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1993年,对于襁褓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是极为重要的一年,面对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面对新旧观念的冲突和碰撞,多少人都在为它捏把汗:中国的市场经济,你能顺利地度过你的新生期吗?你能经受住历史对你的考验吗?……”
这篇文章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国人的心态。
6年过去了,虽然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困难,遭受了许多挫折,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没有让关注它的人们失望。1993年至199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9%,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8.7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4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也比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尼西亚高出2.2—3.7个百分点。1998年,全球金融动荡与经济滑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定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仅为2%,而面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中国,却实现了7.8%的经济增长率。199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10位,1995年便跃居世界第7位,超过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从1993年至1997年,我国谷物、棉花、油菜籽、肉类、煤、布、水泥和电视机产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发电量从第4位上升到第2位;化肥产量保持第2位;糖产量居第3位或第4位;原油产量保持第5位;特别是1996年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从世界第2位跃居首位。在商品贸易市场、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旅游市场,我国均占有重要地位。1997年我国以325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值进入全球贸易的第10位;外汇储备仅次于美国居第2位。人民生活质量更是逐步得到改善。6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7.6%,居世界前列。1996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93.5台,农村家庭每百户拥有电视机88台,均高于世界水平。市场经济在它的摇篮期就向世人显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改革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越往前走,困难越多,阻力越大。
我们要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但又怕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
我们要搞活企业,但企业还被行政管理的框框圈着。
我们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国际市场,但又怕冲击了自己的民族工业。
我们要建立统一的商品流通体制,但又难以突破条条块块的封锁。
我们要发展经济,但企业效益连年下降。国有企业1/3明亏, 1/3潜亏;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连年出现赤字;市场一蹶不振,光仓库里就积压了3万亿元的产品……
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进,困难重重;退,20年的改革付之东流……
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时间和余地了。裹足不前或半途停顿,都会使刚建立的经济新格局土崩瓦解。党的十五大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动员令和进军令。新一届共和国政府和近3000名人大代表为中国描绘了一幅跨世纪的改革蓝图——以机构改革为基础,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以金融改革为保障,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初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最能体现当前改革特点的是,中国一改过去用政治口号指挥生产、用政治热情推动经济的做法,而开始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立1998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8%,当时许多人不以为然。在过去5年里,尽管宏观调控力度很大,物价上涨幅度百分点从两位数回落到0…8%,年均增长速度仍高达11%,即使在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1952年至1972年里,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仍有6.4%。但是,正如山东代表、济南铁路局局长彭开宙说的:“8%的目标实事求是,确定8%而不是更高的速度,这本身就说明中央领导集体成熟理智,驾驭全局的能力很强。”也许是我们太穷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太落后了,因此我们总想发展快一点。但是,正像一口不能吃成胖子一样,经济发展有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经济规律而求快,其结果必然是扭曲与破坏经济发展。1958年的大跃进、1984年的“洋冒进”、1988年的物价闯关以及1992年的开发热,无一不让我们品尝到了违背经济规律的苦果。这次人大会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与经济格局,确定8%为我们的发展速度,既维持了我们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又保证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日本<东京新闻>据此评论:中国成熟了!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新一届政府的头脑清醒与坦率务实。1999年3月5日,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199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8%,说明年初的计划是客观的,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得过高,势必造成各地各部门为了高指标而进行一些不切实际的炒作行为,引发泡沫经济。
更能体现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走向成熟的是,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朱镕基一改过去对经济增长定“目标”的做法,而以“预期”的方式表达对经济增长的估计与预测,确定199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7%左右”。这不是单纯的文字表述方式的异动,而是体现一种经济管理模式的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里,我们无不是围着计划、目标、指标打转转,结果导致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行为。而市场经济,则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作。朱总理在报告中明确地说:“这个增长速度是指导性的,是就全国来说的,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增长速度可能高一点,有的也可能低一点。”日本《东京新闻》为此评论说:中国谋求向不受“目标”束缚的灵活的经济运营转换。这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中国已从“重视指标”的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
头脑清醒,坦率务实,讲究效率,这是我们进行新一轮改革所必须坚持的原则。
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我们搞计划经济搞了几十年,现在要将市场经济的枝芽嫁接到社会主义这棵大树上,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们不怕困难,但我们必须正视困难。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新一轮改革的成功启动,标志着中国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越来越强,也体现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走出了迷途,走出了混沌,走向了成熟!
中国开始了本世纪的最后冲刺,而1999年,则责无旁贷地成为世纪攻坚的关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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