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教育统一的趋势

一、通经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汉代自武帝以后,儒学独尊,诸子百家之学已构不成与儒学相抗衡的力量,学派之争的重心就转移到儒学内部。汉代经学在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学派林立、师法家法谨严的现象,是一时难免的,然而从分立到融合,再产生新的分立,又在新的高度上融合,这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趋势。封建统治者出于加强政治和思想专制的考虑,总是希望学术能够定于一尊,一旦条件具备,他们就要利用政治权力来推动学术思想的统一。汉代经学就是遵循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政府的促进下由分立向融合、统一的趋势发展的,而经学统一的过程也就是教育内容统一的过程。

颜之推说:“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182]前文已述,西汉时由于学习和研究条件所限,学者一般只能随师专攻一经,各守一家之师说。刘歆甚至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诗》)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尚书》)《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183]这种“相合而成”和需要“集而读之”的状况,正反映了学者治学的专一和狭窄。当时无论是太学博士还是私家经师,基本上都是专经教学。也有兼授二经的,如夏侯始昌授《诗》予后仓,授《书》予夏侯胜,后仓授《诗》予翼奉、萧望之、匡衡等人,又向孟卿学《礼》,授戴德、戴圣、庆普等人,实相当于一身兼任两位专经教师的工作,但对弟子来说,仍是专经学习。太学对博士弟子的要求也只是通一经而已。所以王充说:“故能通一经者为儒生。”^[184]他提倡“五经皆习”。还有人质疑道:“说一经为是,何须博览?”^[185]可见专经研究是普遍形式。当时虽然有兼通两经以上者,但只是少数高才,而且这些人仍然是以一经为主业。例如董仲舒通五经,而以《春秋》公羊大师著称。王吉通五经,能为《邹氏春秋》《梁丘易》,但主业则是以《诗》教授。韦贤兼通《礼》《尚书》,只以《诗》教授。由于学者各执一经,遇到比较复杂的问题,往往是“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186]。在这种情况下,各学派及师传系统基本上处于平行发展状态,即各做各的学问,各教各的学生,他们之间少有学术上的联系和交锋。评价个人经说主要看是否符合师法家法,而不是看其内容的优劣。

随着经师和经学著述的增多,使学者有更多的机会广泛求师和涉猎各家著述,而不再局限于一家师说。到东汉时,博士弟子的考核,已从通一经到通五经,分为各个档次选用。有学术造诣的经师普遍兼通数经,甚至兼通今古文经学双方的学说观点。例如李育少习《公羊春秋》,又“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187]。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188]。贾逵“弱冠能诵《左氏传》”,“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189]。学者只有兼通各家学说,才有可能展开学术讨论和争辩。

东汉时学者常有会聚一堂议经之事。光武帝逢每年正旦朝贺,百官聚会时,都要让群臣能说经者互相辩论,如果某人义有不通,就撤去他的坐席,移到胜者席下。侍中戴凭曾创获五十余张坐席的纪录,可见辩论是相当热烈的。私家间的辩论,如徐业听说张玄经术通达,“遂请上堂,难问极日”^[190]。除面对面的辩论外,各派学者著书撰文互相论争也是很常见的,以今古文经学之争最为突出。由于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所以往往能够扬己之长,攻彼之短,而抓住要领。何休在读了郑玄《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后,不禁惊叹道:“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191]即是因郑玄通悉今文经说,能够抓住其弱点,而击中其要害。尽管对立各方有水火不容之势,但比起西汉时各执己说、互不交流的封闭式局面来,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尽管这种争论常受门户之见的感情左右,带有党同伐异的色彩,但毕竟属于学术论争。论争给后学者提供了比较和鉴别的机会,也能够促使各学派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学术,同时也为学派之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没有争辩就没有融合,没有分门传授就谈不上教育内容的统一,这本是学术和教育发展的辩证法。

在兼通各家经说的基础上,出现了归纳和比较的学术研究方式。张玄精通数家法,“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192]。这是在教学活动中提供比较鉴别材料的实例。贾逵撰有《今古文尚书同异》3卷,章帝读后十分欣赏,又令他撰《春秋三传异同说》。蔡玄学通五经,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许慎作《五经异义》10卷,全面介绍各家经说的不同之处。这类著述都不是站在任何一家的立场上,尽管不免会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总的来看都能比较客观地将各家经学的不同观点归纳起来,以供读者自己去分析鉴别。荀悦指出:

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真古今。仲尼邈而靡质,昔先师殁而无闻,将谁使折之者?秦之灭学者,书藏于屋壁,义绝于朝野。逮之汉兴,收摭散滞,固已无全学矣。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借定,后进相友,弥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执不俱是,比而论之,必有可参者焉。^[193]

荀悦的论述表明了汉代经学由分离滋蔓到比而论之、取长补短,从而归于融合和统一的必然趋势。

二、石渠阁议经和白虎观议经

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主修《齐诗》)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194]。这是历史上首次由最高统治者发动召开的经学会议。地点在皇宫中秘藏典籍的石渠阁,参与者有《易》博士施雠,《书》博士欧阳地余、林尊(属欧阳学),周堪(属大夏侯学),张山拊、谒者假仓(属小夏侯学),《诗》博士张生、韦玄成,《礼》博士戴圣、太子舍人闻人通汉,《春秋》公羊学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穀梁学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等,可以说当时各经在朝的大师都出席了会议。

石渠议经的史料早已佚亡,《汉书·艺文志》记载石渠议奏是分经而列,总计155篇,看来只是各自阐述自家经说而已。从讲论五经同异,然后由皇帝正式裁决的程序看,会议是有统一和协调经学的意图的。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篇·通礼类》辑有石渠礼论的片断材料,只有部分内容有宣帝的裁决,如“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当绝父祀,以后大宗?”戴圣与闻人通汉的意见相反,宣帝下制肯定戴圣的意见。这种裁决并无学术上的论证,仅凭帝王个人的最高权力而下定论,固然可收一时之效,但难以长久维持,而且只能限于某些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上,不可能对整个经学作出统一的规范。石渠阁议经的结果是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穀梁春秋》4家博士学。范哗在《后汉书·党锢传序》中指出:“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可见西汉时在学者专经授受、师法家法严格、各家罕有相通的情况下,没有产生统一的官方经学的条件。

时隔130年后,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统治者又举行了一次经学会议,地点在北宫白虎观。白虎观议经出自校书郎杨终的建议。杨终指出:“宣帝博征诸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于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195]于是章帝下诏:

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世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196]

诏书阐述了经学流派衍生的客观形势,明确指出欲使诸儒正定经义的目的,即要重点纠正由于墨守先师章句之学而造成的支离、烦琐的弊端,使经学教育摆脱各经师家学的束缚,而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可见白虎观议经在形式上是仿效石渠阁议经,也是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同异,然后由皇帝亲自裁定,但与石渠阁会议宗旨“扶进微学”不同,白虎观会议主要是解决“五经章句烦多”的问题,即采取减省章旬、正定经义的措施,使经学统一到官方认定的轨道上来。白虎观议经的指导思想和针对性要比石渠阁议经明确得多。

白虎观会议的参与者,《后汉书》中可考的有数十人,包括今古文经学各派知名学者,其中有广平王刘羡、太常楼望、侍中丁鸿、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卫士令贾逵等显要人物。会议历时月余,由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持讨论,侍中淳于恭奏上。白虎观会议讨论的是官方正宗经学问题,与会者自然是今文经学家占优势。其中丁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197]又如博士李育在会上“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198]。但是章帝却将总结会议成果的工作交给了倾向于古文经学、而门户观念又不太明显的史臣班固,显然包含避免各博士家学宗派成见影响的考虑。

白虎观会议没有再变动博士官学,说明统治者的宗旨已不再放在发展博士之学上。但白虎观会议却产生了统一的经学著作,这就是班固根据会议的议奏和皇帝裁定结论撰写成的《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或简称《白虎通》。既以“通”自居,必然要贯通各家经学。按清人庄述祖《白虎通义考序》所考证,《白虎通》杂论经传,六艺并录,傅以谶记,其中以今文经学的观点居多,也采用了《毛诗》《古文尚书》《周官》等古文经学的一些说法。可见它是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之学的产物。《白虎通》又不同于任何一种经师家说,在结构上不是按经籍和学派类别划分章节,而是从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角度列出43个条目^[199],逐项用统治者所裁定的经学观点加以阐述,这样就从形式上突破了章句之学的旧框架。《白虎通》只涉及会议谈论到的问题,篇幅只有10卷,当然不可能对所有的经学问题作出结论,但它在有关政治制度和人们思想行为规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代表着凌驾于各学派之上的官方权威的经学观点。因此,《白虎通》标志着涉及治国方针政策方面的官方经学理论的统一。不过《白虎通》不是直接解说经籍的书,它的43个条目门类庞杂,各条目之间缺乏内在连贯性,实际上只能算作以经学为论据的名词解释工具书或专题论文集,并不适宜作为教科书使用。所以,尽管《白虎通》是一部重要的经学著作,在当时具有官方法典性质,其内容也常为后儒所引用,但它在经学传授中始终未能占据一席位置。

三、熹平石经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全靠个人手写,抄写过程中无意的笔误和有意的改动都难以避免,经多次传抄后,谬误必然越来越多。汉代各家不仅经说不同,连所传的经籍本文也各有差异。经文不统一,经说自然更无法统一,加上经学成为获取禄利的工具后,还会出现在经籍文字上搞小动作以从中牟利的现象,甚至篡改官方用漆书写的经文。灵帝时宦官李巡揭发:“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互相告言,至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200]他建议召集诸儒共刻五经于石,作为标准经文。议郎蔡邕也认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201]。熹平四年(175年),遂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联名上奏,要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批准了这一建议。蔡邕遂写经于石碑之上,再使工匠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汉熹平石经”。《后汉书·蔡邕传》注引陆机《洛阳记》记载:

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名。

此为现存有关石经内容的最早记载。但南宋洪适撰《隶释》,收辑汉石经残字,无《周易》《礼记》而多《鲁诗》《仪礼》,可见陆机之说有误。清代万斯同《石经考》指出:汉代“《礼记》不立学官,何得与诸经并刻?”石经既为官方经典,当为五经(《春秋》用的是《公羊传》)加上《论语》,所刻各经均采用官方认定的版本,兼存诸家异同附后。如《诗》用《鲁诗》本,存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存颜氏异字等。石经虽未最后统一文字,但它表达了官方的倾向和态度,是统一经文的重大措施。石经一体用隶书书写,故又称“一体石经”或“一字石经”。

石经不易磨损,难以移动,它的突出优点是可以有效地防止私下篡改,也有利于长期保存,而且展示效果强,可以供多人观看,因此最适宜作为权威文献制作范本。石经刻成后立碑于太学门外,学者们纷纷前往观视及摹写,高峰时每日车马千余辆,街道都被堵塞不通。“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202]。刊刻石经对经学教材规范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只是十余年后即天下大乱,石经也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四、郑玄集大成的经注

在学术界最有成效地打破宗派门户界限,实现今古文经学各家融合的,是东汉末年卓越的经学大师郑玄。郑玄从学近40年之久,广泛求师。他先习今文经学,后通古文经学,并且精于天文、律历、算学、图谶,尤为熟悉古代典章名物和文字音训,是当时学问最为渊博的学者。学成后先是因“党锢”牵连不得为官,党禁解除后又不愿再出仕为官。他的志向是:“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203]就是要全力探究经学的真谛,为消除各家良莠不齐的现象,从而统一经学做出贡献。郑玄将毕生的精力付诸经学研究和传授。他几乎遍注群经,在经学研究的广度上要超过汉代任何经师,具备通经研究的深厚扎实的基础。

郑玄的学术立场倾向于古文经学,但并不拘于门户之见,而是能够采纳今古文各家经说的精华。例如《仪礼·士冠礼》:“主人而迎宾。……礼如阼。”郑玄注:“古文‘’为‘结’,今文‘礼’作‘醴’。”^[204]即对经文中的“”字采用今文经,“礼”字采用古文经,同时在注中标明对应经中的异字。他笺注的《毛诗》本为古文经,但笺文中常采用今文经鲁、齐、韩三家之说。所以清人段玉裁说:“郑君择善而从,绝无偏执。”^[205]

郑玄的经注在广采各家学说的同时,也有大量的个人研究成果,具有个人的学术特色。如他在《六艺论》中所自述的:“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206]即能够对隐略之义加以阐发,断以己意,使之明晰。他注经还摒弃了旧有的逐字逐句进行解说的章句形式,以“文义自解,故不言之,凡说不解者耳”^[207]为宗旨。所以注释相当精练,其字数往往比经文还少。按近代人王永丰《郑学通论》^[208]统计,《礼记》中《学记》《乐记》两篇,经6495字,注5532字;《祭法》《祭统》《祭义》3篇,经7460字,注5523字,皆注少于经。这是那些洋洋百十万言的章句之学所无法比拟的。总之,郑玄的经注广博、精深而又清晰、简约,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汉代经学集大成者。范晔在《后汉书·郑玄传论》中说:

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东汉),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这里精要地概括了汉代经学研究和传授的演变过程以及郑玄在其中的重大贡献。在经历了近400年之久分经传授、各守一家之说的学派林立的局面后,终于出现了“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荟萃各经各家之学于一己之身的郑学。郑玄的经注问世后,得到学术界最广泛的推崇,被誉为“名冠华夏,世为儒宗”^[209]。特别是对于后生学者来说,与其毕生攻习一家章句而未见得能穷尽,当然不如用少得多的精力便可兼得各家之精华。何况郑玄的经学兼及各经,又并非杂糅各家之说,而是有着自己的学说体系,其学术价值相当高,于是学者纷纷投身于郑学门下。原来那些兴盛一时的各家经说,反倒后继乏人而逐渐衰落。皮锡瑞说:

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之《论语》不行矣。^[210]

汉代经学旧有的各家之学,至郑玄经注之出后,可以说是被一扫殆尽,这就是皮锡瑞所称“经学小统一时代”。郑玄的经学不是靠官方的权力予以贯彻,而是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水平,来赢得天下的归宗。由于东汉统治的崩溃,继之以近400年的分裂、动乱局面,经学的统一也推迟到唐代才得以实现。

【注释】

[1]《汉书·儒林传》。

[2]同上。

[3]《汉书·韦贤传》。

[4]《后汉书·儒林卷下》。

[5]《后汉书·鲁恭传》。

[6]《汉书·儒林传》。

[7]《汉书·夏侯始昌传》。

[8]《汉书·匡衡传》。

[9]《汉书·翼奉传》。

[10]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第2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后汉书·儒林传下》。

[12]《汉书·儒林传》。

[13]《后汉书·儒林传下》。

[14]《后汉书·陈嚣传》。

[15]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第2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汉书·儒林传》。

[17]《后汉书·儒林传下·卫宏》。

[18]《汉书·夏侯胜传》。

[19]《后汉书·儒林传下·欧阳歙》。

[20]《后汉书·桓荣传·桓郁》。

[21]《后汉书·丁鸿传》。

[22]《后汉书·杨震传》。

[23]《汉书·夏侯胜传》。

[24]《汉书·儒林传》。

[25]《后汉书·杜林传》。

[26]但坚持古文《尚书》未见得是伪作的学者仍提出疑问,包括对清华简的真伪也需要进一步验证。

[27]《昌黎集》卷十一。

[28]《汉书·儒林传》注引卫宏《定古文尚书序》。

[29]《汉书·夏侯胜传》。

[30]《汉书·礼乐志》。

[31]《汉书·儒林传》。

[32]《后汉书·曹褒传》。

[33]《后汉书·儒林传下》。

[34]《汉书·儒林传·丁宽》。

[35]《汉书·儒林传·孟喜》。

[36]《后汉书·儒林传上·杨政》。

[37]《后汉书·张堪传》。

[38]《汉书·儒林传·京房》。

[39]《汉书·京房传》。

[40]《后汉书·儒林传上·戴凭》。

[41]《后汉书·樊英传》。

[42]《后汉书·郎顗传》。

[43]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第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44]《汉书·儒林传·韩婴》。

[45]《汉书·儒林传·费直》。

[46]《两汉三国学案》,第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47]同上书,第52页。

[48]《汉书·儒林传》。

[49]同上。

[50]《汉书·董仲舒传》。

[51]《汉书·马宫传》言其治《严氏春秋》,恐误,当从《儒林传》归于颜氏。

[52]《汉书·儒林传》。

[53]《朱子语类》卷八三。

[54]《汉书·楚元王传·刘歆》。

[55]《后汉书·郑兴传》注引《东观汉纪》。

[56]《汉书·匡衡传》。

[57]《汉书·扬雄传下》。

[58]《汉书·张禹传》。

[59]《孝经序》疏引。

[60]《汉书·平帝纪》。

[61]《后汉书·儒林传序》。

[62]《后汉书·荀爽传》。

[63]《后汉书·独行传·向诩》。

[64]朝鲜近来对外公布的平壤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竹简,其中有《论语·先进》33枚589字,《颜渊》11枚167字,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末,墓主人应为当时乐浪郡的地方属吏。可见《论语》在西汉后期已传及周边各地。

[65]《颜氏家训·勉学》。

[66]《说苑·谈丛》。

[67]《汉书·倪宽传》。

[68]《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69]《汉书·夏侯胜传》。

[70]《晋书·皇甫谧传》。

[71]《盐铁论·能言》。

[72]《论衡·书虚》。

[73]《论衡·超奇》。

[74]《春秋繁露·重政》。

[75]《后汉书·卢植传》。

[76]《后汉书·徐防传》。

[77]《朱子语类》卷六七。

[78]《晋书·刑法志》。

[79]《汉书·平帝纪》。

[80]《尔雅疏序》。

[81]《汉书·楚元王传·刘歆》。

[82]《朱子语类》卷一一三。

[83]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84]《西京杂记》卷二。

[85]《汉书·路温舒传》。

[86]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一九。

[87]《汉书·儒林传》。

[88]阮元:《清经解》卷一三九〇。

[89]《汉书·儒林传·孟喜》。

[90]《后汉书·儒林传下·张玄》。

[91]《后汉书·王充传》。

[92]《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

[93]汪之昌:《青学斋集》卷一六。

[94]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一。

[95]《国粹学报》七卷八期。

[96]《汉书·董仲舒传》。

[97]《汉书·匡衡传》。

[98]《汉书·张禹传》。

[99]《后汉书·质帝纪》。

[100]《韩非子·显学》。

[101]《后汉书·朱浮传》。

[102]《汉书·儒林传》。

[103]同上。

[104]《汉书·儒林传》。

[105]《后汉书·儒林传序》。

[106]《论衡·定贤》。

[107]《后汉书·宦者传·蔡伦》。

[108]阮元:《清经解》卷一三九六。

[109]《朱文公文集》卷六九。

[110]《后汉书·鲁恭传·鲁丕》。

[111]《史记·太史公自序》。

[112]《论衡·问孔》。

[113]《汉书·儒林传·王式》。

[114]《汉书·夏侯胜传·夏侯建》。

[115]《汉书·两夏侯传》。

[116]《汉书·儒林传·张山拊》。

[117]《汉书·艺文志》。

[118]《论衡·别通》。

[119]《中论·治学》。

[120]《后汉书·樊宏传·樊准》。

[121]《后汉书·鲁恭传》。

[122]《后汉书·李固传》。

[123]《后汉书·桓荣传》。

[124]《汉书·于定国传》。

[125]《后汉书·方术传上·廖扶》。

[126]《汉书·龚舍传》。

[127]《后汉书·儒林传下·任末》。

[128]《后汉书·桓荣传》。

[129]晋代制礼,拟规定弟子为师齐衰三月,挚虞反对,认为《仪礼》中本无弟子为师服丧之制,他指出,圣人广泛求学,本无常师,而“浅学之师,暂学之师,不可皆为之服”(《晋书·礼志》)。诏从,后世遂不复有师丧礼的制度。

[130]《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131]《后汉书·桓荣传》。

[132]《后汉书·鲁恭传》。

[133]《汉书·儒林传·王式》。

[134]《后汉书·儒林传下·钟兴》。

[135]《汉书·云敞传》。

[136]《后汉书·乐恢传》。

[137]《后汉书·党锢传序》。

[138]《后汉书·儒林传上·杨政》。

[139]《后汉书·李固传》。

[140]《后汉书·廉范传》。

[141]《后汉书·儒林传上·欧阳歙》。

[142]《后汉书·酷吏传下·周》。

[143]《中论·谴交》。

[144]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述说》,见《古史辩》,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5]《汉书·楚元王传·刘歆》。

[146]《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

[147]《论衡·正说》。

[148]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9]《仪礼》大、小戴两家,经文各篇顺序排列基本不同。《论语》鲁人传20篇,齐人传22篇,《汉书·艺文志》注:“多《问王》《知道》。”《儒林传》云《韩诗“其语颇与齐鲁间殊”,诸《易》家“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说,不相与同”。

[150]《春秋繁露·精华》。

[151]袁钧:《郑氏佚书·三礼目录》。

[152]《论衡·别通》。

[153]《汉书·楚元王传·刘歆》。

[154]《汉书·楚元王传·刘歆》。

[155]《汉书·儒林传赞》。

[156]《后汉书·范升传》。

[157]《后汉书·陈元传》。

[158]《后汉书·贾逵传》。

[159]同上。

[160]《后汉书·范升传》。

[161]《汉书·楚元王传·刘歆》。

[162]《汉书·儒林传赞》。

[163]《后汉书·儒林传序》。

[164]《后汉书·灵帝纪》。

[165]《汉书·儒林传》。

[166]《汉书·李寻传》。

[167]《后汉书·章帝纪》。

[168]《汉书·儒林传》。

[169]同上。

[170]同上。

[171]《汉书·王莽传下》。

[172]《后汉书·范升传》。

[173]《汉书·楚元王传·刘歆》。

[174]《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马融《自叙》。

[175]王应麟撰马融、郑玄注:《古文尚书》。

[176]《后汉书·桓谭传》。

[177]《后汉书·班彪传·班固》。

[178]《后汉书·韩韶传·韩融》。

[179]《后汉书·卢植传》。

[180]《后汉书·儒林传下》。

[181]《后汉书·徐防传》。

[182]《颜氏家训·勉学》。

[183]《汉书·楚元王传·刘歆》。

[184]《论衡·超奇》。

[185]《论衡·别通》。

[186]《史记·乐书》。

[187]《后汉书·儒林传下·李育》。

[188]《后汉书·儒林传上·尹敏》。

[189]《后汉书·贾逵传》。

[190]《后汉书·儒林传下·张玄》。

[191]《后汉书·郑玄传》。

[192]《后汉书·儒林传下·张玄》。

[193]《申鉴·时事》。

[194]《汉书·宣帝纪》。

[195]《后汉书·杨终传》。

[196]《后汉书·章帝纪》。

[197]《后汉书·丁鸿传》。

[198]《后汉书·儒林传下·李育》。

[199]《白虎通》的43个条目为: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师、五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仕、辟雍、灾变、耕桑、封禅、巡狩、考黜、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文质、三政、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五经、嫁娶、绋冕、丧服、崩薨。

[200]《后汉书·宦者传·吕强》。

[201]《后汉书·蔡邕传》。

[202]《后汉书·宦者传·吕强》。

[203]《后汉书·郑玄传》。

[204]《十三经注疏·仪礼》卷三。

[205]《周礼汉读考》卷一。

[206]《十三经注疏·毛诗》卷一。

[207]袁钧辑:《郑氏佚书·三礼目录》。

[208]《东北大学周刊》第80期。

[209]《三国志·明帝纪》注引华歆语。

[210]皮锡锐:《经学历史》,第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