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之现代性

二、现代大学之现代性

任何能够称之为现代大学者，一定在其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内涵质性规定——文化精神、制度规范及其行为取向上所具有的时代文明属性。^[8]今天，人们对现代大学认识上的一个新视阈，就是其学术上的创新竞争力和精神上的文明说服力。创新竞争力自不待说，所谓文明说服力，即把大学的成功不只是看做一种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和办学规模上的成就，更看做是大学自身及其对社会产生引领作用的文化精神、制度规范和行为方式上的持续变革与进步，且这种变革与进步为所在社会所高度赞许、认同和效行。

1.组织文化精神的现代性

(1)现代大学之所以为现代，究起本质是每所大学在现代性上所具有的独特先进文化精神这一维度。

第一，文化精神是每所大学成员的文化心理特质及其要素结构，是大学成员思想意识的种种方面的基础和内容，是大学的文化价值体系或大学之道，是现代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维持因素。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财富，是现代大学之为现代的根本价值所在，是大学体现社会价值的核心与根本。

第二，有明确、特色而坚定的包括办学理念、治学风格和科学精神在内的文化价值体系及其行为范式，是任何大学走向成功的基本条件。正是富有个性特色与品位的、被组织与个人自主创设、共同认同并自觉遵循的文化价值体系及其行为范式，薪火相传，创新积累，形成大学的文化根基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与核心竞争力。

(2)大学文化精神的现代属性表明，大学的理想、信念和行为取向是指向未来的，而不是趋炎附势和固守旧习的;学术传统是民主自由和激励创新的，而不是故步自封和僵化守成的。

第一，文化精神的质量与势能，决定着任何一所大学的发展态势。境界高远的大学文化精神之所以具有先进意义、普世意义和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的历史延续性、持续再生性和时代原创性。

第二，文化精神的质量与势能，决定着任何一所大学的社会价值。一般来说，大学的文化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的主体形成以及意识形态生产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甚至操控着民族国家的文化意识流。

2004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首次公布全球大学排行榜，北京大学赫然名列第17位，我国其他几所知名大学也跻身前200名。尽管这次排行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但它在评价指标中强化大学文化精神的权重却值得我们重视。

2.组织制度的现代性

吉登斯指出，人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因为现代化所追求的一切都应当通过制度方式来加以实现和巩固。大学是学术组织，其所有活动都以学术为依托，并以学术为旨归。学术活动需要自由、民主与自治，其制度诉求就是大学、学术、政府和市场的四力制衡，其中自由是基石。

(1)大学制度现代性的现实依据:组织结构要素的复杂性。

第一，成员结构的异质特性。大学是一个异质结构的共同体，其内部各类成员群体——教师和学生、教师之间的各自专业学术发展、管理人员同师生之间的身份不同、观念与地位差异，以及学校组织目标与成员个人期待目标的差异、学校理想目标与实际实现目标的差异及其彼此所依据的规范差异，使得他们在社会学特征上几乎完全对立。

第二，组织权威的多元特性。大学是一个松散耦合的共同体，其最大特征是其内部结构的二元性:师生之间的二元性、教学科研之间的二元性、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二元性，以及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之间的二元性。师生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结构二元特性，导致权威多元与不断变化。

作为一个松散耦合的共同体，作为一个思想与知识原创涌自于学者的共同体，政府的科层制管理不适宜于大学。原因在于:依权威论，大学中的系主任不一定能指挥教授，教授无法指挥副教授，管理人员不一定能指挥教师。因此，目标的多样性，权威的多元性，师生的流动性，年龄的差异性，都使得学校很难形成一个等级制指挥系统，人们把学校这种特殊的状态称为“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大学里的每个学者都是独立的决策者;教师自主决定讲授内容和讲授方式;学生自主决定学习内容和迁徙学习地点，等等。

正是以“重在基层”的学者、学术、学科发展逻辑，决定了大学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组织的典型制度特征:大学是具有独立精神的自律性和自为性组织，任何强制的外来干涉都与学术发展的自主逻辑相悖逆;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大学组织内部存在着科层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学术活动的自主逻辑与行政权力的威权干预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三，教育环境的建构特性。学校环境不同于一般其他社会组织环境的特点在于，学校是一种根据培养人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教育环境。学校教育环境的差异，以及对于学校教育环境建构的不同，直接影响到教育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在学生培养质量上的差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两类学校的整体环境不同，特别是教师与学生群体环境的差异所造成。

第四，学校组织目标与国家教育目标的差异特性。根据社会子系统的二元角色理论，学校有自己的组织目标，包括运行目标、功能目标和效益目标，等等。这里，最重要的是学校组织的培养人的功能目标。由此可以发现，学校的组织目标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目标，一般社会组织的目标是为社会服务，而学校的组织目标是为学校自身的组织成员的发展服务。当然，学校也为社会服务，但它首先是为自身发展服务，这种内在规定性是学校目标的重要特点。

第五，学校组织规范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它具体体现于以下几点。

一是教育组织的目标经常在改变，而且有时是冲突的，它要随着参与团体的不同而不同;

二是各学科专业有自己的目标，而且各自目标又各不相同，要把这些目标转化为明确的行动方案是困难的;

三是由于学校成员的各自目标不同，使得学校组织的规范和制度往往是一些比较原则的要求，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

四是教育中的技术问题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人们不能规定用哪一种技术去影响学生以收到最好的致学效果。

第六，行权方式的矛盾性。大学组织内部实际存在着两种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两种行权方式: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

一方面，两种权力和两种行权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大学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管理运行的特点，自下而上地处理行政事务比自上而下地处理行政事务更重要;另一方面，学术管理比行政管理更重要。

无论如何，大学的民主管理是大学学术繁荣和学校发展的生命，即大学奉行学术自由、管理自治和有教无类的民主性治学原则;治校的理性及其管理经营的民主协商决策和依法治校。

(2)人类的进化过程，是一个将自己持续文雅、文明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的是人类持续追求并通过阶段性和暂时性的制度方式加以展示的多彩多姿的实体文化样态。

第一，任何社会组织机构的先进文化精神绝不只是种种思想游戏，它必定会通过具体的现实制度设置加以安排和体现。大学自不例外。一所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它必须保持自身组织系统结构的生态化和系统运行的有序化和优序化。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究其实质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它包括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完备系统的法律制度和程序透明的民主治理制度，尊重学者自由自主的学术制度，以人为本(特别是以师生为本)的培养与教学制度，以及促进学校效能运行的教育资源经营配置制度，等等。

大力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目的在于:一是为了重构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优化大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资源配置机制，由此有效完成自己的民族素质再造功能、社会文化发展功能和科学技术创新功能;二是为了构建和完善与社会发展形态相协调的层次化、弹性化与多样化的内部教育生态结构体系，从而让丰富多彩而符合社会生态发展规律的学校内部结构形式不仅为社会广大教育需求者提供普适、多样和自由的学习机会，而且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以及整个社会的学习化和社会成员的永续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三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学校制度设置，实现自身内部组织的良性运行及其高效益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与建构已成为当代世界性的文化创新活动，这一活动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在管理体制上走向校本管理，即学校管理从“国本”走向“校本”乃至“学本”，其标志是大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治和专家治校、学者治学。校本管理的实现，促进了全部管理过程包括校本发展、校本研究和校本评价三个方面的科学有机统一。二是在管理目标上回归以人为本的文化管理，即学校管理从追求效率第一转向到人的发展第一，其意义在于四个方面:

·教育的本质回归——从知识传递到生命唤醒;

·教育的精神回归——从单向传道解惑到“主——主”二元智慧心灵与精神情感的互动;

·教学神韵与学术传统的转换——师生之间从知识移位到文化迁移;

·和谐校园社会的实现——让每个教师实现自由创造，让每个学生求得持续成功，让全体成员赢得共同发展。

总之，现代大学只有在社会变迁中时刻保持自身制度的现代性与先进性，才能有力地促进和确保大学组织运行的科学性、生态性和效益性，从而持续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增进自己的社会价值。

3.组织行为方式的现代性

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大学行为方式的“现代性”特征: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大学具有特殊的行为方式，这种特殊行为方式源自于大学自身的社会职能及其功能。总体而言，大学行为方式的现代性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大学组织机构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即作为行为主体的自治与自决、民主与规范;二是指大学组织成员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样态。大学是学术组织，其所有活动都以学术为依托，并以学术为旨归。学术活动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脑力、灵感和顿悟，需要交流、质疑和辩驳。学术活动需要自由、自主与自治，而自由是基石，它主要体现在学校成员个人的学术自由性与践道性上。自由性与践道性是现代大学成员的生存、生活、进步与发展之道，以及他们在一切学术行为中所体现出的自主、自为与探索牺牲之境界。

(1)自治性与民主法治性。

①自治性是大学这一组织天生的社会学属性，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由学者们以实现学术切磋、科学探索和知识传授的自发性和独立性社会团体。大学的自治性既是高等教育活动的历史遗产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的自动传承，又是任何社会中外界不容忽视的高等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大学的自治性一开始就以学术自由制度对学校和学者两方面的生存方式加以保证。

第一，学校发展的自治、自主和自决。没有学术自由制度下的自治、自主和自决，大学就不可能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其独特的社会职能与功能——新思想的催化剂和新发现的庇护所。当今时代，作为秉承自治、自主和自决为宗旨的大学，一是努力以特色化发展实现突破;二是以学术创新和优质人才培养教育实现突破;三是以可持续发展实现积累性突破，即既要跨越式比快，更要积累式比慢，慢工出细活，潜心出精品，从而通过自身实实在在的原创性学术突破与基础性文化积累，实现大学学术声望与社会地位的稳步提升。

第二，学者发展的自主、自为与自律，一是大学学人在生存发展与生活方式上的自主、自决权利，以及由此体现的一种根据最高的自然法则为其思想主宰的主体精神，一种基于一切科学活动所体现出的无禁区、无权威的特立独行精神，一种没有等级、没有界限的真理面前的人人平等精神;二是教学自由，即教师教什么和怎样教的自由，学生如何学、学什么和跟谁学的自由;三是言论表达自由。

一言以蔽之，大学是一个思考的地方，而思考是一种没有身份限定、没有统一规定的共有过程;共同思考是一个各抒己见的过程，它属于对话主义而不是对话。^[9]

②所谓民主法治性，即大学向来崇尚民主治理和以法、依法治理。民主和法治为大学成员活动方式的文化特质及其逻辑所规定。大学组织特性所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表明，大学的一切组织管理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应该是符合民主法治的，而不是滋养官僚专制的;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强化治人的;是以法依法的，而不是随情纵欲的。

第一，大学是一群知识人自由聚合起来的学术性组织，一种学人求知求识的自治社团，一种独立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而不是官府或者附属行政机构。“大学既与左派或右派无关，也与政治党派或政策无关，大学的客观性和无私利性必须得到各方的承认。”^[10]

作为探索天地万物之源并建构人类之文化知识大厦，同时将人类文化科学探索之方法传递给后人的功能，为大学所独有。

第二，大学的组织框架和决策程序基础是学者治校和民主治理。教师不是大学的雇员，而是大学的主人。大学的决策能否得到教师参与和拥护，决定了大学的行动是否合法与发展的能否成功。

大学的闪光点既在于出社会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更在于出文化科学精英，即出大学问家，出大科学家，出大儒。大学教授也好，大学校长、院长也好，他们主要是科学的探索者和学术领头人，是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不是某一级的行政官员，他们的长处在于治学、治校;当然，部分有卓越政治才干的人也可以转行参与治国。

(2)学术性与探索性。学术性之教学，学术性之科学研究，学术性之文化生活，是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特定组织的三大生命要素。

第一，作为一种与社会经济、政治组织鼎足而立的学术组织，大学有着自己的特定目的、独特功能和独特存在价值，学术性与探索性是大学的组织生命特征及其生命活动方式。科学无止境，探索无终结。学术第一，探索第一，真理第一，智慧生存，既是中世纪以来大学生存之本务，又是自古至今的大学发展之元生命力。于是，学术性、探索性与智慧生存成为每一所大学的现代性标志及其美称。

德国著名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学的理念》一书前言中指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真理的社团，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11]

美国著名教育家赫钦斯继承了“大学是学者社团的理念”，并在《学习化社会》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大学是人格完整的象征，保存文明的机构和探求学术的社会。学者们优游在这个社团里，研习文化，探寻真理，交流智慧，创新文明，成为智者和大家。他同时希望，学者们应共同构建一个无围墙、无禁锢的、世界性的学术社会，以实现学者们云游四海，用科学与文明创新来造福于全人类的宏伟目标。

第二，学科是学术与探索的活动载体。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就此指出，大学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性组织，“高深知识”的操作是大学组织的核心任务。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科研创造它;学术工作保存、提炼和完善它;教学和服务传播它。当人们把目光投向高等教育的“生产车间”时，看到的是一群群研究一门门知识的专业学者;而这一门门知识被称为学科，大学正是围绕着学科组织起来，构成大学的“总体矩阵”。在这个“总体矩阵”内，每个学科都有不证自明的重要性，当每个学科在自身领域里变得有权威时，它们就获得了不同的特殊地位。

第三，学术是大学的一切，大学一切为了学术。中国学者钱钟书先生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法”、“定”、“通”三字，将大学学术穷极宇宙之使命可谓推到极致。

胡适在1920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明确提出，北大要真正成为“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学的中心”，必须“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他指出，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胡适表示，他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而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方面做功夫。研讨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22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的《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感言》中更是奋笔直书:“我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12]

(3)批判性与创新性。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说得好，大学的存在不是为了传授信息，而是为了教诲如何进行批判性判断。显然，批判性与创新性是大学不证自明的组织功能与存在价值，是大学胜任其探索真理、创造发明及社会赋予它各种使命和责任的根本原因。

第一，批判与创新是一对孪生子，有批判才有创新，要创新必须批判，批判是大学一切学术活动的前提条件与特征。正是通过批判，使大学在学术活动中体现出其理智、独立和客观的学术精神，由此保证知识条理性的逻辑理性;保证知识精确性的数学理性;保证知识可靠性的经验理性。作为特殊的社会科学知识与文化精神传承机构，大学是各种社会思想理念、精神观念兼容并蓄、自由生存的场所，多元多样化文化精神和意识观念，需要在批判与反批判的交锋中消亡或发展壮大。

第二，大学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由、求新、开拓、争优、创新是学者们的天性。学术创新包括传授高深学问、培养尖端人才和创造新兴学说，这是大学的逻辑起点与终点。

如果说普通教育的功能主要在于知识文化的传承，那么履行高等教育使命的大学的主要功能就在于为社会探索与创造新知识、新文化。只有在选择、批判和创新过程中，大学才能体现出“常为新”、“常向上”之进取精神及其大学存在之社会价值。

作为洪堡思想的设计者之一的谢林教授曾教导学生，学习仅仅是为了有所创造，只有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如果失去创造性，一个人最多也只是一架结构精巧的机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校不在规模，有学说乃大，有一流或上流学说则名。正因为大学所具有的创新功能以及培养能够大胆创新的人才，“社会才愿意向大学投资”并肯定大学的社会价值。

(4)生产性和社会服务性。

第一，大学走入社会并出现一定程度的功利化发展，既是20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性特征，又是世界各国社会变革变迁带来的必然化趋势。

日本学者大泽胜教授在谈到现代大学的社会生产性和服务性功能时认为，一是具有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再生产和创造功能;二是具有继承知识、发展理论、开发专业技能以及培养从事专项职业人才的功能;三是具有通过教育形成国民教养和市民性教养的功能。^[13]大泽胜的现代大学三大功能观集中表达了大学的生产性与社会服务性特征。

第二，大学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一个以人力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为特征的社会生产性组织，即:一个通过对科学知识、道德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内容的选择与整理，并通过各种教育规律与教育科学手段迁移于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信仰的所有社会成员，使之成为符合各个社会和各种需要的整合组织;一个以学术权威为主、教学相长为辅的文化传播与知识生产的组织。

对学生而言，大学使得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此的学子们拜到真师，求得真学;对教师而言，大学既是教师以教学科研劳动求取社会功名与地位的学场，又是一个教师通过教学相长、知识互补而实现个人与学校持续发展的学习型组织;对整个社会而言，学校是一个多元社会关系的汇合点与平衡点，即作为和谐国家、和谐社区目标的实现机构。

一言以蔽之，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影响的造势场所，是家长教育期望的实现机构，也是学生个体谋求发展的文化教育资本赋值机构。大学在与社会的一切良性互动过程中，通过为个人和社会提供优质的教育科学服务，实现自己的生产性与社会服务性。

(5)特色性。

第一，标新立异与特色发展是大学的天性，这一天性可从两个层面理解:一要接地气，二要千姿百态。所谓接地气，即是每一所大学都要脚踏实地地在生于斯、养于斯的民族优秀文化土壤上健康而茁壮地成长;所谓千姿百态，即是每一所大学又应该敢于和善于特立独行与标新立异，以展示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和贡献出自己的独特果实。

第二，标新立异与特色发展，关键在于每一所大学应找准属于自己的社会定位与发展路向，成就自己的特殊业绩与贡献，或者说，每所大学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科专业及其课程知识体系，形成自己的特色办学理念及其人才培养模式，形成自己的特殊精神追求与治学风格，倘如此，才算是真正领会了“地气”和“千姿百态”的真正意蕴。

(6)开放性。开放性是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的天生价值取向及其行为特征。今日之大学的全方位开放，使得它们的人员配置、生源流动、教学科研合作、资源配置等愈益趋于跨校化和跨国化。开放性的本质特征是普适性、包容性与多样性。

第一，普适性universalistic一词在英语里与大学同根同意，其意思是“普适主义的”。“大学是什么?”“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a studium generale，or school of universal Learning)^[14]”，是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地方。

赫胥黎说得好，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个学术思想不受任何束缚的地方，是个能使所有入学者获得所有知识和掌握所有学习工具的地方，而不管这个人信仰、国籍和贫富如何。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彰显出一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事物的知识传递、探索与创造和有教无类的普适主义机构，四面八方的有识之士聚集在这里，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探索，自由地教与学，由此使大学持续创新，人类持续进化，社会持续文明。

第二，所谓包容性，是指大学在思想观点、学派发展和人才聘用方面所奉行的圆通广大、兼容并包原则及其展示的和实生物精神。

首先，英文的大学为university，其词头uni的基本含义为“一”。在中国道家文化中，“一”是“根”，是本源，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于是大学为万物之源，创造之源; university的词根是verse，表明博大及其无所不包、普遍之意。由这个词根引申出好几个词，大学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universe，宇宙的意思。

大学和宇宙源出于一个词根表明，与浩瀚无垠的宇宙同宗的大学，本身应该就是知识无垠、学海无涯、海纳百川和创造无限的场所，没有什么能比大学更能包容一切。

其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大学只是为学者、学派与学科提供比较和竞赛的“场”，容双方和多方的较量，让新生战胜陈腐，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从而实现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法则。这是一个充满着科学与民主、平等与正义、开放与竞争的过程，比行政手段强迫人们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的结果要可信得多。

第三，所谓多样性，是指大学的活动方式与活动内容的无定式特点。为了适应和改造社会，大学的学科设置目标和人才培养结构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比如学科专业的不断前沿化，各种新学科、交叉学科纷纷产生;学校教育层次的多样化，大学由普通学术教育专一发展到与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并行不悖;教学方式由传统的课堂教学变革为学研产一体化教学、黑板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规范性教学和全时空、终身化的弹性教学等多种形式;教学内容的自主自选与世界主义，如此等等。

发展需要智慧，而智慧源于文化的多源和知识的多样，以及它们的有机整合与协和。现代大学的普适性、包容性与多样性，一方面导源于知识所具有的普遍性，即知识无国界，各种文化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本土化资源与素材，不同的文化都在不断地进行着采借、吸收、适应、整合;另一方面导源于从事知识传播与创造的人们所具有的求知动能和智慧发展的诉求。所以，普适性、包容性与多样性对于大学来说，是一种行为本能及其活动机制，是每一所大学的生存之道和发展之道。

(7)社会公共性与公益性。20世纪以来，随着教育权益的社会化和教育事业的公共化，大学的社会公共性与公益性日益增强，它从两方面肩负并展示着自己的时代重任。

第一，从外部看，一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个体的主体性、个性性、自由性、创造性、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文化特质，并体现于如何保证那些追求自我利益和自我实现最大化的自由个体，形成一个合法合理的社会共同体;二是如何以优质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教育文化权益和个人发展诉求。

第二，从自身看，由社会对大学的社会公共性与公益性诉求中，必然衍生出以平等、契约、信用等为核心的人本化、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公共文化精神。作为现代大学，应当充分展现其社会公共与公益性角色的作用，积极鼓励具有学术背景、专业素质和良知良能的学者们努力秉承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勇于进言社会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为公民社会的建构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思想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曾经指出，现代社会里的政治活动家、商人或媒体出于各自不同动机和知识结构，往往难以解析现实社会问题。因此在解决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唯一能担此重任的机构就是大学了。大学必须保护和培养思想家、实验家、发明家、教师和学生，让他们在不承担行动责任的情况下，对社会生活的现象进行探究从而努力理解这些现象”^[15]，同时以自己的实力和声望为社会采取明智的行动施加影响。在他看来，人类社会还没有设计出任何可与具有人才与智慧优势的大学相比的机构。

(8)技术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促进了大学教育与学术活动手段的日益现代化。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使得知识的传播与创造越来越方便、高效和多彩多姿。

(9)“先进”与“保守”的有机统一性。与生俱来地具有先进性与保守性，是大学的遗传特征和生存样态。

第一，作为社会专门的教育和学术社团，大学以其特殊职能及其功能与使命，决定了其“先进”与“保守”的有机统一性的组织性质特征与行为特征。

一方面，大学具有“先进性”，是指大学以其特有的创造性精神、超前性意志和功能性知识传播职能，如“灯塔”一样照亮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作为高等教育载体的大学，它尤其注重知识文化材的新颖性与生产性，这使得它与专门从事稳定、传统、一致性文化知识传播的基础教育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大学具有“保守性”。一是源于大学传承、整理和传播人类文明成果并使人类文明得以忠实守护的职业性质。这使得大学承载价值，守望文明，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二是源于大学与生俱来的社会独立性、自治性与距离性的组织人格。这使得大学不似公司企业，它反对追赶时尚和即时功利;不似媒体，它反对追逐热点和制造新闻;不似官府衙门，它反对盲从与命令，更不似官僚政客，绝不做传话筒、温度计和风向标。三是源于大学的稳定性与经验性组织文化，即组织文化在赋予组织成员的生活经验以意义的过程中，也等于同时设置了一个思维定势与行为框架，既有的共同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范式会阻滞组织成员求新求变。

大学的这一保守现象如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和海后宗臣等人所分析指出，学校一经组织成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就会在社会上固定下来，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改变学校的体制，但整体上也很难变动。

大学具有保守性，但这种保守性恰恰总是与组织的先进性和科学的理性主义精神伴生。大学不能总是把社会上认为有用的东西随时随机地拿来讲授，社会认为有用并经检验确实有用的知识会经过教学而取得其效果，但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16]

(10)稳定性与渐变性。稳定性与渐变性是大学的组织遗传性特征，是大学成熟的象征。弗洛伊德说得好，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们需要压制个体的强烈冲动，不管其有意还是无意，因为这种冲动会影响健康稳定的职场文化。

第一，稳定是大学不同于任何社会其他机构的职业文化特质。作为拥有人才和知识绝对优势的大学，它有着自信、自尊、自贵和自若的力量。因此，大学像湍流中的流速仪，任凭水流变化，冷静地测度着沧海桑田的剧烈动荡或悄然变化。大学如若随波逐流，就会迷失方向，倾覆于激流之中。

第二，大学需要与时俱进，但与时俱进的方式是改良加渐变。尽管淘汰对个人或学校是剧变，但学校的总体运行是稳定的，不搞变化无常、形式主义的所谓改革。

大学以创新引领社会，但知识与学术依靠数代人的积累，且任何新见都只是在经过反复科学验证择优后才镶嵌在科学与学科的桂冠上。因此，大学需要理性与稳定的心理特质与制度环境，只有在如圣殿般的环境中，学者们才能杜绝浮躁，潜心向学。

大学需要同那些急于功利的“效率”、“竞争”和成果类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保持距离，否则，短期行为将毁掉大学的学术道德、声誉与生命。大学的学术内容不断刷新，但大学招牌依旧，如果创新的动力仅仅来自外部需要，靠口号和形式变换，那是成不了“常青藤”的。

总而言之，现代大学之所以为现代，就在于其内在的文化精神、组织制度及其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现代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价值属性。

大学的存在是以智慧与创造为前提的，大学这个组织的使命就在于把一切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智慧相互砥砺升华，产生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所以，教授门第、专著成果还在次要，关键在于大学的教学如何为年轻人的脱颖而出创造更有成效的生态环境与机制。学者的潜能就像空气，可以压缩于斗室，也可以无垠于宇宙，就看我们给他们提供多大的空间。

今天的大学，除了完成基本教育、科研任务外，同时还是一个公民沙龙，即全体公民追求终身教育和探索社会文明的地方。

【注释】

[1]参见何兆武:《中学西学之争下的近代化道路》，载《中国教育报》，2006.12.12，第3版。

[2]参见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载《新华文摘》，2004.20，第19页。

[3]参见陈熹明:《“现代性”与“现代化”》，载《新华文摘》，2004.4，第15～16页。

[4]参见陈忠:《发展论理学的基本问题与发达地区的社会责任》，载《光明日报》，2007.11.20，第11版。

[5]参见［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6]参见比尔·雷丁斯著，郭军等译:《废墟中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7]参见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8]参见邓和平:《现代大学的现代性》，载《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版》，2005.11.9，第5版。

[9]参见［加］比尔·雷丁斯著，郭军等译:《废墟中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3页。

[10]参见［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3～304页。

[11]参见［德］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第149页。

[12]参见丁东等编:《大学沉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13]参见［日］大泽胜:《讲座.日本的大学改革》第1卷，青木书店，1982年:第3页。

[14]转引自刘宝存:《何谓大学》，载《比较教育研究》，2003.4，第8页。

[15]参见［美］Abraham Flexner.A Modern University［J］Atlanhly，Vol.149，1932。

[16]参见［日］大河内一男等著:《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