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第二节　国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自从图书馆学诞生以来，国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是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整体说”。这是早期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施莱廷格。他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1808年出版）他据此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整理”，其主要内容是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

“技术说”。认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其代表人物是艾伯特（Ebert，F.A.）和杜威（Dewey，M.）。这种观点影响深远，至今仍有很多市场。1820年，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在《图书馆员的教育》一书中指出，“图书馆学应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技术说”的集大成者是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1876年，他在《十进分类法》第一版导言中说，他不是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最重要的”是“能轻而易举地分类排列并提出架上的图书、小册子，目录里的卡片，剪贴的零星资料和札记，以及对这些文献进行标引”。由此可见杜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了高度的发展。艾伯特的理论得到丹麦莫尔贝希（Molbech，C.）的支持，1829年，他在《论公共图书馆》一书中将艾伯特的图书馆学结构系统化，即西方所称的艾伯特—莫尔贝希体系。这一体系为佐勒（Zoller，E.）继承，他在1846年《图书馆学概要》一书中使之趋于完善。

“管理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图书馆管理。“管理说”在英国有着深厚的基础；美国是现代管理学的摇篮，“管理说”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帕尼兹（Panizzi，A.）和爱德华兹（Edwards，E.）是英国早期的代表人物。帕尼兹被誉为“图书馆员的拿破仑”，在图书馆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方面多有建树。爱德华兹则享有“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的美誉，对图书馆法有深刻认识，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于1850年颁布《图书馆法》；1859年，他在《图书馆论文集》一书中论述了他对公共图书馆的全部设想和管理内容，包括藏书建设、图书馆建设、分类和编目、图书馆内部结构和服务设施等，提供了全面的“图书馆管理”理论。英国的哈里森（Harrison，K.C.）的《图书馆学基础》和宾汉姆（Beenham，R.）的《图书馆学基础》均持“管理说”，以“管理”为主线阐述图书馆学相关理论。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1905—1922年，列宁（Lenin）在书信、讲话和文件中提出一整套有关图书馆发展和建设的原则，他充分肯定图书馆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就衡量图书馆的价值标准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从列宁时代到现在的俄罗斯，始终把图书馆事业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列宁的理论，至今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社会说”。就是将图书馆置于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查，获得图书馆的整体认识，研究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1933年，美国图书馆学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教授巴特勒（Butler，P.）在《图书馆学引论》一书中提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性机械装置，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他通过将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加以审视，研究图书馆与社会关系，发现了社会知识是以图书为媒介，通过人们的阅读行为进行传递交流的现象。这一看法对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研究，包括后来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观点是在美国图书馆学一代宗师杜威去世后两年提出的，标志着美国图书馆学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人们认为巴特勒开拓了图书馆学对象研究的新领域。阮冈纳赞被誉为“印度图书馆学之父”，他于1931年发表了《图书馆学五原则》，作出了“图书馆学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的科学论断。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比巴特勒等人的认识又进了一大步，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他们的观点就其精神实质上来看是一致的。

“知识社会学”。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施泰特（Karstedt，P.）。他在1954年出版的《图书馆社会学》一书中提出，图书是客观精神的载体，图书馆则是客观精神得以传递的场所。有了图书馆这样的社会机构，人类文化的创造和继承才有了可能。他认为，他引进的这个“客观精神”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知识社会学”正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交流说”。“交流说”是信息论，特别是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相结合的产物，即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及其交流。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Shera，J.H.）。谢拉是交流说的集大成者，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的当然领袖，他的“社会认识论”的实质就是交流。他的社会认识论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完善于70年代后期的《图书馆学引论》之中。他认为，应把知识作为整个社会组织中独立的要素，尤其是作为以书面交流为基础的认识体系进行研究。“交流使文化成为一种聚合的整体，并使其有可能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文化通过交流传播系统将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进行着塑造，同样塑造着个人。的确，交流一词的含义就是共享。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交流思想时，他们就是一个共享的统一体。”“由于交流不仅对个人的个性十分重要，而且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也是重要的，所以它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然而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是社会的工具，而且是交流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前苏联的丘巴梁。他是前苏联图书馆学的一代宗师，在其专著《普通图书馆学》一书中开门见山地说，“苏联图书馆学是一门把图书馆作为群众性地交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的社会科学”。这一表述虽带有前苏联政治文化色彩，但其实质是交流说。

“知识基础论”。1980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布鲁克斯（Brookes，B.C.）将英国哲学家波普（Popper，K.P.）的“世界三”理论（有人称为“三个世界”理论，即物理世界、精神状态世界、思想内容世界）移植于图书馆学中产生。波普将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物理实体的宇宙”，即“世界一”；二是“精神状态世界，包括意识形态、心理素质和非意识形态”，即“世界二”；三是“思想内容的世界，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它包括科学理论、科学问题、社会结构、艺术作品、杂志和书籍以及图书馆的内容等等，即“世界三”。波普认为，每一本书都包含有“客观知识”，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是为了发展客观知识。他设想，如果有一天物质文明毁灭了，只要图书馆还存在，人们就可以利用它保存的知识去重建新的文明。如果图书馆连同物质文明一同毁灭了，则重建人类文明是不可能的。波普的“世界三”理论对图书馆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布鲁克斯认为，“波普的第三世界理论应受到图书馆学家和情报学家的欢迎，因为他首次为他们的职业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新技术说”。这是在现代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的时代产物，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兰开斯特（Lancaster，F.W.）、利克利德（Licklider，J.C.R.）、汤普森（Thompson，J.）等人。美国图书馆学家利克利德是个先驱者，在1965年就出版经典之作《未来的图书馆》。他认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图书已不再是适宜的信息贮藏物，这样，当人们最终拒绝接受图书是一种有效的信息传输机制时，他们也就会拒绝接受图书馆。他特别强调信息查询者与信息本身的动态交互，甚至设想出一种可以形成“新图书馆网络”的预知系统（precognitive system）：用户可以通过一种“共生者”（Symbiont）的机器存取，其键盘和显示部分要能让用户看到文献、图像、书目、引文，并有查询和其他功能。兰开斯特是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情报学家，从1970年以来一直执教于伊利诺伊大学情报学院，是“新技术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在一系列论著中阐述了自己对图书馆的认识，在《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一书中指出，“实际情况是，通过电子存取的能力，图书馆正在‘被解散’。根据对未来的预测，这个过程将会以更快的速度继续下去……除了收藏旧印刷记录的档案和提供娱乐消遣方面的阅读材料的机构之外，现在这种类型的图书馆将会消失”。在《走向无纸信息系统》一书中说，未来图书馆也就是电子信息系统。英国图书馆学家汤普森在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图书馆的未来》一书中说，电子出版物将取代印刷型图书成为新时代的主要形式，“图书馆的结局可能是采取博物馆的形式并告别印刷时代”，但“图书馆员和图书馆的真正任务——信息的选择、存贮、组织和传播——仍然和历来的任务一样，改变的只是图书馆的形态、结构和图书馆员处理信息的技术方法”。但是，后来的美国另两位图书馆学家克劳福特（Crawford，W.）和戈曼（Gorman，M.）不完全同意兰开斯特的观点，他们认为，印刷品将长期与其他媒体共存互补，图书馆固然在寻求也应该寻求走出“围墙”的途径，但图书馆将继续是一个包括印刷文本在内的多媒体中心。“新技术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数字图书馆”概念和技术的发展而显现出盛行之势，有少数教学单位计算机课程已超出了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这也是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一种间接表现。不过，近两年来看，人们的思想认识要冷静得多。

“资源说”。“资源说”的出现与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缩写为IRM）理论密切相关。信息资源管理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主要产生于政府文书管理和工商的企业信息管理部门，实质是将信息视为一种战略资源并加以管理、开发和利用，借以提高一个观念转变问题。其核心是个整合过程，它从组织整体的角度审视信息资源，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对所有信息资源实行集成管理，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和提高效率——这里主要涉及一个行动的问题。信息资源管理于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英国并演变为“信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IM）理论，同时，英国专业图书馆协会也改名为“信息管理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Introduction Management）。这些都给“资源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资源说”的正式亮相是在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Chernik，B.E.）1982年出版的《图书馆服务导论》一书中。他说：“许多人可能将图书馆定义为一个简单的藏有许多书的建筑物，其他人则可能进一步对这些藏书做些解释——有些人为娱乐而读书，有些人为学习而读书——其中一些人可能还知道藏书是以特定的方式排列，然而，可能只有很少的人会想到图书馆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这正是最恰当的图书馆定义。”还说，图书馆资源——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但是切尼克的“资源说”还未能自觉地真正地从资源的意义上来审视图书馆，并以此为基点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真正意义，他已突破了“交流说”和“新技术说”的局限。

国外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的观点远不止以上所举，还有什么“工作说”“方法说”等等。从这些观点来看，一方面反映国外图书馆学者们认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说明图书馆学本身正在走向成熟；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国外图书馆学家正在扩大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范围，由“技术说”转到“交流说”，再转变到研究图书馆藏书的内容——知识信息有关的一切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