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分类及典型特征

二、知识分子的分类及典型特征

知识分子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往往会从直观和表面的现象出发，对知识人做两级分类即好的和不好的，但是，有时权威的分类正和这种直观的相反。著名社会活动家莫顿是最早对知识分子进行类型划分的学者之一。他说:“我们可以便利地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两大类型:那些官僚组织中行使顾问或技术功能的知识分子，和那些不捆绑在任何官僚组织上的知识分子。”⁽⁴⁾他的分类说白了就是把知识分子的划分以是不是官员为核心，即官员知识分子和非官员知识分子。而我们不少人把官员不当做知识分子，其原因是认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是必须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必须是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在他们看来，国家公务员虽然在工作中也要运用各种专业知识，但他们主要是管理社会事务，同知识分子在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这种认识的原因主要是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知识分子作为政策对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会阶层是有关系的。因为国家公务员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本身自然不能成为政策的对象，从这一点上人们自然就把官员排斥在知识分子之外。另外，因为目前我国在干部组织人事管理中，已经将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因此，人们也就有理由认为，凡是党政机关纳入公务员序列或参照公务员来管理的干部，无论其具有多高的学历，也无论其在工作中涉及多少专业知识，都不在知识分子范围之内。我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一种政治性的概念和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相信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而消失，最终不会再作为一个政策对象而出现，知识分子随着他的创造和独立，不再需要成为社会关心的对象，不再会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说法，而成为一个和社会大众平等的角色。但是，不管怎么说以学历的高低来界定知识分子，应是一个常态和较少争议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知识分子的群体应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就更有分类的必要。

笔者基本同意郑也夫的分类，他把知识分子分为四类:第一是非文化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大学学历，但不从事文化（包括科技）工作，而是在机关部门从事管理和事务性的工作。这一类知识分子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官员，即人们认为不是知识分子的那一类。第二是传授与应用型知识分子。很明显我们教育工作者正属于这一类，当然也包括工程技术人员、临床医生等。第三是创造性知识分子，包括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第四是批判型知识分子。

这种划分看起来有其片面性，我们老师难道就不能创新、创造吗？一个官员也不需要创造吗？显然不是，这种划分只是表示不同的职业角色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与知识文化发生关系。知识分子的分类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见仁见智的特点，它也永远不会有更统一的标准。

“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就明确地告诉学生“士”是读书人。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可见“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我国古代历史上，秦汉以来，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即读书人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在一般人的眼里，“士”是“读书明理”的人。这和我们当下对知识分子的认知是合拍的。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历来就以“道”的化身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三大学派——儒、释、道——尽管各自“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归属。而我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近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它的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的概念所指，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不管是古代的所谓“士”，还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也不管它的分类如何的复杂，但凡知识分子都具有以下这些典型的特征:

第一，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念、符号等文化性意义系统的建构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我们知道，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还有社会性的需求，即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对宇宙世界真理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他有一种了解“为什么”的需求，知识分子无疑就是这种困惑的解释者，这种知识的传播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老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中的一类。

第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怀疑与批判者。现实的社会总是不完满也不会绝对完满的，但追求完满有时又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倾向。而社会要想走向完满，就必须不断地对一些看似合理的现象进行质疑，这项工作也只有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联想到我们的新课程改革，其起因就是从事教育和不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从对当下教育的大胆质疑和批判开始的。正是由于20世纪末一群有良知的、对教育事业怀着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教育弊端“误尽苍生”的有力揭露和批判，才促使从上到下教育改革的全面展开。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这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特征。由于这个特征，他们被浪漫地称为“社会的良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其中典型代表，正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批判，才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以致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号召无产阶级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敲响了旧制度的丧钟。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是他们并非来自无产阶级，其真正的社会成分是知识分子。因此有人说，知识分子又是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众的代言人。

第三，知识分子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我国所谓“士”的传统，从孔门弟子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今天的温总理“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了民族的尊严，我愿献出我的一切精力和心血”的铮铮誓言，都表现了典型知识分子的特质，也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谈到这些我们还可以举出明末东林党顾宪成的一副对联的下句为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关心”的传统精神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责任传统延绵不绝的明证。作为老师对教育的责任感同样是我们从事教育事业的基础和根本动力。那么，下面我们便探讨一下教师知识分子责任感的意义和在学科建设中我们应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