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六朝时期的教育初兴

第一节　秦汉六朝时期的教育初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长达600多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把中国社会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巩固统一后的政权，秦始皇改变了自周朝以来的封建建藩制度，废除分封，将全国分为36个郡，全面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和皇帝的权力，使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威。

就宁波等越地而言，它远离中原，归顺秦国后，其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换。但是，在秦始皇推行其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宁波等越地的文化教育也发生着悄悄的变化。首先，秦始皇除了在越地设置郡县外，还采取强制移民政策，客观上促使中原文化与越地文化交流与融合；其次，在文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对越地影响较大的有：改化黔首，匡饬异俗；书同文字，经纬天下。在上述措施推动下，宁波地区的文化教育状况逐渐吸纳了中原文化的元素。

西汉时期，统治者忙于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无暇顾及偏远的“蛮夷之地”，加之西汉采取不同于秦始皇的较为宽松的文教政策，使宁波等越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中原地区脱节。但是，这种状况到了东汉出现突破性进展，主要是由于西汉末年战乱频繁，大批的北方士族、手工业者和农民为避乱而落户宁波等越地。这次颇具规模的人口迁移，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思想、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以及杰出人才。这次人口迁移极大地促进了宁波等越地的文化教育发展，并且导致越地文化从富有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向中原文化转变。

一、秦对越族的教化

（一）强制移民，促进交流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不少逃亡贵族隐匿在吴越地区，进行反秦活动。为了削弱这股反秦势力，秦始皇采取了强制性的移民政策，他一方面下令越人迁徙至浙西、皖南等荒僻之地；另一方面，又将“天下有罪吏民”发配至越地，以增强防御“外越”（今舟山群岛一带）之民的力量。虽然，秦始皇这种强制性移民政策本意在于“隔离”“罪民”，并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但是，它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原文化与越地文化的接触和交流。

（二）刻石会稽，匡正民风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越地，并在会稽山祭祀大禹，刻石颂德。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化民成俗、统一思想。尤其是针对会稽之民男女性关系自由等习俗，秦始皇提出严格要求，力图用严厉的办法纠正之，使会稽郡的民风与中原风俗相同。例如，“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4]等。时宁波一带毗邻会稽，石刻之内容亦影响至句章等地。可以说，会稽刻石是要求越地人们与秦国的风俗、道德保持一致，以做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促进全国范围的“行同伦”。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教化的方式。况且，从文字角度看，刻石为“书同文”树立了典范。

（三）书同文字，经纬天下

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各诸侯国所使用的文字大相径庭，甚至一国之内都会存在差异。这种状况给统一后的秦国带来了文字上的混乱，妨碍了秦政令的施行和政权的巩固，为此，秦国统一了律令、度量衡、车轨和文字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就文字改革而言，秦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及简，由难至易，由杂乱而趋统一。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的推广、融合，教育的开展，以及政令的施行，因此，书同文字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促进了各地文化教育的统一发展，宁波等越地也深受其教化。

（四）东巡求仙，开创仙风

秦始皇东巡越地之时，还做了一件影响浙东民风的事情，那就是登山“望”海^[5]，祈求仙药。《越绝书》、《宝庆四明志》都有相关记载，据张如安等学者分析，秦始皇东巡之际必然贯彻了他的求仙行动。^[6]自秦之后，浙东仙风越演越烈。至汉代，像方士的炼丹术、巫师的符咒术和阴阳五行等神仙方术空前发达。当时，在今宁波余姚地区产生了大量很有影响的仙道传说，如梅福修道、虞洪遇仙、刘纲樊云翘夫妇升仙以及刘晨阮肇入天台等。^[7]及至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宁波一带宗教盛行，这应该与秦始皇的求仙活动是分不开的。

总之，秦始皇虽然采取种种措施教化越民，但是，秦朝时期的越地因为远离北方政治经济中心，不少文教政令，如吏师教育、博士制度等都未施行于宁波等越地；加之秦始皇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使人们对秦王朝望而生畏，当时，社会很多阶层都站到了秦王朝的对立面，这种种因素致使宁波地区的文化教育还是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一段距离，依然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

二、汉代文教之风的兴起

（一）设三老以掌教化

社会教化工作自秦以来，首推官吏承担。其次，通过三老加以实行。三老是我国古代专门执掌教化的人员，一般由县乡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出任。但是，三老并不是现任官员，只是享受政府优待的荣誉头衔。他们可免除徭役，还能得到朝廷的赏赐，也有责任向上启奏，汇报地方教化之事，以影响地方行政事务。当然，如果地方民风不正，那么该地的三老也难辞其咎。

汉承秦制，设三老以掌教化。清咸丰年间，宁波余姚陈山出土了一块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五月刻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高88厘米，阔45厘米，石碑上有阴刻文217字，记录了一位名通的汉代“三老”的祖孙三代名字和祖辈、父辈逝世的日子。这块碑的意义一方面在于碑文的书法意义，因为其隶书古朴遒劲，为传世汉碑之所罕见；^[8]另一方面，这块碑也见证了宁波地区三老教化乡里的历史原貌。由此可知，社会教化古已有之，设三老以掌教化，有力地促进、补充了地方官吏的教化工作，这也是教化工作专门化和形成责任制的体现。

（二）私学、家学和官学的兴起

1.私学、家学的兴起

西汉建国以来，由于统治者采纳“无为”政策，以及于越等地偏远的因素，中原文化对宁波等越地的影响十分有限，直至西汉末年，因战乱频繁而迫使大批中原儒士南移宁波等越地，这才带动了宁波等越地的文化教育发展，不仅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流传，而且带来了私学、官学和家学的兴起。

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就是孔子在私学传授过程中所建立的。汉代统治者从秦始皇“禁私学”、“焚书坑儒”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认识到社会政治生活、民间学术活动是不可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加以思想控制。由于当初汉代的中央和地方官学都难以满足民众的求学要求，因此，汉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了宽容的政策。私学最初发端于中原，而后传播到关中、于越等地。西汉后期，宁波历史上涌现出最早的私学大师是余姚人董春。^[9]他先后从王君仲受古文《尚书》，从京房受《易》学。学成后以经师自任，设学教授，“还为师，立精舍，远方门徒学者常数百人。诸生每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追随上堂，难问者百余人”^[10]。至东汉，私学更盛。就其教育内容而言，私学中主要传授今文经学，例如，余姚三老孙通所治《穀梁春秋》，属今文经学之列。^[11]

家学属于私学之列，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而从事教育活动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自东汉末年开始，一些世家大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保护地方上的安宁，乘时代动乱之机建立私家武装，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对国家政治产生一定影响。这些世家大族为了维护和推动家族的发展，不仅把持地方上的政治大权，拥有成片的土地，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对家族后代的培养，以树立和维系家族门风，扩大社会影响，逐渐形成了“家学”以及“学在家族”的局面，同时，这也在客观上撑起了这一时代的文化传承重担。所谓“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处事，有以渐异”、“巨宗重臣，咸有训诫”^[12]说的便是这种士族化家学。例如，时属会稽郡的余姚虞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此外，为逃避战乱而从北方迁徙至南方来的士族势力也很大，例如，山阴的谢氏、王氏等。

由于汉以来一直推行儒学，世家大族的家学大多以儒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研习儒经，遵循礼法，倡导忠孝，且十分讲究治学态度和方法，尤其重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伦理道德的教育，最后将先师经说发展成一家之言。当时，余姚虞氏家族五世治孟氏《易》学，是为治儒学之家学发展的典范。这一时期，家学背景下对儒学的研究也推动了地方上的儒学发展，宁绍地区浓厚的儒学学风，使得儒家的一些思想观念得到迅速有力的传播，特别是忠孝节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对改造本地的陋习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儒学之外，还有教授历算知识，如余姚伍贱之父曾为仓监，“失其官谷簿领，罪至于死”，时为孩童的伍贱重新执算，结果“检校相当”，救父一命。这表明时有算术教授，才有如此会计算的孩童。此外，也有以文学、艺术见长的家学典范，如山阴谢氏家学出了一个山水诗人谢灵运，山阴王氏家学培养了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王羲之、王献之。

2.官学的萌芽

在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人们只有“通经”才能做官，因此，士人不得不学习儒学经典。但是，时浙东官方教育方兴待艾，私学也远远满足不了士人的需求，于是，不少士人游学于千里之外的中原和巴蜀地区，因为那里的经学比较发达。例如，西汉末年，余姚人严光就曾游学京师。游学士人回来后，也一定程度改变了地方上落后的文化现状。

西汉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蜀地兴办儒学，首开地方兴学之风。于是，浙东一些地方官员学习蜀郡太守，开始兴办学校，培养入学人才，官学即由此萌芽。浙东有史记载的学宫约出现于公元一世纪末的余姚境内。据《后汉书》（卷21）记载，余姚人黄昌（？—142）“本出孤微。居近学宫，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奇之，遂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这表明，余姚当时已有学宫，主授经学和文法。余姚学宫的出现开创地方官学之先风，对儒家思想的宣传、社会教化的推广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由上也可知，两汉时期，宁波等越地文化教育的兴起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下形成的，而其文化教育的传承和发展则是通过私学，尤其是在家学中得以完成的。

（三）忠孝之风盛行

宁波等越地原本是不崇尚“礼”的地方，但是，受到汉代“孝”政，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宁波等越地民众逐渐接受了儒学中关于“忠孝节义”的观念，尤其是南下儒士带来的《孝经》所宣扬的伦理道德规范，从而改造了本地的一些风俗。例如，句章人董黯以孝名扬天下，余姚虞预所撰修的《会稽典录》曾作这样的记载：“家贫，采薪供养，得干果，奔走以献母。母甚肥悦。邻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苦辱之。孝治不报。及母终，负土成坟，鸟兽助其悲号。丧竟，杀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诣狱自系，会赦得免。”大儒虞翻称赞道：“孝子句章董黯，尽心色养，丧致其哀，单身林野，鸟兽归怀，怨亲之辱，白日报仇，海内闻名，昭然光著。”还有节义之士句章人梁宏、余姚人驷勋等，他们也受到虞翻赞赏。东汉时，宁波地区忠孝节义已蔚然成风。此后，该风气不断地得以发扬光大，余姚湖山乡出土有晋“泰康七年孝子陈恒”、“孝子朱当”等墓砖铭文，鄞州鄮山出土晋“泰元二年太岁孝子黄藤作”砖^[13]，即为明证。

此外，仙道得以进一步传播。于越地区的先民在汉代以前，一直崇拜自然神灵，这在前文已有论述，直至西汉时期，会稽仍“俗多淫祀”。东汉以来，道教传入浙东地区，有力地改变着当地的宗教信仰，并起着教化民众的作用。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兴起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14]面对东汉后期动荡的社会环境，道教承诺给民众的是实际的结果和具体的收获，能给民众带来现世的幸福，因而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秦始皇东巡“望”海，祈求仙药之举，已使仙道在民间流传，东汉以后，于越地区的仙道活动更加流行，产生了很多有影响的仙道传说。例如，梅福修道、刘樊升仙等，甚至连董黯都升入仙籍。据《宁波通史》记载，诸仙中最有影响的当推梅福。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原为儒家学者。王莽摄政，梅福归隐，不知所终。浙东一带多有梅福遗迹，如鄞州大梅山传为梅福隐处，有石洞、药炉、丹灶等古迹。梅福由儒入道，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另外，时有影响的仙人还有真人刁道林，他修道于四明山的丹山赤水，擅长于气功养生术。浙东逐渐成为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好道之士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