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留日毕业生与日本医学界的合作及纠葛

三、1930—1940年代留日毕业生与日本医学界的合作及纠葛

日本团体同仁会，曾在1930年对医药专业留日学生回国后的情况展开过调查。该会于1902年创立，据称其目的在于“向清韩等亚洲各国普及医药学乃至相关技术，并保护彼此人民健康，救济病苦”，主张“在清韩等亚洲各国设立医药学校、医院、药局”，“吸引留学生及药学生赴日留学，并对其进行保护，提供学习之便”⁽³²⁾。此后，其实际行动主要集中于中国方面。比如，1913年在北京，接着又在汉口和青岛相继建立了同仁会医院，同时派遣日本医生到当地展开指导。

该会曾在其机关刊物（1930年7月号）中指出:“现在中国的新医人数，大约在五千名左右。其中有三千五六百名是中国国内各校毕业生。余下的一千四五百名为外国留学归来者，其三分之二又是日本医药学毕业生。其势头颇为壮大”⁽³³⁾。虽然从此处来看，留日毕业生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但实际上在机关刊物《同仁》中，感叹日本留学者影响力过小的文章并不在少数。

比如，1931年前后有文章称:“美国留学生与美国医生团体保持联络，且在社交上与学术上关系紧密，极为团结。英法德留学者亦是如此。（略）虽然留日医生人数众多，但时至今日，与此类似之团结并不存在，平素也无任何联络。（略）须以某种办法，使其更为全面地展开合作才是。”⁽³⁴⁾此外，1936年视察中国医学状况的东大医学部长永井潜则指出:“很遗憾目前日本处于下风。能够左右中国医疗卫生的力量几乎被英美派所掌握。（略）此种压迫日本派的主因究竟为何？无疑是步调未统一所致。故须特别注重毕业生与母校之间的密切联系与协同工作。”⁽³⁵⁾

永井对中国医学界中“日本派”处于“英美派”的下风大为感慨。然而，其实际原因并非仅仅在于“步调未统一”，而更多地可能在于日本对华施加军事压力的姿态之上。

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有必要致力于修复两国关系。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将义和团事件的赔偿金作为本金，在外务省的管辖之下，于1923年开始实施“对华文化事业”。由此，以日中研究及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相继设立⁽³⁶⁾。

同仁会从1923年开始，也接受了这项事业资金，积极承担起修复日中关系裂痕的重担。例如，他们召开了面向留学生的“中日医药学生恳谈会”，以及留日毕业生再次返回日本从事研究的欢迎宴会等等，试图以此来强化与医药留学生、回国工作者的合作。同时，1927年又创办了“中文医药学书籍刊行会”，鼓励留日学生和留日经验者将日本研究书籍翻译为中文。至1942年，共计有31种图书刊物发行上市。其中甚至有广受好评而反复印刷三版的书籍。据称，他们翻译出版的近代医药学著作不仅学术性、实用性很高，而且符合中国人的需求，销售业绩一直不错⁽³⁷⁾。

然而，即便如此，在1930年代中日间的军事紧张气氛之下，同仁会的活动被中国方面看作是以文化工作为幌子试图强化日本影响力的行为，由此大受批判。

即，“同仁会在中国内地的医院事业并未受到中国方面的欢迎，他们被视为文化侵略的先锋。甚至被曲解为，将医学设在对日本人更为便利的中心地段，无视中国人的存在。以往带着优越心态，以高压、霸道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做法今后须极力避免（略）同仁会的经营虽然并无高压、强制之迹象，但也被误解为文化侵略。且此种误解似乎尚在风行”⁽³⁸⁾。

这是一篇同仁会干部感叹中国“误解”的文章。而另一方面，也有人从长远角度出发，带着对未来的期待指出:“因为长期以来排日之故，最近（1936年初）日本留学归国者已不太受重用。在任何一家医院，任何一所医校，日本留学归来的医生都非常稀少”，“此时，也许只有呼吁政治的变化才可能扭转局面。中日关系一旦改善，最为受益的便是留日学生。进而亲切关照他们，使其得以安心学习，加强日中联系，弘扬东洋文化。这难道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吗”⁽³⁹⁾。

1938年夏，正值卢沟桥事件爆发一年之际，中日两国学者来到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创办了“东亚文化协议会”。作为其下级组织的“医学部”中，金泽医专毕业的汤尔和出任会长，医学部长、副部长分别由森岛库太（京都大学）和千叶医专毕业的吴祥凤担任。在其评议员（日本人9名、中国人4名）中，又有方石珊和侯希民的名字。可以说，千叶医专、医大的毕业生在6名中国人中占据3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