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反孔的文化教育思想

太平天国运动,不仅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广,而且在指导运动的理论方面也超过以往历次农民起义的水平,建立了农民群众独特的思想体系,反映出农民意识形态的特色。在这方面,洪秀全有特殊的贡献。他创建了以拜上帝教为核心的宗教世界观,用以对抗传统的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反映了中国农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要求。他的宗教世界观成为太平天国指导思想的主体,农民阶级的理论武器。

一、终生奋斗的人生道路

洪秀全(1814—1864),原名火秀,取名仁坤,后改名秀全,广东花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孔孟经书,学业优秀,深受家长和业师的喜爱。但多次考试未中,仕途无望,使他愤恨不平。怀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开始探寻一条拯世济民的新路,希望找到一种新的理论来论证现实社会的黑暗,寻找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他在西方基督教的启发下,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中国农民反压迫的朴素的平均观念,和原始基督教中平等思想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新的反映农民阶级利益的理论。1845年至1846年,洪秀全在家乡私塾教学时,潜心研究这种新的理论。此间,他写了许多文章。保留下来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篇,为我们研究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1848年宣布,1862年正式刊行的《太平天日》和定都南京后于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则完成了洪秀全反封建革命理论体系的建构。

《百正歌》写于1844年,是一篇五百字的诗歌,全文广泛征引中国的历史典故,充满儒家思想。一方面诗歌中以传统道德规范人们,要求人们学“正道”,行“正事”,做“正人”。他对统治者说:“身不正民从所好,身能正民从所令。”对一般群众说:“身不正祸因恶积,身能正福缘善庆。”他认为,人们都能学“正道”,行“正事”,就能够“真正民安国定,真正邪魔远避”。这里隐约可见洪秀全对社会上不良现象的批判,但尚未形成明显的反封建的革命观念。诗歌中另一方面内容则是宣扬宗教的思想,如“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终归地狱境”^[1],等等。

《原道救世歌》写于1845年,它以诗歌的形式、通俗的语言阐明拜上帝教的教义和做人的准则。首先提出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当拜。“开辟真神惟上帝。”人世万物都是上帝所造,“五行万物天造化”,“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所以,无论贵贱都要敬拜上帝,“天父上帝人人共”,“君民一体敬皇天”;其次以主要篇幅论证如何做“正人”。他概括出人生中“六不正”的坏品德:即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以及吸洋烟、饮酒、看风水等不良风俗习惯,并对每一种不正都进行批判,也提出了改正的方法。他列举历史上的“正人”:夏禹、伯夷、叔齐、周公、孔子、颜回等人为例,宣传孝顺、忠厚、廉耻等优良品德,要求人们“知命安贫”,改过图强。诗歌最后以因果报应的宿命论告诫人们从善去恶,说什么“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必余殃,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尊崇上帝得荣光”。可见,洪秀全还保留有浓厚的正统观念,没有形成革命理论;再次,洪秀全提出的做人戒条里渗透着政治平等观念,例如,“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等等。这些显然与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不同,因为,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祭祀天帝的特权,一向由皇帝独占,如若僭越则被视为大逆不道,而洪秀全却说,人人都有权祭拜天父上帝,对封建等级制度无疑是一种反抗,包含着要求人类平等的思想。^[2]

《原道醒世训》也是写于1845年。我们若将《原道醒世训》与《原道救世歌》相比较,可以看出洪秀全的思想向前发展了一步。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改造社会方面,突破《原道救世歌》只重个人道德修养和上帝保佑的世俗观念,而着眼于整个社会的改造,批判封建政权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造社会的设想,这是洪秀全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第二,《原道醒世训》涉及社会问题的内容较多,关于宗教的内容较少,仅有“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无论中外各国都受皇上帝“主宰理化”“生养保佑”等不多的几句话,其余全篇多是对封建统治的批判和未来世界的理想。这是对《原道救世歌》“知命安贫”的重大突破。

第三,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不仅提出“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而是告诉人们“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下之道也”。并且指出,黑夜即将过去,白日即将来临,“于今夜退而日升矣”。高呼“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今尚可望哉”!这样,就把人们从宗教的来世幸福的幻想中拉回到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上。号召人们为了理想和幸福,应该“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以使“浇薄之世”变为“公平正直”之世。实现“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真正过上“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生活。这些,恰恰体现了穷苦人民的心理,反映了穷苦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能够激发人民的反抗热情,有利于发动人民参加反压迫的斗争。^[3]

《原道觉世训》中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宗教思想,宣传凡间人都是“皇上帝所化所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人人都应敬拜。但是《原道觉世训》与《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的重大区别,在于它鲜明地提出皇上帝的对立面——阎罗妖,并把阎罗妖作为各种妖魔邪神的代表,丑恶行为的化身。他说:“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通篇文章都贯穿着真神与邪神的对立,和对邪神的无情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鲜明地反映出洪秀全的政治态度和对清朝统治的反抗。洪秀全以天上神妖对立幻化为人世间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善与恶、正与邪的对立。把阎罗妖当作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化身,作为革命的对象,是洪秀全革命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表现得最为清楚:“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4]

第二,文章指出:“尔凡人何能识得帝乎?皇上帝乃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又说,耶稣是皇上帝的太子,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腼然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清楚地表现出洪秀全对人间君主的不敬和批判,已经明确地将清朝皇帝当作斗争对象,下决心使其永受“地狱之灾”。

第三,洪秀全把“四方头红眼睛蛇魔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作为一切灾难的来源。指出,由于人们被“魔鬼迷懞灵心,颠颠倒倒”,溺信各邪神,结果“永远在地狱受苦”,告诫“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可不醒哉”!号召人们起来反抗不平和压迫,争取过“永远快活威风”的幸福生活。这些,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中是没有的,这是洪秀全思想质的飞跃。

第四,洪秀全把阎罗妖及其鬼卒喻为邪恶的统治阶级,对缺乏文化的农民来说是容易理解和信服的。因为阎王爷和牛头马面巨齿獠牙的鬼卒以及十八层地狱折磨人的恐怖传说,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因此,把邪恶的统治者同阎罗妖相比附的巧妙作法,在迷信神权、王权的社会里,能激起人们的仇恨心理,给人们一种勇气,对动员人民反抗压迫、摆脱苦难是有鼓动性的,易于生效的^[5]。

总之,从《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到《原道觉世训》,反映了洪秀全由宣讲救世的“忏悔说教”,发展为政治斗争的号召,从一名宣传福音的上帝使者,逐步地成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巨大转变。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洪秀全自1843年创建拜上帝教起,在思想中就蕴含着一种新的因素,包含着与传统相对抗的异端成分,潜藏着对传统秩序和意识形态的触犯和背离。洪秀全创办拜上帝教的起因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自身苦难遭遇的体验,所以,才宣称自己是受上帝派遣来扫除人间妖魔。因此,必须看到洪秀全不是一般的上帝信徒,而是对现世社会极度不满和憧憬未来的济世者。他希望国与国平等,人与人平等,男与女平等,贫与富平等,反对欺凌和压迫。在这些不满和憧憬之中就包含着同现世社会的矛盾,孕育着反抗这个社会的胚胎。洪秀全思想中所有这些不满和异端,预示着进一步发展为革命思想的可能,上述几篇著作就是极好的佐证。

《太平天日》刊行于1862年,文中所记,起于1837年,洪秀全病中异梦升天受命的事,迄于1847年捣毁广西象州甘王庙事,是一部记述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早年历史的重要文献。

书中记述洪秀全1837年第三次科举落第,引起一场大病。病中,他精神恍惚,神志昏聩,觉得有人用花轿把他抬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见到一位金发黑袍的长者。长者对他说:

凡闾人谁非朕所生所养?谁非食朕食、衣朕衣?谁非享朕福?天地万物皆朕造成,一切衣食皆朕赐降,为何凡间人享朕福,多瞒昧本心,竟无半点心敬畏朕?甚为妖魔迷惑,耗费朕所赐之物.以之敬妖魔。好似妖魔生他养他。殊不知妖魔害死他,缠捉他,他反不知,朕甚恨焉、悯焉!

然后,又对洪秀全讲了许多道理,指出孔丘所写的书“甚多差谬”,差遣他下凡诛妖灭魔,拯救世人。

从这样一个有头有尾的宗教性、政治性的故事中,只要剥开宗教迷信的面纱,就不难看出其内涵的实质意图:

第一,洪秀全将上帝完全人格化、伦理化,同时也赋予自己人格以神性。他自称是上帝的次子,屡受天父教导,在天上有妻有子,过着快乐的生活,接受上帝的使命来到人间,扫除妖魔拯救世人,建立公平正直的新世界。《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有这样的记述,洪秀全说:“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6]示意人们,他既有上帝做靠山,具有无穷的力量,又是替天行道,以此证明造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第二,洪秀全假托上帝嘱咐他下凡人间,斩邪除恶,可以“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朕(指上帝)作主,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尔何惧焉”!这样就为自己涂上一层神圣的色彩和赋予超人的力量,说明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神圣性、不可抗拒性和无限权威性,有利于鼓舞人民造反的勇气和坚定胜利的信心。

第三,既然上帝是人间万物的创造者,那么,皇帝所宣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的胡说当然也就站不住脚了。暗示上帝的子民拥有一切,统治者的贪婪盘剥实属罪过。因而,反抗剥削压迫的行动是合理的,这对动员群众造反起义有很大的精神支持作用。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不久,于1853年颁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它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平分土地为核心,力图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人间王国。这是太平天国的乌托邦,是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希望让每一个农家都在平等地位上过自食其力的平均生活。这样,就把两千年来被压迫农民的斗争要求,提高到历代农民起义未能达到的最高思想水平,这种思想既表现了中国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要求,又反映了以个体小生产为基础的农民落后的平均主义思想。就思想来说,它不是先进的意识形态。

《天朝田亩制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它把生产、分配、行政、司法、文化、教育和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政教合一,生产与教育结合,社会教育与宗教活动联系的独特的农民教育思想体系,具有时代意义,也存在着先天的缺陷。^[8]

二、反孔思想的演变和终结

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清朝统治者极力美化孔孟之道,“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9]。很显然,统治阶级把孔子神圣化,目的是给封建制度披上神圣的外衣,使其具有文化的、理想的,哲理性的色彩,以期长治久安。太平天国革命初起时,在宣传拜上帝教,组织、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活动中,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欲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必须搞垮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从思想上解放群众,使群众敢于冲破“三纲五常”的思想藩篱。所以,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除军事斗争外,也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封建斗争,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孔活动。但太平天国的反孔活动,前期与后期,取得政权前和定都南京后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说,在集中精力摧毁清王朝统治时,对儒学采取激烈的行动批判多于继承;在“开创新朝”建设太平天国时,继承多于批判,对儒学采取改造利用的政策。

(一)斥“圣道”,鞭笞孔丘,揭开反孔斗争序幕

洪秀全生活于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这时,中国封建社会已濒临末日,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尔虞我诈、刻薄虚伪等丑恶现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贫困生活。洪秀全面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端,企图建立一种新的理论,论证现世社会的腐朽,批判儒家的上下尊卑等纲常名教。于是,创建了以拜上帝教教义为主体的新理论,“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10]。作为人们争取解放、寻求自由的思想武器。

洪秀全为了从传统意识形态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很自然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意识的代表人物孔子。在许多史书中可以看到洪秀全对孔子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当他锐意追求科举功名屡试不第后,更加激起对孔子的反感。他蔑视孔子的说教,称孔子是“不通秀才”。《盾鼻随闻录·碎事录余》中说:洪秀全刻一书,“以孔子为不通秀才,得罪天父,每考四等。只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二语,能合天父母之意。文昌帝君曾经犯罪斥革,现为天父拘禁”。韩文山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说:“……皂袍老人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羞愧自惭,而自承认其罪。”英人呤唎在书中也有“洪秀全因不满意场屋,愤恨不平,已有蔑视孔子教义之心,故基督之言易入也”^[11]的记载。为了表示冲决封建网罗的决心,他毅然将其执教莲花塘乡塾中供奉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捣毁,公开称孔子为“妖魔”“邪神”。在中国封建时代,这块木牌绝非一般,它是封建制度的象征,朝夕接受师生的虔诚礼拜,不许丝毫轻慢,对它的亵渎实则是对封建统治的蔑视和抗拒。在洪秀全的影响下,冯云山、洪仁玕也相继捣毁自己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洪仁玕还说:“孔子死了许久,又怎能再教人信他呢?你为什么强迫我拜他呢?”并将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上之妖魔一概除去^[12]。洪秀全等人公开捣毁孔子牌位的行动,表明他们向封建统治宣战的决心和勇气,显示了农民阶级冲破封建网罗的信念,揭开了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序幕。

洪秀全为证明反孔符合上帝意旨,编造出他升天会见上帝,上帝指斥、鞭打孔丘的神话,其中叙述了上帝批评孔丘的情节:

推堪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摆列三等书,指主看曰:……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13]

盛怒之下,天兄、众天使群起责问,批判孔丘。起初,孔丘强辩,继而哑口无言,“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皇上帝大怒,派人把孔丘抓回天上,捆绑鞭打。孔丘跪下“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14]。这种借助神话形式批判孔子的做法,尽管幼稚、乏力,但它告诉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们,孔子在上帝面前也失去灵光,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概而言之,第一,孔丘并非至圣先师,而是错误甚多,害人累世的“罪人”,不值得顶礼膜拜;第二,儒家书籍并不是“经典”,而且“甚多差谬”;第三,孔孟之道并不是治国、修身的良方、妙理,而是错误理论的根据。洪秀全把强烈的反抗精神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从精神上解除封建礼教对人的桎梏,这对消除长期以来儒家思想的影响无疑是有很大作用的。

洪秀全进一步把摧毁以孔子为首的封建思想的斗争,推广到反对一切偶像迷信,当时官方文献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如《平定粤匪纪略·附记四》中说:

逆所过名城繁镇,焚宫宝刹,必毁折殆尽。朱碧绀黄悉薪之,金身法相悉火之,以为木妖也。

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中则说:

贼见庙宇即烧,神像即毁,其毁神像者,亦欲以威劫人也。……乡愚亦不知,以为神且砍头折足,何况于人;神且不敢为祸,人何敢违?其烧庙宇者,一则以威劫众,以火惊人;一则防乡民团练,以庙宇为公所及官兵设伏于其中也。^[15]

张德坚从反革命立场出发,攻击太平天国的一席话,恰恰道出太平天国摧毁偶像邪神的革命意义:一是教育群众,解除精神枷锁;二是防范敌人,打垮乡民团练反动武装。

洪秀全认为上帝之外无真神,“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皆后起也,人为也”^[16]。根本没有什么“神灵”。为了证明各偶像并非“神灵”,他亲手砸庙宇、毁神像。1847年10月,洪秀全、冯云山等人聚众捣毁象州大樟古东村甘王庙,震惊乡里,影响极大。是日,洪秀全手持大竹竿猛砸甘王塑像,并述说甘王害人累世的十大罪行,然后“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17]。推倒在地,并在庙壁题诗一首:

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焙(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隆(龙)袍。^[18]

应该指出,捣毁庙宇,毁坏神像的行动,表面上是宗教信仰不同,实质上是对封建政权的反抗。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把地上的皇权与天上的神权联结起来,宣扬皇帝至尊无上和皇权不可侵犯,给封建政权涂上一层神秘色彩。洪秀全等人的行动恰恰揭穿了“君权神授”的谎言,打破了皇权不可侵犯的迷信,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畏惧心理。因之,太平军焚烧庙宇,捣毁“官署公廨”,没收庵观寺院“田产”,动员僧尼还俗,这一切都是为了解放群众的思想。经过太平天国的扫荡,社会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传教士晏马太(Yates Matthew Tyson　1818—1888)在其所著《太平军纪事》一书中有所描述:

这却是他们能力之源,因为人民和清军看见他们随便毁坏神像而毫无伤害,行若无事,不能不惊异,不知他们究竟是什么人物,他们所奉为至神至圣无人敢冒犯亵渎者,而太平军竟敢犯之。

全国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均已颓坏了。人民陷于无神状态,再不能复存以前的信心了。因为他们眼里至宏丽之神庙及至伟大之偶像,均全部被毁,再不能复起信仰以重建之。即使人民到现存之庙宇参拜临时偶像,亦不禁兴起‘庙空神杳’之感觉,而一般偶像之威信名誉,荡然无存。

泥团纸画等偶像的物质扫荡,有助于传统束缚的精神解放。所以说,太平天国毁偶像、除迷信的行动,是发现人性、崇尚理性,要求人类精神解放,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体现,是对个体人生价值的张扬。这在动摇传统意识形态和人类文化启蒙上是有历史功绩的。

(二)“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反孔高潮

伴随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反孔斗争日益激烈。农民群众常常毁孔庙,拆宗祠,烧经书。太平军在湖南郴州焚烧学宫,砸碎“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在南京拆孔庙,将孔子牌位劈成碎片抛进马粪堆里,出现了“大成牌位不完全,委地搀将马粪捐”的状况^[19];在江宁太平军把学宫改为“宰夫衙”,在圣殿里“椎牛屠狗”,甚至“以狗血淋孔孟之头”^[20]。清朝统治者惊呼:“此犹从来叛逆所不敢者。”^[21]但这恰恰说明太平天国反孔活动的激烈程度。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反映了农民阶级疾恶如仇的心理和冲决封建网罗的决心,是对封建统治意识简单的否定,是对古代“圣人”的傲慢和批判。正如鲁迅所分析的:“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22]

翻开中国历史,就可以看出,自宋明以来,儒家的“四书”“五经”被封建统治阶级尊为“经典”,是用来教化人民的教科书,是传播封建统治意识的媒体,是士大夫求进祈显的“敲门砖”。但太平天国却宣布其为“妖书”,采取严厉的取缔政策,明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23]。据《天父天兄圣旨》载,1848年天兄萧朝贵下凡说:“孔丘从前下凡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这里的“太平时”,即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的时候。可见,当时对孔孟经书是“一概要焚”的。官方的史书也记载说,太平天国“本欲废六经、四子书,故严禁不得诵读,教习者与之同罪”。又说:“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焚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24]在《平定粤匪纪略》中说:“贼见书籍,恨如仇雠,目为妖书,必残毁而后快。”^[25]出现了“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反孔高潮^[26]。

为了禁绝儒家经书的传播,太平天国辖区掀起了群众性的搜禁“妖书”的活动。据《金陵癸甲新乐府》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27]

有人在诗中描述太平天国禁书的情况:“图书典籍归秦火,文献无徵实可伤。”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记述同治三年三月十一日太平天国禁书的情况,“吾浙经籍之厄至此,可痛惜也”。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对儒家经书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禁止儒家经书的传播,也表现在科举考试和儿童教育上。太平天国开科取士之初,洪秀全就说:

以科举取士,其弊实多,朕所不喜,今甫建国,百事待理,非多选读书者不可,故借万寿暂以行之,然孔、孟诸书,其旨多悖圣教,必不可用。

明确提出,科举取士不以儒家经书为取舍标准,并且规定有用“四书”“五经”命题考试者,定惩不贷。例如,天试状元武立勋担任安庆正掌试官,“因出‘五经’题,……降为伍”^[28]。关于儿童教育用书,太平天国取缔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儿童读物,自编了《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通俗读物,“令小儿读之”。这些书,贯彻太平天国革命精神、拜上帝教教义和做人的道理,寓德于文,文道结合,发挥了传统教材的优点。1861年,太平天国颁布了《戒浮文巧言谕》,明确指出:“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并且规定,所奏“本章不得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妖魔字样”。至于“祝寿浮词如鹤算龟年,岳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样,尤属不伦,且涉妄诞”,严禁舞文弄笔宣扬封建纲常名教。

太平天国的搜书、禁书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孔孟传统文化的权威,这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里的反映,其表现形式则是“上帝”与“孔丘”,革命观念与传统文化的对立,是对封建正统观念一次猛烈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受到极大震动,说什么“毁弃六经,创改文字,败坏先王圣人大道,此诚天下万世之罪人”^[29]。应该承认,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次重大冲击波。尽管做法简单,批判也不得力。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从冲击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纲常名教来看,是有历史地位的。

(三)删诗文、改经书,反孔态度的转变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态度有所改变,采取弃其“邪说谣词”,用其“合于天情道理”的政策;斗争的方式也与前不同,由禁止、焚烧改为删改。这种政策上的转变和措施的变更,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里新的导向,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新起点。

为了删改诗书,洪秀全下令成立“删书衙”,“使春官丞相卢贤拔立其事,择能文书手佐之”^[30]。要求根据拜上帝教的宗旨和革命需要删改儒家经典,原则是将书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明令:“凡一切妖书”,“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习读。”^[31]在《钦定士阶条例》中也有关于修改的诵习经书的要求:

至于诵习书史,博览篇章,目染耳濡,课学即求心之道,能经致用,家修即廷献之资。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谣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其他凡情诸书,业经钦定改正,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天情道理者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士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斐然成章。^[32]

洪仁玕宣谕合朝内外官员、士子时也说:据史书记载,1853年由卢贤拔、曾剑扬、何震川等人删改《六经》,撰写《三字经》颁行民间。《金陵省难纪略》记有:

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慨从删除,即《六经》等书皆蒙御笔改正,非我真圣主不恤操劳,诚恐其诱惑人心,紊乱真教,故不得不亟于弃伪从真,去浮从实,使人人共知虚文之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也。^[33]

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膝》、《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34]

太平天国改《诗经》为《诗韵》。天王诏书说:

咨尔史臣,万象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35]

实际上,洪秀全等人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在他们的心目中传统观念仍然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仅从洪秀全著作中直接引用儒家语言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影响之深。现略举几例如下:

第一,《原道醒世训》中引自《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第二,《原道觉世训》中引自《中庸》:“天命之谓性。”引自《诗经》的:“天生蒸民;”“上天同云,雨雪雾雾。益之以霡锞,霂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引自《书经》:“天降下民。”

引自《孟子》:“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浮然兴之矣。”

第三,《天条书》中所引儒家经籍有:引自《诗经》的:“殷之未丧师,克配皇上帝”;“惟此文狂(王),小心翼翼,昭事皇上帝,聿怀多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帝谓文狂(王),予怀明德,皇上帝临尔,无贰尔心,汤降不迟,正敬日跻,昭格迟迟,皇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引自《孟子》:“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克相,皇上帝宠绥四方。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皇上帝;”“夫道一面已矣。”

引自《书经》:“予谓皇上帝,不敢不正,皇上帝弗顺,祝降时丧,敢祗承皇上帝,以遏乱略。惟皇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引自《易经》:“先代以作乐崇德,殷荐之皇上帝乎。”^[36]

至于洪秀全的著作中和太平天国的文献中对儒家思想的肯定,和对孔、孟本身的崇尚,几乎俯拾皆是。例如,《原道救世歌》中就有多处:“试譬人间子事父,贤否俱循《内则篇》;”“颜回好学不贰过,非礼四勿励精神”;“鬼心既革,《孝经》当明”;“孔颜疏水箪瓢乐,知命安贫意气扬”;“周公孔丘身能正,陟降灵认(魂)在帝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