的推广和发展，同时也关系到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群体所能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因此，对何种语言文化采取何种政策，就成为主导民族关系走向的重要力量。美国学者康纳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政策归纳为“三阶段模式”：（1）第一个阶段采取“多元主义”政策；（2）第二个阶段为“双语主义”政策；（3）第三个阶段则为“统一语言”的政策。⁽¹⁹⁾这种阶段的划分也可以看做语言政策的三种类型。理想的状态是“多元主义”的政策，即各种民族的语言文字都能得到宪法的承认，具有平等的地位，各民族拥有平等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在实行“统一语言”的政策中，确立何种语言作为官方正式语言，关系着国内民族关系的走向，从而也决定了国家整合的程度。1956年斯里兰卡在僧伽罗民族主义情绪裹挟下通过的“只要僧伽罗法案”，确立僧伽罗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恶化了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之间的关系。⁽²⁰⁾而坦桑尼亚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采取了降低民族认同、提升国家认同的做法，把斯瓦西里语作为国家语言，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整合，避免了民族冲突。⁽²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