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一般趋势

在中美关系解冻前夜的1971年，约翰·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受福特基金会委托，就60年代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做评估报告。在报告中，林德贝克指出当时的中国研究是既表面化又抽象化的，几乎所有非华裔学者都不具备双语能力；只有两三人能为中文出版物写中文学术文章；很少学生在中国研究方面能与中国学生竞争；在中文环境能够应对自如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他对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提出了10条重要建议，包括对现有重点培训和研究中心的建设，向中国研究规模小的学校师生开放重点大学的研究中心，彻底改进教育培养质量和增加研究生数量，以补充学者年龄老化的不足；扩大国家研究经费，提高中文能力，培训学生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的能力，包括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加强有关中国知识的公共教育，加强与其他国家研究中国的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等^[16]。

1975年，美国中国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简称AACS）第17次年会在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召开。大会主题为“1958—1975美国高等院校中国研究评估”（An Evalu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1958—1973），并出版会议论文集。来自全美各高校设立有中国研究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专家齐聚一堂，检讨过去15年中国研究的方法论，学科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汉语语言教育和中文馆藏建设。

美国中国研究协会执行秘书长薛光前（Paul K.T.Sih）在序言中指出，美国文科教育一直只注重西方传统，但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课程应该包括对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系统学习^[17]。他认为中国研究教育可以使学生受益于四个方面：了解中华文明，作为政府部门区域问题专家，为外交和商务部门服务，为专业和非专业出版物发表中国事务研究成果。他强调，不仅专修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学生，其他大学生也应该对形成中国人文传统的儒、释、道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要提倡在文科教育中加入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普通课程^[18]。

在这次年会上，耶鲁大学教授戴维·罗（David N.Rowe）作了关于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报告，就60年代初至70年代早期（1962—1974）的博士论文的学校分布、内容和著者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定量分析研究，并由此指出美国之中国研究研究生教育的一般趋势。罗认为，在无法全面获取相当数量的大学关于中国研究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和实际开课资料的情况下，对相关博士论文进行分析是最佳的途径。因为他们揭示了对中国研究有浓厚兴趣的博士候选人的主要研究兴趣；他们是下一代中国研究教育的有生力量；他们所选择的课题既代表本人也代表指导老师在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博士论文也间接反映了相关领域研究生课程的开设情况；而所选课程是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与中国相关的博士论文反映了美国中国研究教育与研究的前沿^[19]。

据罗统计，这13年间共有115所院校的博士生完成了1287篇博士论文。前10名论文最多的大学为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耶鲁大学。通过对前41所至少有6篇论文出版的主要高校的分析，他发现，东北地区高校完成的论文占41.1%，其次是中西部（22.2%）和远东部（太平洋地区，20%），西南和东南各只占1.7%。从每年论文发表的数量来看，1962年只有49篇，之后逐年上升，并于1972年达到高峰（157篇）。在《杜威十进分类法》（Deway Decimal Classification）的基础上，他将论文分成6个大类：概述和综合类、中国——1800年以前、中国——1800—1949年、中国——1949年以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海外中国人群体。第二到四类囊括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社会科学；第五类为人类学与社会学、艺术与建筑、中国文化的影响、语言与语言学、文学与戏剧、音乐、地理、宗教与哲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大类下又分为44个小类^[20]。通过对前41所大学的969篇博士论文的分析，罗指出，美国博士生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后，而不重视对此前3 500年的中国历史的研究^[21]。另外，由于政治和外交原因以及获取文献和第一手资料来源的极度困难，对台湾的研究大大超过对大陆的研究（前者占接近80%），另外，这一时期没有一篇论文在“地理”类下。通过对论文在各小类数量上的排名，罗预测此后中国研究的重点在大陆意识形态与政治、语言与语言学、台湾经济发展上^[22]。有趣的是，因为几年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罗的大部分预测并不准确。

罗文还就各校论文主题分布进行了比较。他发现哈佛大学主题分布均衡，但讨论最多的课题是元朝以前的历史以及晚清国际关系与贸易、艺术建筑。哥伦比亚大学则注重1949年以后大陆意识形态与政治、明史和台湾教育、法律与经济发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集中在海外中国人团体、大陆意识形态与政治类，华盛顿大学偏重1800年前的中国文学与戏剧，密歇根大学在台湾教育、法律与社会发展、语言与语言学方面较为突出^[23]。

罗还指出，在这一时期40%以上的论文著者为亚裔，而其中约35%为华裔学生。华裔著者最感兴趣的主题是1949年以后的台湾经济、教育、法律、社会发展，1800年以前的文学与戏剧、语言与语言学、北美华人以及大陆意识形态与政治^[24]。

罗文还就博士论文最多的前五所大学这13年来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做了详细的调查。他指出研究生课程数量的增多与博士论文数量的增多似乎成正比^[25]。他还认为，今后中国研究之大学研究生教育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公私立大学的管理、师资和宣传，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和相关课程，有充足经费支持的院校可以吸引更多的研究生，经费的保障也会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26]。

尽管罗将该文称为初步的暂时性的研究，希望可以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并鼓励中国研究学者在此之后，间隔几年，继续做类似的研究，对美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做阶段性总结，但据笔者所知，此后并没有类似的定量分析文章出现。只有少量中国研究的学者和大陆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撰文就某一学科的博士论文或发表在相关领域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进行阶段性分析^[27]。

1988年，在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亦译作“路思义基金会”）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资助下，“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前景”（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会议在阿斯彭人文研究所（Aspen Human Institute）召开。中国研究各个领域的30多位学者和专业人员对当代中国研究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主编了《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3）一书，对70年代到80年代这一主题的研究从总体演化，各学科的发展比如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证券市场，中国研究学者、政府和私人机构中国问题专家、新闻从业人员，包括语言培训、图书馆、经费支持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沈大伟认为，经过这10年的发展，可以说当代中国研究已经获得长足的进步，基本实现了林德贝克提出的10条建议。

就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尤其是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海外中国学研究学者有较多论述。郝平将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分为几个时期：1949—1959年为困难时期、1959—1969年为发展时期、1969—1979年为成熟时期、1979—1989年为学术化时期、1990年以来为展望时期。他认为，到了90年代，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具有五个特点，包括注重跨学科研究及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开始对中国行业、单位的细化研究，以及从事教学和辅助部门比如图书馆和研究中心人员成分和知识结构的变化。他指出80年代初留学美国的中国大陆学生，既对中国有客观了解又掌握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后，充实了美国中国研究教学岗位和其他辅助部门，从而改变了中国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他们将为今后的中国学研究发挥重要作用^[28]。仇华飞指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强调地区研究的重要性，它是一门以近现代中国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的学问。他认为美国中国研究经历了从奠定（50—60年代）、发展（80年代）到繁荣（90年代至今）几个阶段^[29]。类似的讨论更是在朱政惠、王荣华、何培忠、周晓红等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有专门论述。

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何培忠认为呈现5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条件的改善：主要表现在研究资源形式的多样性（书刊、缩微、视听、数据库、网络资源等），获取渠道的便捷、准确性（原始资源的开放，数据收集的来源等）、学术交流的全球化等；2）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年轻化、汉语水平的提高，学科背景的多样化、女性研究人员的增加，具有中国背景的中国研究专家的增多；3）研究内容的变化：注重社会科学，注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倾向；4）学科地位的变化：今天的美国中国学正逐渐脱离原来孤立的区域研究，融入相关学科的研究中，中国学家与非中国学家相互合作，使中国学研究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5）研究机构组织形式的灵活性^[30]。

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国，更因为它的经济崛起和社会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影响而让世界瞩目，带给中国研究专家浓厚的研究兴趣和大量新的研究课题^[31]。对于中国学研究逐渐由边缘进入主流，中国学专家逐渐由脱离主流的一群变成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昂德（Andrew.G.Walder）有深入的分析^[32]。这里不再赘述，但通过本文的相关分析，希望能够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