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发展生态学科的六年历程

在复旦大学发展生态学科的六年历程

在复旦大学发展生态学科的六年历程^[1]

——《上海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跋

《上海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是我主持的课题总结，也是我回到上海后真正站在科研第一线的研究成果。书稿正式付印之前，我感慨万分，不时有将近六年的心路历程一吐为快的冲动！

1997年12月20日，我回到上海，开始了在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的艰难创业，时年50岁。从小生活在浦东川沙的我，深受江南水乡的熏陶。20世纪50年代初，川沙乡下的春、夏、秋、冬都是各具特色，都很美！童年时代的环境养成了我热爱优美的自然景观的秉性。1965年我考取了复旦大学的植物学专业，可惜由于历史原因而中断了学业。1979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取了武汉大学植物学专业的研究生，追随著名的水生植物学家孙祥钟教授，开始了我科学研究的生涯。

回忆起来，正是这位虚怀若谷、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慈祥老者影响了我的一生。他从未严厉训斥过我，也从未当众称赞过我，但他的为人、治学之道对我起了巨大作用。孙先生已过世十年，至今我一想起他那人格的魅力和高超的研究艺术，就不由得肃然起敬。现在，如果你漫步在著名的大学校园里，可能会随时遇到一位名声显赫的学者，但能令众人肃然起敬的长者却少之又少。

先生是那么具有战略眼光，“文革”后他复出主持武汉大学植物学专业之时，百废待兴。经过深思，先生决定充分利用湖北拥有“千湖之省”的地理优势，选择水生植物作为研究对象，倡导在分类与进化研究中坚持居群的概念，将传粉生物学作为理解进化的途径，还积极引进现代生物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展水生植物学研究。在他生前，武汉大学已经在该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

1991年5月，先生已重病在身，我刚从美国归来就担负起第二次创业的重担。科学技术是与时俱进的事业，必须重新思考研究室的发展战略。当时，我已经意识到生物多样性有可能成为宏观生物学的热点，同时湿地生态系统又有可能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对象，我带领一批研究生逐渐转移到这两个领域的结合部。应当说，到1997年12月，武汉大学在这一方向上已经具有了良好的基础。可是，由于内外原因，我不得不痛苦地离开了学习、工作、生活了18年的母校，来到了复旦大学。

当时的复旦大学，宏观生物学处于低迷状态。怎样重振？我沉默了一年，静静思考，谨慎决策。我深知，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我冷静地思考如下问题：如何正确选定宏观生物学发展的学科？如何科学认识上海在宏观生物学的需求与地理优势？如何评价复旦大学在宏观生物学的历史遗产，推动其发展进程？如何把握学校地处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吸引杰出人才？如何充分发挥我在学术界积累的优势争取到校内外资源？……

一年的深思熟虑，我决定：

摒弃我十分熟悉的植物学专业，毅然选择生态学作为复旦大学宏观生物学发展的主干学科。原因是上海不具备宏观植物学研究的地理与资源优势，而上海市在高速发展中对生态学有着极大的需求。

不再以水生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而聚焦在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上。上海市地处世界第三大河流的入海口，拥有大面积的独特的原生河口湿地，有许多重要的科学问题有待研究，生态学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发现复旦大学宏观生物学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中科院和大学中有一批杰出科学家曾在这里受过良好教育。几位教授曾先于我做过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发展宏观生物学有厚重的基础。

我最庆幸的是遇到了复旦大学发展史上的最好时机之一，国家启动了“985”项目，学校可在学科建设与杰出人才引进上得到资金的保证。近六年来，我不但有充分的想象空间，而且复旦大学的人文环境给实施这些想象提供了重要保证。我刚到复旦，方方面面给了我许许多多的鼓励和支持：原党委书记程天权同志亲笔给我写信，叫我有困难就去找他；研究生院原院长李大潜院士雪中送炭，拨款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实验室；科研处陆剑英副处长听了我的简单汇报后，立即拨发科研启动费；生命科学院原院长毛裕民从遗传学“211工程”的设备费中为我购置了一项重要设备……

复旦大学宏观生物学开始走上了复兴的轨道。

1998年，从事分子进化研究的张文驹和从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建设的赵斌来到复旦，分别负责“遗传多样性与进化实验室”和“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的建设。赵斌建立了我国高校第一个生物多样性专业网站和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他们两位和蒋如敏同志在我最艰苦的创业之初给了我力量与帮助，而得到的待遇很差。

1999年，校人事处打破常规推荐当时只有硕士点的生态学科申请“长江特聘教授生态学岗位”，并获教育部批准；同年，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

2000年，在孙儒泳院士和徐汝梅教授的支持下，研究所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申报成立“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并获批准；生态学被批准为校重点学科；在一个学科点上同时引进了3位杰出中青年人才：卢宝荣教授（时任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种质资源的资深专家）；钟扬教授（时任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生物信息学专家）；李博教授（时任日本国立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员，种群生态学家）。

2001年，学校拨款进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建成了一批现代化实验室。同年，卢宝荣教授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2002年，生态学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生物多样性与区域生态安全”被批准为“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

2003年初，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著名生态学家骆亦其教授被批准为长江特聘讲座教授。

经过短短的6年时间，复旦大学生态学科已经引起了同行的瞩目，为在不远的将来跻身于国际学术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这段历史，绝无自满之意。我从事的专业是宏观生物学，但我亦爱好科学发展战略学和高等教育学，这两个领域的书刊我有整整两书架，最近还为全校研究生开设了一门“科学发展战略学”的选修课。

从我的经验来看，学科建设的关键是选好学科方向和建好队伍，其中队伍建设更难。只抓项目与论文，不抓学科方向与队伍建设则是本末倒置。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学在全球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任何一个有眼光的政府都会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但是，大学也是一个“怪物”，对经费投入从未得到过满足。实际上，任何大学（包括著名大学）的经费短缺将是长期存在的。学校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决策是资源的分配。复旦大学近年来将学科与队伍建设作为投入重点是完全正确的。

复旦大学生态学科建设的经验之一是校方确保了人才引进的经费，同时，生命科学学院给予了极为宽松的环境与高度的信赖。复旦的生命科学学院具有很强的实力，大多数课题组的经费和论文都很多，而我到复旦的前三年忙于学科与队伍建设，因此两项考核指标都很低。院领导从未急功近利，相反有着极大的耐心，容忍我交了两三年的“白卷”。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毛裕民、高永宝、叶敬仲3位院领导从未干扰过我的决策，让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转机实际上发生在2000年。当时，研究所急需引进人才，而我长期合作的诤友钟扬教授又一次支持了我。年龄上我几乎大他一辈，但他的胆识和为人都让我佩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两人住在学校正大招待所里，天天通宵达旦地讨论，他给我的无私帮助让我终生难忘！尤其是他毅然离开原单位，加盟复旦大学。随后，李博教授放弃了全家到美国的签证，应聘复旦大学协助我的工作；卢宝荣教授也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应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岗位。他们3位都是成熟的科学家，3年来已作出了不少优秀的成果。

近6年，是我科研生涯中发表论文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时期。工作主要是由两支队伍做的：一支是我在武汉大学的博士生，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发表了一批系统与进化植物学上的高质量论文，他们是王建波、汪小凡、张文驹、孙坤、王海洋、黄双全、牛登科、张云飞、简永兴、崔心红和宋志平等，他们与我同甘共苦，理解我的处境，至今让我十分欣慰；另一支是我在复旦大学的博士后，他们经过严格的挑选，在不同的方向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如吴纪华、周铜水、马志军、王小娟、程舟等，没有他们，我承担的项目无法完成，甚至我将远离科学研究第一线。

九段沙湿地是近50年才形成的原生河口型湿地，极具保护价值。继崇明东滩的研究外，我一直亲自在九段沙湿地研究的第一线工作。九段沙湿地项目也是迄今为止我在上海争取到的最大项目。当时，没有自然保护区韩洪发、孙瑛两位署长的充分信任与支持，没有时任上海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局长王贵岭先生的拍板，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在这次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我成功地组织了联合攻关，华东师范大学陈德昌、吴健平教授等，上海水产大学唐文乔教授等，上海师范大学王全喜教授等，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袁峻峰教授等，都给予了大力协作，气氛十分融洽。

尤其我要提到的是李博、马志军、马涛3位同志，他们实际上承担的具体工作比我多得多。我由衷感谢他们。

《上海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无疑为该保护区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由于项目执行时间较短，存在不足也显而易见。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这种跋的写法颇为特殊，我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我还借此机会深切地纪念我的导师孙祥钟教授。

作者后记

在科学研究和教学两个领域里，我深受孙祥钟教授和刘道玉校长的影响。这篇“跋”实际上是我从两位恩师的思想宝库中学习后的实践。一位科学家是否成功，主要从两个方面去考量他：一方面看他在科学研究中的具体成果，即论文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他能否通过决策去推动一个学科的发展。后一方面的成就对一个学校、一个国家十分重要，但在现有的评价体系和公众心目中尚未引起重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互动的。这也是我在复旦大学开设“科学研究发展战略”一课的缘由。本文算一个案例分析吧！

【注释】

[1]刊于陈家宽主编的《上海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标题系后来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