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对象与意义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意义

一

作为研究对象,本书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基本界定是,考察与探究国家层面的新闻传媒机构开展对外报道实践的历史变迁、呈现的格局、坚持的立场、遵循的政策、运用的策略与方法,以及表现出的具有一般意义和总结性质的理论成果。也就是本研究以中国对外报道的实践性经验事实为出发点,但并不停留于实践层面的纷繁现象,而是对这些创新、因循甚至回潮并存的对外报道实践后面所反映、体现的使命意识、思想动因、结构性作用力和新闻信息的对外传播规律等等的适度抽象。

基于上述界定与认识,我们将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框架性研究设计思路展开如下:

第一,从现象性实践层面的概念辨析入手,即从与中国对外报道相关的概念辨析切入。这些概念既有具有鲜明本土色彩的命题,如对外宣传、对外报道;也有耳熟能详的通俗语汇,如国际新闻;更有广受关注的输入性概念,如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等。我们试图界定它们的基本含义,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以与对外报道的关系为轴心展开辨析。因为对这些相关概念的经验性或观念性认识,可以廓清并加深我们对中国对外报道的学理性理解。

第二,历时地纵向描述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演进轨迹,以还原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历史脉络。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演进轨迹的考察思路,首先是辨析中国对外报道实践的源起。本书认为中国有组织、成建制的对外报道肇始于中国两极新闻事业的形成时期,即1928年以后,标志性事件是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建成开播。以下的历史分期为1937-1949年、1949-1966年、1966-1976年和1976年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报道思想四个演进阶段。这部分的篇幅试图勾勒中国对外报道实践及其思想的发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曲折而艰辛的进程。

第三,共时性展开中国对外报道媒体格局的横向描述。中国对外报道传播系统的描述,总体上以新闻机构的媒介类别分节,即通讯社、报刊、电台、电视台以及网络媒体。叙述方式是立足当前,适当追溯这些新闻机构的演变与沿革。本部分的内容试图素描式呈现中国对外报道机构的整体格局及其功能分区。

第四,由于新闻是具有主观意志的个体经过过滤、筛选等程序获取的信息,因而,新闻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意识,作为跨国信息单向流动的对外报道尤其如此。中国对外报道是一个特殊的新闻报道类别,它需要奉行一些必要的原则。我们从现有文献与实践中归纳出如下原则:国家利益原则、扩大交流增进了解原则、内外有别与外外有别原则等。

第五,中国对外报道是具有很强的宣传、军事、外交等相关政策规定性的新闻实践,因而,对对外报道政策的考察与总结是清理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重要环节。中国对外报道政策的考察思路是,先就中国对外报道政策的总体面貌与价值取向进行平面描述,然后从两个重要维度对中国对外报道政策展开纵深论述:一是对报道对象与内容的保障与限制,也就是信息发布方针;二是开展对外报道的时机选择的规定。

第六,方针政策只提供方向性原则,在具体的对外报道实践中,更为丰富的对外报道思想体现在对外报道策略中。对外报道策略是在党和国家关于对外报道的政策框架内,为了取得良好的报道效果而创造性、艺术性地开展对外报道的具体举措与实践。这部分讨论对外报道中的三个基本策略:一是施放舆论气球与议程设置;二是公关策略;三是文化策略。

第七,考察对外报道的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从中国现行对外报道实践来看,中国对外报道的组织与管理方式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中国自主进行的对外报道,包括它的组织领导方式与常规运营方式。这是体现与保障对外报道思想实现的主要环节。二是外国来华记者以中国的立场所开展的对外报道和中国相关机构对他们的组织与管理方式。

第八,考察中国对外报道的当代使命。历时看,中国对外报道在具体的社会进程中的使命不是单一、纯粹的,而是复合、多元的,表现为在不同时期调整其主导倾向。在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对外报道的根本使命,一是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二是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与提高国家软实力。

总之,本书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考察,是在中国对外报道实践坐标上清理其思想脉络。因此,我们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考察是沿着实践坐标的纵横两个进路展开,以横向定性研究为主。从理论资源与分析工具来看,本书以新闻学、传播学的知识谱系为主体,同时借鉴了政治学、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需要交代的是,由于“文化无意识”、“政治无意识”以及文化政治自觉意识等作用力,本书考察的中国对外报道思想,是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新闻宣传实践及其指导原则、立场、政策等所体现的思想观点为主线。

二

裹挟着资本、技术以及意识形态的能量,全球化浪潮、地球村景观正成为当前的世界性症候。在这一语境下,研究作为文化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对外报道,无疑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60年来,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一步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与此同时,中国GDP持续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排名第六。尽管如此,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方世界的呈现整体上还是负面的。当然,这其中有来自社会制度选择上的客观原因。然而,我们也有必要对包括对外报道在内的对外传播进行清理、反思与改进。对中国对外报道进行清理与反思,从思想层面考察无疑是一个适当的进路,思想的清理必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对外报道的空间与坚定前进的方向。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把视野放宽到国际传播的层面,发现中国对外报道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中富有远见而又不无玄虚地宣称,“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而在弗里德曼书中所言说的“铲平”这个世界的“工具”,就是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传媒为人类呈现一个透明的地球,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被大大地拉近,塑造一个具有全球视野与传播经验的共同体。“球土化”的潮流与趋势,无疑要求对外报道具备人类共通的思想与视野。

新的国内传媒系统的国际延伸,新的传媒格局,促成我们以新的理念组织实施对外报道。由中央电视台牵头、部分省市卫视加盟的“长城卫星电视平台”成功在亚欧美落地,这意味着原来的卫视已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媒体。另一方面,即使还没有走出国门的媒体,每年都要面对数以千万计的外国使节、留学生和境外旅游者,因此,传媒内容生产都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存在,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做到内外兼顾。可以说,在新形势下,任何对内传播都会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任何对外报道也都会通过一定渠道反馈到国内。这种跨疆界传播成为当前广电与新媒体的常规生存状况,迫切要求中国对外报道调整思路,积极应对传媒变革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