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萧条，政府采取了诸多对策，制定有关扩大内需、简政放权、结构改革等方案和计划，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加快了改革步伐，每三年推出一个放松规制计划，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意欲“寻求日本经济社会彻底的结构改革”，给日本经济注入活力。
然而，日本经济依然不景气，1991—2013年，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9%（参见图5）。1999年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通缩。同时，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趋于下降，一些知名电子企业经营业绩不佳。
图5“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内閣府『平成26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321頁。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英等国在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市场方面积极推动改革，并取得了进展。1986年，中曾根内阁发布“前川报告”，该报告被认为是日本正式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其后各届政府都朝改革的方向努力。
由于日本是一个官僚体制国家，改革计划由官僚制定，同时官僚本身又是实施改革的主体。减少政府干预意味着官僚的权力会受到削弱，“对某些团体来说，在政治上维持现状不变，是十分重要的事，因为他们可以由某些特定的计划得到巨大利益”[25]。官僚们很难真正热衷于改革，反而会抵制和设置阻力，加之日本经济业已成熟，在改革方面每向前迈出一步，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制度中的深层问题，很多情况下是在形式上实施了改革措施，而实际仍以其他方式进行变相管制。因此，日本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缺乏彻底性，与其成熟经济体制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9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对减弱，尤其在信息网络技术开发和应用普及等高新科技领域，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竞争力的变化。从表5中可见，8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为2.6%，明显高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而90年代以后，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日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均呈下降态势，明显低于美、德、英等国。
表5 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变化
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又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二战后，日本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的良睦互动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界走向分化组合。1993年宫泽喜一下台，从日本自民党分裂出的新生党、新党、先驱新党联合社会党、民社党和公明党，推举日本新党党首细川护熙组成多党联合政府，结束了自民党执政38年的历史。1994—2000年，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先后担任首相，几乎平均一年换一相。直到2001年4月，高举改革旗帜的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并执政五年有余。此后到2012年期间，出现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等多位首相。政权更迭频繁，不利于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日本对政治大国地位的诉求不断增强。早在1983年，中曾根康弘曾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1992年，日本在《外交蓝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发挥与其国力相称的领导力。次年，政治家小泽一郎撰文指出，日本应努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改变“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优先发展经济，而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逐“政治大国”的梦想上。可以说，安倍政府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在安保外交方面走到今天这一步，是90年代以来的一个量变过程，只不过安倍迈出的步伐更大。
“泡沫经济”崩溃后，在应对经济不景气问题上，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总体思路陈旧，主要通过降息、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1991年7月到1995年9月期间，日本将基准利率从6.0%一直下调到0.5%，并屡次出台综合性经济对策。这些措施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致使通过利率、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余地越来越小。
以财政为例。1993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69%，尚低于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为4.5%，在发达国家中仅高于德国。然而，为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扩大公共投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1995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升至80.4%，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升至6.0%。到2000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上升到123.2%和7.0%，均超过财政状况恶劣的意大利，大大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26]
1990—2000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从12.1%上升到17.4%，2005年进一步升至20.2%，到2013年则高达25.1%。这期间，7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也持续提高，已超过10%，日本医疗养老方面的需求持续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相应呈减少趋势，2012年为6555万人，比1998年减少了238万人。[27]
在这一形势下，日本在劳动力市场开放政策上有所松动。2006年9月，日本与菲律宾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首次涉及劳务市场开放问题，日本对来自菲律宾的短期商务访问、工作调动、护理等人员放宽入境和在日居留限制。在日本与泰国签署的EPA中也涉及类似内容，但时过多年进展缓慢，日本在开放劳动力市场问题上的态度依然谨慎保守。国内劳动力的萎缩，会影响家庭收入、消费支出及金融、科技创新能力，进而削弱经济增长潜力，这已成为日本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困扰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在日本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日本对外贸易规模仍不断扩大。除1992年贸易增速因景气跌落而略有下降外，1993年日本对外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1994年和1995年贸易增长率均达到两位数。这期间，日本贸易顺差居高不下，1994年创下1208.6亿美元的纪录。[28]但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日元汇率频繁波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IT泡沫破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致使日本对外贸易发展呈不稳定状态。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对外贸易的起伏变化表明，在经济日益国际化的形势下，各国经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大，并且随着跨国公司经营趋于本地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的作用逐步减弱，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越来越难以奏效。要实现贸易、经济稳定协调发展，需要扩大内需，建立较为科学合理的新型贸易体制及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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