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年前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走向

论2000年前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走向

论2000年前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走向^[1]

我们目前所处的20世纪90年代，是新旧世纪交替的关键时期，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世界范围内激烈变革的脉搏跳动。一个与20世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和文化格局相异的新格局将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激动人心的挑战和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摆在中华民族的面前。1992年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走下去的决心。随后，一系列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的重大措施先后出台。我国经济界对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率先作出积极反应，甚至反应敏感而表现谨慎的文化界也有令人振奋的改革措施出台。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改革开放持积极态度的大学在数月内却异乎寻常的平静。实际上，在观望和等待的表象下，蕴藏着广大知识分子向往改革开放的巨大积极性。观望和等待，只会使我们坐失良机。

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和改革也处在关键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浪潮中，2000年前研究生教育的走向如何呢？有的同志会奇怪，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刚于今年3月17日下发了《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要点》，难道在研究生教育的走向问题上还有什么疑问吗？据我所知，这份文件是历经数载，几易其稿，征求了数以百计专家和管理干部的意见才形成的。文件中有许多好的意见。然而，可以断定：即将出台的关于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措施在许多方面将与其相左。其间，时隔不过一年。这一事实颇发人深省。联想起近十几年来，我国教育界各种预测极少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一事实，我认为我们至今还很少将注意力放在对宏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探讨上。

我们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大家对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持十分乐观态度时，不久却遇到了招生上的大滑坡；去年夏天，我们对研究生分配还愁眉不展，而今年却意外地发现社会上对研究生甚至本科生的需求积极性大增。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左右着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教育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既然是一种具体的教育形态，就会遵循教育规律而运动；它又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就会随着具体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具体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要受研究生教育的一般规律所支配，同时还应当随着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将其仅作为教育现象来考察，将其脱离社会背景来研究，那么，我们获得的结论或作的预测将会出差错。《“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提法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一文，就是我将这一提法与其社会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研究而获得的成果。文中的具体结论也许不一定正确，但是我坚信这种研究方法是正确的。促使我去作这种努力的原因之一，是在我翻阅近十几年来几乎全部有关研究生教育的论文后发现，我们缺乏这种客观、历史地考察问题的方法。

近半年来，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2000年前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走向时，又有以下心得：

第一，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假如我们认真考察一下西方主要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史，就不难发现研究生教育的增长曲线与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曲线有很大的相似性，两条曲线不相重叠，在时间轴上一前一后。这是由于研究生教育超前或落后于经济发展而造成的。1978年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经历了恢复→大发展→大滑坡→重新发展诸阶段。这种波动有种种原因，然而，诸因素中显然经济波动在起主导作用。当然，教育的各个层次都会随之而波动，不过与经济发展关系更为直接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最易受到影响。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再次肯定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作用，并且希望20世纪90年代要加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原先计划增长率为6%，现要求或实际上已达到10%以上。不管怎样，经济加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必定要驱动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加速发展。原先“控制规模”的提法，无疑首先会遇到质疑。至于研究生教育规模究竟多大才较为合理，这种规模的支撑条件是否具备、发展速度与提高质量的矛盾是否会加剧等等问题，则是派生出来的新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对待和及时解决。

在我看来，此次改革开放的着重点不是速度，而是改革我国经济运行机制问题。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轨。这种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现代化和未来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速度对社会的影响。现在，研究生教育界的热点还在发展规模和要求下放办学自主权上，尚未意识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研究生教育体制带来巨大的冲击。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中有很深的计划经济色彩，要适应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变革。只注意速度而忽视运行机制的改革，我们难免犯新的错误。

第二，社会稳定是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研究生教育有其运行轨迹，一般由发展期和稳定期两部分交替构成。换句话说，加速发展一个阶段，再稳定在某个规模上一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当然是动态的稳定。一般说来，稳定期要长于发展期。倘若我们仔细考察每个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增长曲线，就不难发现异常波动。小规模的消退滑坡大多是由于经济上出现萧条或滑坡所造成的。近几年来，美国经济衰退，各高校资金来源短缺，就会减少研究生奖学金，从而减少了研究生入学的机会。我这里指的不是这种消退或滑坡，而是指异常波动——大消退或大滑坡。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出现过研究生教育异常波动。一个国家的内乱（如原苏联及东欧解体时出现的混乱）以及其他种种动荡（如中国“文化大革命”），均会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带来极大冲击。当然，这种冲击常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运动极为频繁，到1978年止，期间几乎很少有三年以上的安定期。这种状态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1978年至今已有14年了，尽管其间有过像1989年那种政治风波，相对而言，这14年是难得的安定期，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假如今后我们有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全国人民又能珍惜国内安定局面，那么我国的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诸方面定能健康地大发展，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

第三，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研究生教育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推动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生产水平的高低。从历史角度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互动地向前发展。一般说来，科学技术愈发展，生产水平愈高，同样，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就愈复杂。换句话说，社会越现代化，一个人就越要用更多的时间来接受专门的教育，才有可能从事复杂的劳动。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远比初等、中等教育的历史短，其之所以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就是因为本科生教育已经不够了。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过去博士学位获得者就可以在大学里任教，在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而现在有一种明显趋势，在较为著名的大学里要当一名教师常常要求其有过博士后科学研究的背景。最近还有一个动向值得注意：博士后分初级博士后和高级博士后，前者指获得博士学位不满5年而在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人员，后者则是指获得博士学位5年以上并在工作岗位上有一段工作经验而在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人员。为什么会有这种趋势呢？我看主要是科学技术发展愈来愈快，新学科、新技术不断出现，延长了一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就不会去积极、主动地发展研究生教育，也会看不到高学位对教育、科研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如果一所大学的教师100%由博士学位获得者来补充，另一所大学的教师100%由学士学位获得者来补充，我相信这两所大学的学术水准将大大不同。因此，教师队伍中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应当成为评估一所大学学术水平高低的指标之一。

第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还依赖于其支撑条件。这个支撑条件包括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它已有发展的可能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发展有了迫切的需要，然而只有当其有了支撑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后才可能健康发展起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必须相应增加投入。一所著名大学欲在2000年前将其研究生在校人数翻一番，那么就要求教师队伍、教室、宿舍等方面有相应的发展，经费投入也要翻一番。随着物价上涨，原先每个研究生培养经费也必须增加以保证实际经费不下降，这将对国家财政支出造成压力。我们确定的增长率要求增加的经费投入如超过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这种增长率也就不会实现。这一点绝大多数人会想到。然而，良好的社会环境有时比经费投入更为重要。在我看来，我国对高学位人才的吸纳机制尚有不少问题，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问题，也有用人单位和研究生本人的问题。假如我们不下决心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用人单位的领导不改变“武大郎开店”的观念，研究生择业时不端正思想的话，研究生教育发展就不会有良好的软环境，也就不会朝着我们设想的方向健康发展。

只有当我们在上述4个方面有了共识，那么，对2000年前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走向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共识，采取的改革措施就不会脱离实际。

2000年前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走向归纳起来有4个转化：

第一，研究生教育从满足高校、科研单位需要为主向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方向转化。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毕业研究生主要流向大学和研究单位。原因很简单，“文革”十年，这些部门急需大量的人才补充。有些单位甚至出高额培养费委托培养。这种补充可称为非常时期的补充。一旦补充到一定程度，这些单位的需求就明显下降。下降到什么程度呢？下降到由于离退休造成的少量自然补充需求的程度。由于导师大多习惯或偏爱于培养师资和科研人员，学生也更愿意去高校或科研单位，当高校和科研单位不再需要大量补充时，研究生毕业分配就会出现困难。这几年由于沿海开发区和特区与内地的工资收入差距拉大，大学和研究单位知识分子待遇相对较差，毕业研究生又出现了用非所学的流向，即一些研究生不顾所学专业而去特区、沿海地区或当地的各种公司。

研究生教育的投入应当有3种效益，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科教文化效益。不顾学校性质以及各个专业特点，一味强调主动适应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需要是很不合适的。我们培养的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经济工作为国家创造财富而产生经济效益；有的专业（如环境科学等）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并不创造财富却造福于人类而产生社会效益；还有一些专业（如基础数学等）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可能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效益，然而对人类的认识活动却极为重要。不少综合性大学的文史哲研究生教育面临困境，原因许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研究生看到自己的导师一生辛苦却生活窘迫，故毕业后很少愿意从事本专业的工作。社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只有当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能满足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诸方面需要时，这种研究生教育才是健康和成熟的。

“主动适应”的提法，若针对研究生教育专业设置不合理而没有培养出国家经济建设的急需人才，或者针对培养内容过于陈旧、培养方法脱离实际而言，我认为尚有道理。但细想起来，这种提法不很科学。这种提法似乎在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暗示了教育方面出了问题。我并不否认研究生教育方面的缺点，迫切需要改革，但经济与教育这一关系上，经济方面问题也很值得注意，如对研究生教育的投资太少，研究生毕业后工资待遇太差，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期望研究生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呢？“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这种事做不到的。古今中外，搞教育主要靠国家投资，收取学费和办产业只能是一种有限的补充而已。

这一转化，就会带来一种培养目标、规格和方法的变化，即从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发展的趋势：研究型与职业型、课程学位与论文学位、脱产学习与在职学习等，均会得到合理的发展。研究生培养单位对此变化要作自我调整。

第二，招生和分配从计划为主向以市场为主的方向转化。客观地说，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与分配中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至今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趋势很不协调。每个培养单位招收多少名研究生受国家教委严格控制，扩大招收一名研究生也要报批，培养单位没有自主权；录取标准也由国家教委统一划定，名牌大学与地方院校只有一个标准；分配中有国家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等，越搞越复杂。总之，执行国家控制下的“优生优分”政策，即由“卖方”决定一切。这种状况导致了要么供不应求，要么供大于求。招生、分配政策朝令夕改，年年变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国家原先都是执行计划经济的，最后无一例外地成了“短缺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粮食生产是执行最彻底的计划经济的，结果是越执行越难以解决温饱问题，相反由于国家补贴而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现在，我们彻底放开了粮价，却带来粮食市场的繁荣，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经过初步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较优的经济体制。2000年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迈出更大一步，其对研究生教育中的招生、分配制度的改革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毕业研究生，说到底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才，它应进入“市场”，其供求关系（包括对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应当由“卖方（培养单位）”和“买方（用人单位）”来决定。由于这一“商品”的特殊性，研究生的意向还影响供求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计划方（国家有关部门）有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培养和用人单位无积极性和主动性可言，或者说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它们消极地执行着计划，可对招生和分配中出现的问题不负任何责任，研究生更处于消极和被动地位。计划方的计划往往是主观的，即便请专家们预测都难以改变其主观性。换句话说，计划经济的缺陷是无法靠预测来弥补的。我国经济体制越朝市场方向发展，目前存在于研究生教育中的招生、分配模式就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在研究生教育上国家采用“包下来”的办法，实在弊大于利。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首先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实施义务教育，但在高等教育上实行收费教育。发达国家的个人消费主要用在高等教育、医疗、住宅、汽车和旅游上，我国的个人消费主要用在吃穿上。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增加，我们应当正确地引导个人消费。在较发达的地区，人们可花费数万元来操办红白喜事，国家为何不在高等教育中积极推行收费培养的办法呢？目前，人民群众对自费上大学的积极性更会大增。另一个事实是自费生均报考“热门”专业，即社会上迫切需要而又易得到高收入的行业，他们实用主义的态度正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当然，对研究生进行收费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家长应有经济能力给予支付，或能给研究生有足够的机会兼任助教，使他们通过劳动来免去学费和获得生活费用，或对来自贫困地区或家庭的学生设立特别奖学金，等等。这种模式，会驱使研究生努力工作以谋求兼职，或者通过取得优秀成绩来获得奖学金。这种模式，会促使研究生谨慎地挑选专业，不再以“读户口”或“跳槽”为目的。其连锁反应之一是某些社会需求小的专业不再盲目发展。同样，会驱使培养单位积极调整专业和进行教学改革。

第三，从以追求发展规模为主向以提高质量与发展规模并重的方向转化。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渗透到研究生教育中来时，培养单位就会被推入激烈竞争之中，其生存与发展就要靠学术声誉，即靠培养质量。我国高教界一直存在着追求规模的态势，专科学校要求升格为本科院校，学院要求升格为大学，研究生处（部）千方百计想换成研究生院的牌子，硕士生培养单位梦寐以求地争取成为博士生培养单位，等等。尽管质量问题叫了多年，然而收效不大。原因之一是评估质量靠政府有关部门（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或相应的省级部门）。倘若将其推向“市场”，评估它们的则是整个社会，其优劣也公布于众。于是，同样是博士学位而在社会上就不等价了，谋职的易难会大不一样。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评估体系中，有两条标准很说明问题：一是求职成功率，二是起薪高低。这两条是社会上评价其学位质量的综合反映。例如，某校的博士求职成功率达100%，而另一所学校只有50%，前者比后者的起薪要高出20%～100%（当然在工资制度彻底放开后才有这种可能），那么前一所学校会吸引更多优秀的考生，用人单位也更愿意聘用该校毕业生。后一所学校必定要走提高质量的路子，以求生存与发展。“市场”调节比行政干预更有效地促使培养单位注重提高质量。由于我们对计划内招收研究生采取“包”下来的办法，“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加上同一种起点工资，培养单位对提高质量的积极性就不会高。只有研究生教育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相协调，这种转化才有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

第四，从以硕士生教育为主向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按比例发展的方向转化。到目前为止，我国硕士学位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位，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比例关系也是由国家教委制定的。这几年来，国家有意加速发展博士生教育，然而事与愿违，年年完不成招生计划。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还很短，三者之间按比例发展的关系还没有发育成熟。任何一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说这种教育达到成熟程度，必定有一种相对稳定的三者比例关系形成。这种相对稳定的比例是自然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靠人为定个比例是行不通的。尽管所有国家（指有硕士学位的国家）硕士生数量远远大于博士生数量，然而大多数国家不再将其看成一个独立的层次。有人认为又有重新重视硕士学位的趋势，这只是表明本科生教育已在许多领域里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依我看，硕士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的区别在逐渐缩小，主要是越来越淡化对硕士论文的要求，而更注重硕士学位课程。这几年质量评估活动中，不少专家深感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才在科学技术的素养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许多硕士表现“平平”。实际上，只说明我们过去对硕士学位的质量期望过高。一般说来，硕士学位论文的科研工作只有一年时间，其学术水平怎么可能很高呢？一些导师要求研究生花2～3年时间做科研，即一进校就进实验室，而对其学位课程却马马虎虎。表面上看来论文质量较高，但长远来看弊多利少。西方的硕士生阶段只有两年，大多不要求做论文，而读一系列高水平的课程。我以为这种情况是值得各位深思的。在今后的8年中，我们应当适当淡化硕士生层次的教育，加强博士生教育，尤其应在“硕博连读”上多做试点，至少使研究型学位方面将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打通，做到五年一贯制。

总而言之，2000年前中国研究生教育亦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只要社会稳定，同时又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上述4个方面的转化是可能实现的。这4个方面的转化归到一点：中国研究生教育体制在2000年前趋向成熟。完成了这个转变过程，到了21世纪，它将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巨大的作用。

作者后记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召开的全省研究生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从1988年我在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兼职算起，到1992年刚好5年。期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有机会仔细考察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本文应当说是我5年兼职和一年访问学者的经历中对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的系统思考。由于标题中似乎暗示本文涉及“预测”，因此被1993年2月的《新华文摘》近乎全文转载。此文发表至今又近15个年头，文章中的基本观点不但经受了时间考验，而且对当今的研究生教育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注释】

[1]发表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2年，第6期：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