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教育权运动

收回教育权运动

邓小泉

伴随着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深入，帝国主义文化渗透也不断加深，教会教育在中国迅猛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教会教育已发展成由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构成的完整的教育系统。这种教育系统中的教会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它们自行其是，俨然是中国教育领域的独立王国，严重地侵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1921年9月，受基督教差会派遣，由美、英、中三国教育家、神学家和传教士16人组成的巴敦教育调查团来华。调查团经5个月的调查，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口号，要求教会教育彻底基督化、中国化，把效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建议成立一个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正式的代表教会及宗教团体的“基督教教育管理团”，以形成教育集团，提高办学效率。这个建议是对中国教育主权的公开蔑视和严重挑战，使教育主权和宗教问题变得更为敏感了，并由此激化了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揭开了酝酿已久的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序幕。

非基督教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将在清华大学举行，讨论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学生”、“学校生活基督化”、“学生在教会中的责任”等问题，因此激起了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的义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针锋相对地在北京、上海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声讨基督教利用教会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丑恶行径。随即“非基督教同盟”在北京成立，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基督教的群众性爱国运动。

首先揭竿而起反抗教会的是英国圣公会开办的圣三一学校的学生，这是来自堡垒内部的反抗。1924年4月，圣三一学校学生准备举行纪念“五九”国耻的活动，遭到校方的强烈反对与威胁，并且一再地开除学生，激起公愤。学校为分散学生，宣布提前放假妄图息事宁人。对此，学生进行了更为强烈的反抗，纷纷以罢课、退学、游行、示威等形式表示反抗，并发表《广州圣三一学校学生宣言》，争取在学校内的言论、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圣三一学校学生的爱国行动，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从此，全国形成了一个反对教会教育的高潮。非基督教运动带动了教会学校学生的爱国运动，而教会学校的学生运动也反过来促进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

1925年五卅运动

教育界、文化界在反对教会教育、反对基督教运动中逐步提出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口号。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领导人余家菊在《教会学校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1924年7月，“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成立，明确提出要政府收回外国人办学的教育权，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必须向中国政府立案，一切课程要遵从中国学制等主张。此时，非基督教运动已进入最高潮，而“收回教育权”作为反对教会教育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重要措施和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全国各地出现了主张收回教育权的团体，部分团体亦已明确提出收回教育权的具体要求，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第三届年会上通过了要求收回教育权、取缔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提案。1924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年会通过了《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案》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反对以宗教控制教育，要求教育与宗教分离。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高潮，许多著名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开始罢课、退学，沉重地打击了教会教育，迫使部分教会学校或停办或改组重办。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5年12月发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1）外人捐资办学要经教育行政官厅认可；（2）教会学校由中国人任校长；（3）教会学校董事会，中国人要占一半以上；（4）学校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不得以宗教为必修课。从此，教会学校不得不在形式上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到20世纪30年代初，所有的教会大学除圣约翰大学外，全部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