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目的和内容

一、论教育目的和内容

(一)“致良知”的教育目的

虽然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都将“理”作为宇宙最高的概念，是万事万物所尊崇的最高原则，不可移易，但程朱理学认为“理”与“心”是分开的，“理”在“心”外，而王守仁从心学角度出发，认为人心与天理的关系并非如此，应当是“理”在“心”中，“心即理”。王守仁认为心外无理，并认为人有人理、物有物理，离开人心自身而寻诸外物的做法是错误的。相比较而言，程朱理学更多地体现了客观唯心主义观点，而心学则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王守仁认为人人生来就具备了良知良能，这种天赋便是天理。他继承了孟子关于良知的观点，认为这种良知与生俱来，不教自会，永久存在，不会泯灭丧失，而且不分贵贱，人人俱有。但是，人之所以有贤愚之分，只是因为良知在与外物的接触中受到诱惑，变得昏蔽不彰。因此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去其昏蔽”，使“良知”发挥出来，即所谓“致良知”。

图6-6　《王文成公全书》

因为良知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人人都具备成为圣贤的可能，故而王守仁提出“圣人可学而至”的主张。他认为先天的禀赋虽然重要，它将人们分为贤愚各等，但是这种差别不是永恒不变的、不是不可消除的。只要是根据他们的不同资质，施以相应的教育，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那么人人都能够拥有理想的人格和完善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

王守仁在理论上阐明了人人生来具有受教育的可能性，论证了教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教化作用。他鼓励人们不论出身贵贱、职业高低、性情如何，只要具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通过努力学习，提高修养和道德，就能够使蕴藏在本心之中的良知良能充分焕发出来，进而接近甚至达到圣人的境界。以现在的观点来分析，王守仁的主张具有十分鲜明的民主思想，他反对上人、中人、下人的划分，坚持良知天赋、人人同等的主张，蕴含着教育平等思想，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因此，王守仁的思想传到海外之后，对19世纪后期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产生了推动作用。

(二)以“六经”为主的教育内容

儒家教育自春秋战国形成以来，始终强调对于经典的研读。尤其汉朝开始，经学繁盛，经学成为儒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学习儒学必从各种经典的诵读、训释开始，而且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内容也局限在经传的分析与考查上。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兴起，经过朱熹编订的儒家经典成为标准教材，甚至有代替原典的趋势。王守仁十分反对这种现象，他认为读经虽是学习的主要途径，但是现有的各种注解、疏正只是历朝历代经学家们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从当朝统治者的需要出发，结合自己的理解所做出的，并不完全都是作者本意，很多时候经学家在注疏时甚至有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之嫌，因此学习儒家经典应当回到经书本身，这样才能接近圣人的真实思想。而且，王守仁认为，传统的经学教育过多地关注于对经典表层文字的理解和考释，致使学生陷入繁复的字面工夫，穷毕生之力也只能够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而无法获得其中的义理。这种舍本逐末的教育已经影响到了当时人才的质量。

图6-7　《王阳明先生全集》

王守仁批评这种教育已经丧失了“明道”的作用，为将教育重新引回孔孟之道上来，他主张应当摆脱经学和程朱理学过分政治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摒弃繁杂的时论，将教育的重点重新放在对于经典的直接学习上，以此来达到修身明道的目的。他主张要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他认为六经记述的是人心的不同方面，其中蕴含的道理是人心所固有的，因此读六经就是“明吾心之常道”，就是“养心”，通过研读六经就会得到永恒普遍的真理。从六经的形式和内容上看，都是以记录史事的方式来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道理和做人的原则，即所谓“六经皆史”。他认为孔子编订六经的目的就是要后人通过朴实的文字来通晓深奥的义理，因此现时的教育也应当依照这个原则进行。

王守仁主张教育内容应当返璞归真，去除过多人为的、不必要的铺排，强调以明道为根本目的，以六经为教材，深入领悟孔孟之道，以获得真正的人伦道德、治世规则，达到“致良知”的教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