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生态学研究主要代表学者

一、行政生态理论

行政生态理论是运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行政现象的系统分析，研究一个国家的行政系统与其周围环境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进而分析如何实现一个国家的行政系统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哲学意义上的生态平衡与协调。^[63]它是行政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最早将生态学引入行政学研究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高斯（John Gaus），而对这一理论作出重要发展的是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弗雷得·里格斯（Fred W.Riggs）。

1936年，高斯发表了《美国社会与公共行政》一文。该文首先分析了行政管理与行政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希望公共行政学“能为个人的满足和机会找到一些新的来源并对他置身其间的环境施加某种影响”。1945年后，他在塞拉马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在这一系列的演讲中，他详尽阐述了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问题，期望用行政生态理论更好地解决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1947年发表的《政府生态学》一文中，他又强调了外部生态因素对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正是在该篇文章中，高斯正式提出了在行政管理领域进行生态学研究的诉求。但是，由于多种原因，高斯等人的理论和方法在当时并未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

1961年，里格斯发表了《行政生态学》一书。随后几年里，他又相继发表了《发展中国家的行政：棱柱型社会的理论》、《泰国：一个官僚政体的现代化》（1965年）、《发展行政的新领域》（1971年）、《重访棱柱型社会》（1973年）等著作。在这些论著里，里格斯从比较的角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题，创立了以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新的行政理论体系，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新的系统学科。^[64]

行政生态学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强调任何一个行政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行政系统生存的生态环境是其运作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公共行政的研究不仅要分析行政系统本身，还要研究其外在的生态环境。就环境而言，里格斯将其研究内容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探讨一个国家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如何影响并塑造该国的公共行政系统；其二是研究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该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我国学者王沪宁曾经指出，行政生态学是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圈的相互关系的方法，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行政生态系统。^[65]

当前人们大多将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行政环境研究，即社会圈的机制，包括政治圈、经济圈、文化圈；二是行政系统自身的研究，包括个体系统、团体系统、整体系统和系统构造；三是行政系统与社会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行政需求、行政功能、行政转换、行政推动、行政控制和行政发展。具体来说，当研究某一国家的行政治理问题时，一方面要研究该国在行政制度方面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更要研究该国行政行为的主要方式。在研究过程中，还要扩大研究视野，一方面需要从行政本身的视角就行政谈行政，另一方面，更要拓宽研究视野，从影响该行政系统构建进程的外部大系统，即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心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历史传统等大环境与行政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角度，研究行政。由此可见，行政作为一个现实的系统，处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中，该环境作为一个“生态环境”，包括了影响行政系统构建和发展的各种条件性因素，不仅仅包括自然生态环境，还包括各种社会环境因素。

显然，行政生态学中的“生态”是方法，“行政”是对象。行政生态学借助了“生态学”的系统思想，但是绝不是简单地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套过来、搬过来”，它主要是借用了生态学的概念、理论、思想和方法，通过类比的方式，将行政暗喻为一个生态系统，由此使“生态学”在行政学的研究中具有了哲学方法论的价值观，并实现了生态主义理论在行政学研究之中的合理应用。行政生态学将生态理论作为一种方法，引入行政学的方法库中，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反映了行政学的发展过程顺应了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大潮流。这种创新和尝试的意义，直接表现为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重大创新。该创新，一方面拓宽了行政学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

在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行政生态理论提供了探索行政管理规律的新方法。最为重要的是，行政生态理论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政府改革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作用，为本文从复杂系统的角度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政府职能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