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乐舞文化

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乐舞文化

石　磊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线路之一。其基本走向形成于两汉时期，全程分东、中、西三段，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或阳关，中段在今天的新疆境内，新疆以西为西段。东段长安到凉州（今甘肃武威）称长凉古道，这条路线有南、中、北三条道路可以通行，其中北道是经过今宁夏固原境内的一段驰名线路。战国、秦汉以来，尤其是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关中通往北方与河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要道。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丝绸之路鼎盛之际，由于这条线路距离较短，行走便捷，商贾、贡使、僧侣往来频繁，络绎不绝，是关中通往河西走廊的主干道。在中西、南北文化交流，商业贸易往来，民族迁徙融合等诸多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乐舞艺术便是文化交流的见证之一。

一、丝绸之路东段北道

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作为历史上长凉古道经过宁夏境内的线路，长达190多公里。行进路线从长安临皋（今西安市西北）出发，在咸阳渡渭河，向西北行经醴泉、奉天（今乾县东），沿泾河到邠州治所新平县（今彬县），过长武，到甘肃的泾川、平凉。进入宁夏境内的萧关道，即入弹筝峡（三关口），过瓦亭关、开城，到达原州（固原），沿清水河谷，再向北经三营过石门关（须弥山沟谷）到达海原，或到黑城沿苋麻河过郑旗、贾塘到达海原县城，再向西过西安州、干盐池。然后抵黄河东岸的甘肃靖远，西渡黄河，经景泰县到达河西凉州（武威）。这条线路开辟于商周之际，形成于汉代，《居延新简》破城子E·P·T59·582号简，对汉代的国家驿道线路记载详细清楚，其中一段为此道，即“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中国邮驿发达史》将这条驿道列为全国之首，驿道的具体走向是“上都（长安）西北行，三百里至邠州，一百八十里至泾州，三百三十里至原州（固原）；三百九十里至会州；三百八十里至兰州，四百里至鄯州，自鄯州东北行五百里至凉州……”有专家指出：从关中中部的咸阳、长安出发，经宁夏固原的萧关道，到武威的丝绸之路北线，开辟于战国，到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全线贯通。这条道路开通以后，不仅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段线路，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诸多中西文化交流的史实就发生在这里，兴起了中西亚文明之风，大量的丝路考古材料就是见证。固原就是这条道路上的重镇，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设置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此后，汉武帝巡视边陲，检阅军队，先后六次到达安定郡（今固原）。当时作为安定郡治所的高平（固原）已成为汉代西北要塞和丝绸之路重镇。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固原称原州，是著名的北方重镇之一，被视为“国之藩屏”。北周时，原州设置总管府，并成为北周政权的“霸业所基”。隋唐时期，所处的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二、东段北道上的乐舞遗珍

近年来，丝路东段北道考古发现获得了大量成果，尤其是丝路繁荣昌盛的北朝至隋唐时期，在固原地区经科学考古发掘的墓葬有北魏漆棺画墓、新集墓，北周李贤墓、宇文猛墓、田弘墓，隋史射勿墓，唐史铁棒墓、史索岩、史诃耽等史姓家族墓。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蜚声中外的中西文化交流遗物，如国之瑰宝鎏金银壶、凸钉装饰玻璃碗等。尤其是从中出土的漆棺画、戎装甲胄、乐俑、伎乐壁画、绿釉陶扁壶、瑟、鼓等诸多乐舞遗物，见证了中西乐舞文化交流的史实。

乐舞陶俑。乐舞陶俑主要出土于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其中彭阳北魏新集墓中出土10件，类型有击鼓俑、吹角俑、持鼓俑等，北周李贤墓和宇文猛墓出土有吹奏骑俑、吹奏女骑俑等。击鼓俑，泥质红陶，火候较低。头戴小冠，面目清秀，身首分制套接，身着束腰长袍，足为长袍所遮。左臂已残，右臂上曲，拳心有孔，可能原执鼓桴做击鼓状。吹角俑，泥质灰陶。头戴冠，冠顶部凸起，边沿上翻。面部涂粉，墨笔勾勒八字胡须。身首分制，套接呈一体。身着短袄、长裤。双手托一长角，正张口鼓腮做吹奏状。角上粗下细，中空，两端饰朱红色。持鼓俑，泥质灰陶。头戴冠，冠侧沿翻卷，脑后部凸起。面部无须。右臂弯曲前伸，已残。鼓与俑身连制。吹奏骑俑，头戴黑色风帽，身穿宽袖长衣，足穿黑靴。体施白色，墨线勾画眉、眼。马施白色，鞍涂朱，辔鞍俱备。人物形制相同，只是双手所持乐器不同，有的双手握排箫做吹奏状，有的持长笛做吹奏状，有的捂嘴鼓腮做吹奏状。吹奏女骑俑头戴黑色笼冠，身着宽袖长衣，足蹬黑靴，双手握箫吹奏。面部及手施粉彩，马辔鞍俱备，鞍涂黑色，马施朱。

陶制乐器模型。彭阳北魏新集墓中出土陶制乐器模型鼓、瑟等。陶鼓，泥质红陶；鼓面圆形，腹部圆突，中起一脊绕鼓腹半周，腹中空，摇之有声。陶瑟，泥质红陶；呈长方形，瑟面略鼓拱，右侧横贯一条首岳，旁有八个弦孔；左侧有一条尾岳，旁也有八个弦孔，两端有首岳和尾岳，首、尾岳相同。

伎乐壁画。北周李贤墓出土壁画18幅，以建筑门楼图、执刀武士图为主，辅以伎乐壁画，绘画效果总体而言，色彩鲜艳，人物形象生动，笔法流畅粗犷，画法上用白色灰浆做底衬，黑色粗线勾勒人物外形轮廓及衣纹服饰，并充分使用逐层晕染手法来表现人物面部和衣饰。其中保存完好的伎乐壁画2幅。侍从伎乐图，头顶稍残，头向左偏侧，身着宽袖衫，腰束带。右侧画一鼓，双手执槌击鼓。人物面部丰满，神态自若。

绿釉乐舞扁壶。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收藏，北魏时期。残高11厘米，宽9.3厘米。壶形体扁圆，两肩各有一孔，通体施绿釉。壶腹面一周饰联珠纹，两肩正中部饰莲花瓣。下腹为莲花台座，两边有阔叶莲花瓣饰勾莲。腹面有一组七人歌舞演奏浮雕，腹中部为三人在跃起歌舞，四周四人为乐伎分坐莲花台上演奏乐器。壶左上方一人，头裹宽条帽，身穿窄袖胡服，两腿跪踞莲花台上，两手持笛子伴奏。左下方一人，头戴宽条圆帽，身穿窄袖胡服，两腿跪踞莲花台上，倒抱琵琶弹奏。右上方一人，头戴宽条帽，身穿宽领胡服，两腿跪踞莲花台上，胸前两手执铜钹伴奏。右下方一人，头戴宽条帽，两腿跪踞在莲花台上，两手抱弹箜篌。中间三个舞伎：左边一舞者，头戴宽条帽，身穿宽领胡服，两手向上举起做舞态。中间一人穿大翻领胡服，头戴宽条帽，面微上扬，右手举起向头上方，左手向身后倒钩，右足提起后勾，左足微屈前跃，以皮靴踩踏莲花台上，翩翩起舞。右边一人，头戴宽条帽，深目高鼻，脸侧向中间舞者，两手向上奓开做拍状，人物神态逼真，造型生动。

佛教乐舞遗物。须弥山石窟北周时期的第45窟，在窟主室的中心柱上，南面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下座面雕有伎乐表演者，均做跪状，面向中心博山炉。东侧雕有四个伎乐表演者，所持乐器为笛、鼓、排箫、竽。西侧四个伎乐表演者分别持鼓、箫、箜篌。西面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下座面雕刻四个伎乐表演者，均做跪状，身体稍侧向中心博山炉。南侧四个伎乐表演者，分别持腰鼓、长笛、琵琶，其中南起第三个风化严重，乐器不明。北侧四个伎乐表演者，分别持鼓、箫、箜篌。东、北面龛内所雕造像及龛座面伎乐表演者和乐器与西、南面的基本相同。

胡旋舞石门。1985年在盐池县苏步井乡“昭武九姓”何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胡旋舞石门。石门长88厘米，宽42.5厘米。石门正中凿磨光滑，中间各减地浅浮雕一男舞者。舞者，须卷发，深目高鼻，胸宽腰细，体魄健壮，发束带。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着裙，紧贴腿，脚穿长筒皮靴，各踩在一小圆毯上，双人对舞，舞姿造型略不同。左边舞伎侧身回首，左脚站立圆毯上，右腿后屈，左手正微微上举，右臂屈至头顶；右侧男舞者右脚立毯上，左腿前伸，双臂上屈，至头顶上方合拢。两人均手举长巾，熟练挥旋。四周剔底浅雕卷云纹，似舞者腾跃于云气之中，造成流动如飞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构思精妙，主题突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自然，体态轻盈健美，舞姿迅疾奔放，充满了欢乐的生活气息。

三、东段北道上的乐舞文化特征

中华民族古老的乐舞文化，是在各族乐舞文化不断地交流融合中形成的。中原传统的乐舞器物，主要以钟、磬、埙、鼓、琴瑟、琵琶、箜篌等为主。在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曾出现陶钟，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广西等地均有编钟出土，这些都反映了西南各地与中原地区在音乐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中国的乐器除了主要用于演奏音乐之外，还是各个时期的娱乐用器和装饰摆设，更用于宗教或祭祀仪式中，往往并非真的是为了演奏，而是作为权力或威仪的象征。从十六国混战时期，到北魏统一中国北部，约100多年，黄河流域遭到破坏，汉、魏传统乐舞日趋衰落。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不仅密切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在音乐舞蹈发展史上，更是使双方相互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域乐舞逐渐东来，学习胡舞已成风气。

商周时期，固原为游牧民族频繁活动的地区。《史记·匈奴列传》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北边”。“北边”包括固原地区。又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宁、原（今固原）、广三州，秦北地郡。春秋战国时，为义渠戎国地”。春秋时期，固原是义渠、乌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的杂居，为之后固原历代郡县的设置奠定了基础。各民族的起义，又陆续迁来鲜卑、羌族、戎族、羯族等少数民族，这样就形成了民族大融合，经济、商贸的往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也带来了本族或外来民族的乐舞文化。据《汉书·西域传》、《后汉书·五行志》及晋傅元《琵琶赋序》等史书记载，在汉朝时期，乌孙、匈奴人创造的角、笳笛、琵琶、胡琴传入了中原，同时中原的琴、筝、筑以及钟、鼓等也传到了乌孙和龟兹，这样就极大地丰富了乐舞的演奏，促进了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乐舞文化的繁荣。固原北魏墓新集墓中出土的吹奏乐俑、持鼓俑、击鼓俑、陶鼓、陶瑟模型等，在这一时期墓葬中极为少见。以“鼓角”为主的乐器，是一种北方民族在马上演奏的军乐，谓之“横吹”。《晋书·乐志》云：“横吹有鼓，又有胡角……”《宋书·乐志》记载：“西戎有吹金者，铜角，长可二尺，形或牛角……”据崔豹《古今注》载：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将“横吹”这种胡乐传入长安，后成为武乐。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及北周宇文猛墓中出土的骑马乐俑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各少数民族乐舞自丝路传来，南朝与中原乐舞平分秋色，互相吸引融合。《隋书·音乐志》云：“武帝聘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新（旧）唐书》也说：“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北周以后，特别是隋唐时期，胡舞又以地域或特点命名，在中原盛行起来。固原北魏绿釉扁壶，在一圈联珠纹样内有7人一组的男子乐舞，最上面左吹横笛，右手打手鼓；下左弹琵琶，右弹箜篌。中一人右臂举在头顶，左臂在身后，左手在翻袖，左腿大跨步，右腿拔起，身旁两人似在拍手击节。人物高鼻深目、窄袖胡服，跃起歌舞及歌舞中的笛、琵琶、钹等乐器等已说明胡旋舞在那个时代已经出现。隋承周制，音乐舞蹈“并用胡声”。特别是隋唐时期，随着唐王朝同西域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友好往来，大批西域乐舞艺人沿着丝绸之路汇聚中原，使唐朝音乐舞蹈大放异彩，更富有时代特色。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固原南郊乡发掘数十座隋唐墓葬，其中有7座墓葬据出土墓志载为史姓家族墓。据《北史·西域传》卷97“康国”条载：“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附之”。西域粟特人，中国史籍中称之为“昭武九姓”。康居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康居乐舞于魏晋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唐代时，康居乐舞十分盛行。其中最受青睐的是胡旋舞。宁夏博物馆收藏的唐代胡旋舞石门，胡人貌，窄袖服，立于毯，旋转如风，动作粗犷，异域豪情挥洒得淋漓尽致。胡旋舞史书多有记载，唐代杜佑《通典》云：舞者一般为二人，通穿绯袄，锦领，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袴。双舞急转如风，俗云“胡旋”。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俳优”条说：“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毯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毯上，其妙如此也。”《新唐书·乐礼志》亦云：“胡旋舞，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

自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丝绸之路畅通，这条陆路成为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商旅、僧侣、各国使节往来十分频繁。东汉时期，佛教传入，道教形成。钟不仅是乐器，又被赋予一个新的使命，成了法器，悬挂于佛寺、道观。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钟成为宗教专用品，作为法器的佛事钟竟成了中国古钟的主流。隋唐时期乐舞进一步发展，佛教乐舞与民间世俗歌舞娱乐相结合，创造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乐舞艺术。佛教乐舞在西域及唐朝具有特殊的地位，为“胡乐之首”，“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在诸多的石窟、壁画中，乐器主要是箜篌、笛、箫、筚篥等外来乐器。佛教乐舞反映的是佛国天堂的美好胜景，佛教提倡音乐，是为了用音乐陶冶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更容易受到佛的教化，向善从善，敬佛礼佛。在佛教盛行的西域，佛教音乐艺术与能歌善舞的西域民间歌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西域独特的音乐舞蹈艺术，真实地反映了西域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

（作者系宁夏固原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