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的“三农”思想

第二节　孔祥熙的“三农”思想

孔祥熙，山西人，1880年出生于一个金融富商家庭，1901年赴美留学，1907年获耶鲁大学理化硕士学位。在留学期间，与孙中山先生相识，深受其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遂追随孙中山先生。1926年冬，孔祥熙接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支持北伐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历任工商部长、实业部长、财政部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等职务。作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之一，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三农”思想对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发展也有过积极的作用。

孔祥熙“三农”思想的理论来源仍然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他担任各种要职期间，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执政之需要，形成了一些独到的观点和思想，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一、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孔祥熙高度重视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在自己的执政生涯中，提出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农村状况的政策与思想。

1928年，孔祥熙在担任工商部长时，提出“工商之源，多出于农林蚕牧”，并表示，“渴望(中国)农业之进步，未敢后于人”。^[46]

1930年，他在改任实业部长后，强调说:“近世各国，虽有农业国与工业国之分，然其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物产富饶，能以本国之生产，供其食品与原料者，无不以农业为基础，而徐图工业之繁荣。欧美各邦，尚且如此，况在中国之以农立国乎?惟中国虽以地大物博著称，而考其现状，则国内各处，荒地满目，饿殍载途，农村经济，日趋疲敝，而粮食之入超，岁且至数千万元，如欲改进民生，自以发展农业为最重要之策。”^[47]

1933年，他担任财政部长时，又强调“万物皆由土中生长，中国以农立国，农民倘得生机，工商业自可趋于繁荣，国家经济发展之前途，实系于此”;“关于救济农村，我政府向甚注意，曾在行政院设农村复兴委员会，研究办法”^[48];“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业不振，则整个经济因而衰败”^[49];“中国以农立国，非先救济凋敝破碎之农村，不足以苏民困而厚民生”。^[50]他不仅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关注中国农民的生活，将农民、农村、农业发展联系起来，甚至与工商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惟社会经济，日就凋残，农民因谷贱税重，勤劳所入，不足资生……欲图农村之复兴，市场之繁荣，必先使人民能安居乐业。……财政方面，丞宜亏减人民之负担，以期其所受之痛苦，得以逐渐解除”^[51];“要使人民安居乐业，必先谋复兴农村，然后徐图恢复元气，则工商业亦能随之发达”。

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开幕式上，他提出中国财政经济之治理，端绪较多，但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十四项，其中有三项涉及“三农”:

一是减轻田赋附加。“历年租赋加重，在各省市地方举办新政，用途重要，原有不得已之苦衷，中央固所深悉，惟揆诸民力，实已不胜，奋然革除，实同壮士之断腕。盖减免附加，以苏民困，虽于地方收入有损，而整顿税收，开发生产，培养税源诸端，敬能切实行之，以增加收入，未始不足以资抵补也”。所以，“田赋之整理，负担之平均，地方预算之确定，税源之开辟，币制之改革，尤为当务之急，有待于集思广益，悉心规划”。^[52]

二是废除苛捐杂税。“欲增加国家收入，必先培养民力，欲培养民力，又非废除苛杂不为功”。^[53]

三是发展农业，拯救农村经济。孔祥熙提出“中国立国以农为本，现在农村经济已濒破产，应如何设法救济，以辅助农民增加生产，而谋农业之复兴，富源之开拓乃当今需重要关注者”。^[54]

孔祥熙不仅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物品，而且认识到农业是工商业赖以发展的源泉和前提，为工业发展提供大量的原料;不仅认识到农业在和平时期的重要作用，而且认识到农业在战争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在他战时的“三农”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在思想上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还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关“三农”的政策与措施。

二、“三农”政策与举措

孔祥熙193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财政会议与救济农村》的演讲，他指出中国农村经济已濒临破产，欲言救济，必先觅其原因。文中，他首先分析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原因，总体而言是“在生产方面者少，而在分配方面者多”。^[55]具体原因则有三个:一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其他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生活贫困;二是大量资金由农村流入城市，使农村缺乏经费无从发展，故而农村经济崩溃;三是繁重的苛捐杂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分析了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后，他提出了拯救农民、发展农业、救济农村的政策与措施。

(一)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

孔祥熙在《救济中国经济危机》的报告中谈到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时说:“中国现在的农民负担实在也太重了……裁厘之后，没有适当的替代税，地方当局遂增加田赋附加，以为弥补。现在合计此种附加，有三千余种。厘金征收取诸全民，田赋增加则全部责诸农民负担。以至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不但凶岁不免于死亡，即丰收之年，也因税捐重重，不克安身。”为此，孔祥熙提出“整理田赋，减轻附加”这一政策，并详细地论述了具体的操作方法:“整理田赋，首重清丈，惟就目前人才及财力而论，丈之一字，殊不易行。举办土地陈报，暂从清字做起，则较轻而易举。当经议决土地陈报纲要，对于手续，力取简单，陈报验契，概不收费。其和平占有之土地经四邻之证明，承认其产权，并让地方当局事先向农民详加导说，不许妄事强迫，俾将田亩之实数，逐渐清出。正当之田赋税收，即可自然增加，浮滥之病民附加，自可随之减免。近年以来，各省田赋附加，有增无减，农民受害甚深，亦经议决办法，由各省市分期递减，并由部具呈行政院转呈国府明令公布，今后不准再增附加。”针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也“经议决，由地方政府斟情酌形，分别缓急先后，逐一废除，并由中央及地方各组监理机关加以督促。一面又确立地方预算，划分省县地方税费，并改进各项税捐统一征收方法”。^[56]

(二)粮食统制政策

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而其他物品价格上涨，“农民既因谷贱而所入减少，而支出方面，则反增多”，所以要调节粮食运销，孔祥熙采用的办法就是粮食统制政策。孔祥熙就任实业部长之初，首先提高粮、米的进口关税，以抑制粮食进口从而提高国内粮价，但这一办法的效果不太显著。于是，孔祥熙又提出由政府制定粮食平价法，随时依法酌定官价，遇贵抑制，遇贱提高。另外，他还提出由政府设囤的办法，粮贱时购入，粮贵时售出，从而调剂粮食供求与价格，以稳定农民的收入及生活。这种粮食统制政策同我国汉代的平准均输以及隋唐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制度有相近之处。

(三)整理农村税制

孔祥熙认为农产品销路滞涩也是农村经济衰落的一个原因，因此提出“救济农村最重要之办法，莫急于税制之整理”。具体办法是减免农产品的出口关税。1934年，身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决定，在山东，对花生米、花生油等，减少出口税十分之六，免除转口税;将干鲜鸡卵等物品的出口税率减轻;出口面粉的，给予退税政策等。正是由于对出口农产品实行减税，市场大有起色，农村经济也有所复苏。

(四)改良农村金融制度

孔祥熙认为我国农业落后、农民贫困的另一原因是金融问题，于是提出要改良农村金融制度。他说，“目前我国金融之畸形状况，前已言入，地方既缺乏良好金融机关，乡村金融，遂为豪强高利贷所把持。农民每因债主之强力盘剥，急不能待，贱售其辛劳所获之农产品，而致于破产。……故救济农村金融，甚为重要，实不亚于赋税之整理”。^[57]而具体的做法，一是积极提倡农村金融合作社;二是鼓励金融界深入内地市镇，设立农工银行;三是实行低利借贷及农村信用抵押借款，以解农民对资金之所需。

(五)战时农业政策

抗战时期，中国在经济上是困难重重，为能“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各项事业充分发挥效能以应战时之需要，作为政府要员之一的孔祥熙提出了“推进农业以增生产”的战时农业政策。他说:“吾国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实为一切生产之基础。在此非常时期，前方抗战所需，后方生活所资，均将取给于此。是以农民农事，在经济上之地位，较平时尤为重要。”^[58]增进生产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稳定农民生活。“农民为直接生产者，必先使生活安定，庶可提高其生产之效率。是以各地农村之秩序，必须尽力维持。且为培养农村，毋害农事起见，各地方办理征兵征工，均当力避苛扰，使安耕种。要以前方作战与后方生产相辅并进不相妨害为主旨”。^[59]

二是调剂农产品供求。“农业生产之数量与各地方需要之数量，往往因天时地利关系并不相符，故产量特多之区域应选定地点，设立仓库，妥为积储，更应设法调剂，使甲地之羡余，得以补乙地之不足。……凡本国农产如粮食、棉花、桐油、茶叶、蚕丝、羊毛等类，政府均当促进运销，内以接济各地之用途，外以分销于欧美”。^[60]

三是健全农村合作组织。由于资金缺乏，农民的生产难免受到影响。为了促进战时农业生产，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的金融问题，而“救济方法，尤重在健全农村合作之组织，以利农产品之生产，抵押及保证，并在农业中心区域，多设合作金库，举办农业生产贷款，由政府责成主管机关，运用政府所拨资金，积极进行，并利用各地仓库为农产之储押，使农村经济益形活动”。^[61]

四是改进土地分配问题。“农村土地问题之根本解决，当依照本党平均地权政策，使耕者有其田，劳者得食。在此抗战时期，固不宜操之过急，亦须积极施行，稳健推进。兹拟在陕北各县，试行赎土归佃，平均耕地，使农民各得其田。地主逐渐收回其地价，以投资于生产事业。在江西省内，亦拟试行分配农田，一俟办有成效，再行酌察情形，相机推广”。^[62]所谓“赎土归佃”，就是由农民出钱向地主买田。孔祥熙提出在陕北和江西试行，而陕北靠近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江西也是原来的中央苏区所在地，所以，这种看似有效的土地分配办法在抗战时期却根本不可能试行。

此外，为贯彻实行“推进农业以增生产”的战时农业政策，孔祥熙还提出了整顿水利、开辟荒地、填塞池沼、推广造林、增加副产等主张。

(六)其他“三农”思想

为救济中国农村，孔祥熙还提出了增加农村生产力量，健全农村团体生活，普及农民教育等重要政策思想。孔祥熙自幼目睹了农业的落后和农民的疾苦，所以非常重视农业教育问题。1907年学成归国后，他在家乡山西太谷创办了“铭贤学堂”，学堂设农科、工科教育，开展以农民、农业和农村为对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36年，该学校还成立了乡村服务部，开展以农民为服务对象的农村工作。铭贤学堂的农科教育，在20世纪初，是孔祥熙农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最耀眼的亮点。

三、孔祥熙“三农”思想述评

对于孔祥熙“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的政策主张，有学者认为这并非出于关心农民生活，如严清华教授曾写道:“这个观点绝不是什么‘发现天良以苏民困’，而是属于迫不得已。坐视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土地革命的蔓延，有可能使国民党政权失去‘垂绝之生机’。征收作为地方本位财源的田赋附加及其他捐税，就能削弱地方割据政权的经济实力，加强国民党对全国的独裁统治。废除对中央财政影响不大的诸项苛捐杂税，而以抵补为名开征新税，使中央财政收入不减反增。这才是孔祥熙作为国民政府重要官员主张‘理财要顾全民力，不可竭泽而渔’且‘要注意民心向背’的真正动机。”^[63]

还有学者认为，孔祥熙的思想“形似重农，实是坑农”。因为随着抗战的持续，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日益暴露，其“重农、爱农”的本来面目也显露出来。虽然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但是又增设了各种新的税种，扩大货物税的范围，横征暴敛，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政府机关及大小官员也乘机贪污腐化，中饱私囊，搜刮民脂民膏，造成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而且在抗战时期推行田赋征实，使得乡绅、地主想方设法通过加租加押等手段，把赋税负担尽可能地转嫁到佃农身上，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64]

诚然，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高官要员之一，孔祥熙的政策主张难免出于巩固国民党政权的考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一些政策对当时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如前文所讲，孔祥熙留学归国后即创办了铭贤学堂，开设农科教育，进行农业技术改良，培育了许多优良的农作物，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推动了农村社会进步。铭贤学堂在1937年被改为高等农工专科学校，首开山西农业高等教育先河。孔祥熙还利用自己在中外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学校筹措资金，使山西农业教育走在全国前列，至今，山西农业大学还延续并发展了当时的农、林、牧、经等学科，尤其是知识传授与技术训练并重、理论教学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对今天的农业高等教育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另外，孔祥熙当时提出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等政策，虽然从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政权，但是，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了“稍苏民困”的作用。据统计，自孔祥熙于1934年召开财政会议提出减轻附加、废除苛杂等政策后，到1938年，就废除各种苛捐杂税5000余种，废除税款6000万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只是到了抗战时期，为了筹措战时经费，当然，也是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孔祥熙的新农业政策对国民财富进行搜刮，使之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孔祥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财经高官之一，民国史上若干重大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制度都与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思想主张也与其政治立场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孔祥熙的“三农”思想与政策进行评析，一定要将之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结合他作为国民政府要员的身份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