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学科文化之建构

二、现代大学学科文化之建构

构建现代大学文化，首要的在于构建学科文化。或者说，建设学科文化是建设现代大学文化的基础性工程。

1.学科文化的复杂性

(1)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说，学术研究依赖于个人的活动。但是，单兵独斗的学术探索特点使得学者善于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不善于做“佃户”。

第一，学科划界及其专业分治造成的弊端日益显现，如:画地为牢，导致学术盲点和知识板结化现象，制约科学创新势所必然。

第二，学科“分裂”及其“学问隔阂”已不再是斯诺断言的文科和理工科之间的矛盾，或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分天下的局面。

随着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各个学科都在深化细化。它们各自凸显自己的地位，各自彰显自己的功能与价值，由此形成一个科学大繁荣、学科大分裂的全新格局。

第三，学科分化趋势不可逆转，“跨学科”、“学科交叉”效果有限。在可预见的未来，“学科边界”只会强化，不会消失。由此，学界和大学里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下局面:不同的学科领域、多元的价值取向、迥异的学术知趣、松散的组合方式。

(2)成因与对策。

第一，成因:不同学科之间产生的界限与隔阂，源于知识生产制度化与学科文化专有化。

同一学科内部，经由长期发展与演变，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被圈内认可的概念术语、研究方法、表达方式等，外人很难理解。长此以往，学科与学科之间，各有各的学术视野，各有各的专业旨趣，各有各的偶像崇拜，也各有各的自尊与自爱。

当旨趣不同、范式迥异的学科集合在一起并组成知识共同体——“大学”时，相互之间必然会发生摩擦与碰撞。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在《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一书中精辟地指出，文化都是“专横”的，个人在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某种文化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文化“专横”。这种文化“专横”，加上社会发展变迁的背景，造成本学科文化与它学科文化之间的相互隔绝。

第二，对策:尊重与协调。在科学综合化发展的时代，学术创新往往依赖于系统工程和学科协作。如何准确地描述、理解、把握、善待和协调各种“学科文化”;如何协调好不同学科的学术旨趣，处理好各学科的共生共荣关系;如何既实现卓有成效的管理，又不伤害原有的学科肌理，是科学界和高等学校管理者必须深入研究并妥善应对的新挑战。

2.观念更新与范式创新

法国学者杜甘指出，人类步入工业时代后，通才越来越匮乏，原因在于所有人都试图在一个或若干个领域成为专家，由此导致通才越来越少，专家越来越多。因此，当代学界要想挣脱专业主义束缚实现学术重大突破，必须提倡问题意识、通才意识和跨学科活动方式。

(1)观念更新。观念更新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它们分别对应于学者和管理者。

第一，以开放化视野和包容性胸怀呼吸多元文化空气。学科文化的存在表明，每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知识领域和学术活动范式，企图视而不见或加以抹杀是愚蠢和不明智的。但是，知识世界又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和不可穷尽的，同一问题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用不同逻辑思维和方法加以探讨，从而形成新的观点、学派或学科。

因此，各学科以及学科内部各领域之间，只有以前后眼、两面神、左右脑的多维视角，以比肩发展、优势互补的活动模式，才能铸就理性之灵与智慧之光，才能实现伟大的科学发现。

英国当代著名学者鲍曼说得精辟:欲成为卓越的知识分子，意味着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旨趣这些全球性问题。历史进程和现实走向均表明:学者们以开放化的视野，呼吸多样化的文化空气，接触、了解不同专门学科领域的思想、观点、学派，通过比较和选择，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既有利于提高自身文化与专业素质，又有利于促进知识复合与科学创新。杨振宁先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喻自己:“从广义上讲，我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15]

第二，提倡质疑的精神和鼓励说“不”的胆识。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名言:你所说的话不一定正确，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广泛适用于学界。

一方面，一个学者要敢于说不，还要善于说不，还要具备说“不”的能力，否则就容易流于无的放矢、不知所云甚至胡言乱语。所谓说“不”的能力，一是需要知，这是基础，要做知识分子，首先要做“知道”分子。二是需要识，即如爱略特所说，要善于把淹没在知识海洋中的智慧找出来。质疑要有智慧见识，听的人才会有所启迪，否则跟市井吵架没太大区别。因此质疑能力能够体现出一位学者的文化底蕴，其中还包括在敢于说不的同时，不懂的东西不要轻易说不。^[16]三是需要胆识，有了独立见解，能否提出来还需要胆识。知、识和胆识，构成了科学文化的不同内容层面和精神品位。

另一方面，要营造出学者勇于质疑和敢于说“不”的环境。这里，一是需要学校乃至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否定威权文化。当学校行政“威权”和学术“权威”盛行之时，就一定是学术创新晦暗之时。当前，学者们常常呼吁学校要加强学术权，其实这种呼吁的实质，是对“威权”文化泛滥的一种抗争。二是在学科内外建立平等的竞争与互补关系。这种关系表明:就外部而言，学科之间不存在所谓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不存在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地位区别;就内部而言，主体学科与衍生学科之间也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2)范式创新。范式即制度，范式创新即制度创新。学术活动范式对保持学科的纯洁性、传承性和创新性具有独特功能，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也容易固化不同的学科视野、话语方式，进而在失去研究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的同时，弱化学科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美国学者华勒斯坦认为，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

第一，团队合作范式。团队合作范式的科研趋势和优势如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的元勋彭桓武的一副对联所写: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弗莱克斯纳认为，“科学是个人的事，但科学问题决不能由一个人去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在一个不断扩大的中心圈中开展工作，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使工作者保持非正式的接触，努力取得系统性的进步。”^[17]库恩在《再论范式》中强调，科学在“本质上是集体的产物”，“科学知识实质上是专家共同体的产物，科学事业依靠这一类共同体推进”。^[18]

第二，问题取向范式。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山脇直司针对现实学科专业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后专业主义”的新概念。山脇是日本公共哲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提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后专业主义”的领军人物。山脇从公共性这一概念为认识出发点，认为要克服学术研究的狭隘性和学科制度的狭窄封闭现象，就必须实行“学问的结构改革”，建立以问题为中心的超越学科协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新型制度结构。

第三，跨学科研究与合作范式。当代以来，世界各国大学出现学者协力和学科协同的新型学术创新活动范式，人们将这些范式分别冠以跨学科、跨问题和跨机构等模式。

总之，范式创新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学术创新，而且使得学者的活动方式与活动话语更加完整。

综观今日之世界各著名大学，无论是综合性、多科性还是单科性大学，它们之所以流风久远、成就卓然，就在于学校十分重视学科建设中的多学科文化之整合作用。事实表明，学科之多，不仅在于学科数量之多，更在于融合其他学科之研究范式与方法。

3.繁荣学派，强固学科

(1)学派之源流。

第一，世界各国的文化与文明皆源自于学派。按照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说法，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古希腊、古希伯来、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百家争鸣，形成学派，形成风格，形成思想体系，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不同的文化体系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各个民族国家乃至于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财富。由此可见学派的文化创造之功及其能量之大。

第二，学派之形成，缘于三种原因:师承、地域和问题。因出于同一师门而学术观点相同和学术风格相近，可谓之“师承性学派”;因出生或工作在同一个地域单元而导致学术观点相同和学术风格相近，可谓之“地域性学派”;而“问题性学派”，则因为研究同一个问题，其研究旨趣、方法相同而导致学术观点相同，尽管没有地域或人脉的因缘，也可以形成一个学派。

中国传统的学术流派，基本以前两种为主，这缘于自古以来中国特殊的学术传播方式。

(2)学派建设之意义。

第一，学派是学科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没有学派就没有学科，就没有学科文化及其学术传统，就没有大学乃至于人类一切文化文明。

第二，每个学派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与哲思、探索的路径与方法和表达的方式与习惯。面对大千世界，人们都是摸象的瞎子，但由于不同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和觉解不一样，使他们各自得出的东西经整合后与万事万物的真相更接近一些。

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百年不衰、持续辉煌，就在于它不拘泥于既有传统核物理科学的一枝独秀，而是鼓励学者、学派和学科多向发展，由此使得实验室不仅在世界物理学领域成为常青树，而且在分子生物学、射电天文学等分支领域领世界风骚，为以后分子生物学革命和宇宙空间事业开辟了道路。

第三，学派繁荣有利于学术民主、问题多元和风格多样，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知识、智慧、文化与精神互补，进而强固学科及其学科文化。

知识、智慧、文化与精神互补，是学者实现素质提升、学识进步、创造力增强并成就事业、成就学术境界的关键，是个人、学科和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学科文化与大学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淡化权威意识，弘扬“草根”智慧。学派自草根者始。长期以来，学术观念、学术政策、学术行为往往因被冠以“权威”认同而备受注目和趋之若鹜。由此我们往往忽略了游离于权威之外的“草根”学者所具有的独特学术研究视角，而他们才是学科文化创新与发展的主力军。

从源流上说，文化是自下而上的产物，是百川与大海的关系;繁荣学派就是建设学科，建设学科就是建设大学，这是我们当下在积极开展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所必须清醒地认识、深入地把握并应特别加以关注的着力点。

【注释】

[1]参见［加］比尔·雷丁斯著，郭军等译:《废墟中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2]Schein，E.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1st ed.)［M］.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85: 6．

[3]Schein，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2nd ed.)［M］.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92: 12．

[4]参见邓和平:《教育社会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2页。

[5]参见杨福家:《大学的使命与文化内涵》，科学网电子杂志，2009年，第118期。

[6]参见刘阳:《国内高校校训同质化严重》，载《人民网》，2007.7.25。

[7]参见陈平原:《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科学网电子杂志，2007.11.15。

[8]参见沈祖云:《社会转型期大学如何发挥文化引领作用》，载《中国教育报》，2006.11.7，第2版。

[9]参见杨福家:《大学的使命与文化内涵》，科学网电子杂志，2009年，第118期。

[10]参见李永生:《交往互动观:和谐班级建设新视界》，载《中国教育报》，2006.11.7，第3版。

[11]参见郭英剑:《美国大学的体育及其体育文化》，载《科学时报》，2008.8.26，国际版。

[12]参见邓和平:《大学学科文化散论》，载《高教发展与评估》，2008.5，第28页。

[13]参见何兆武:《中学西学之争下的近代化道路》，载《中国教育报》，2006.12.12，第3版。

[14]参见: Burton R.Clark，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Academie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M］．London: Univers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76。

[15]参见徐希元、王亚军:《从“名师出高徒”看博士生培养》，载《新华文摘》，2005.12，第137页。

[16]参见沈爱民:《敢于质疑体现文化底蕴》，载《光明日报》，2007.1.15，第10版。

[17]参见沈爱民:《敢于质疑体现文化底蕴》，载《光明日报》，2007.1.15，第10版。

[18]参见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1～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