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回教育权运动
近代中国丧失教育权是不争的事实，而丧失教育权的事实又可分为两类:教会学校和殖民学校。自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对我国教育权的剥夺不断加剧。殖民学校在当时主要体现在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下的奴化教育。中国在东北教育权利的丧失主要是因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教会学校对我国教育权利的蚕食则更多的是因为“国人自己放弃”[24]。
图10-8 舒新城著《收回教育权运动》
教会学校以传教为主要目的，殖民学校则以培植顺民为主要目的。二者虽然目的不同，但是它们有碍中国教育行政权和破坏中国文化却是相同的。它们都是“非中国的教育”[25]。如，教会学校轻视中国文字，中等以上一切科目均以外文教授。日本在中国所设的学校，不许教员讲爱中国，如有教员敢讲，立即停止其教职，并严惩，其目的就是想使中国青年全部变为日本“顺民”。
(一)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教会学校在中国办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殖民教育在东北也过去20余年。为什么此前没有发生收回教育权运动，而偏偏在这时发生?我们可以从政治与思想上追述其原因。
五四运动后，中国人的思想大开，“民治主义”盛行，爱好和平的国人怀着美好的愿望憧憬着取消加在国人身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独立。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梦想，非但一切不平等条约对我国人的束缚如故，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更甚于前。国人立刻惊醒，民族独立必须靠争取才能实现。教会教育和殖民教育“都有损国权而妨碍我们底独立”[26]。这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政治原因。
思想上则得益于非宗教和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三种思潮的激荡。五四举起“科学”大旗，各种违背自然科学的学说必然受到冲击。1922年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在北京开会，反基督教大同盟也同时产生，并进行积极宣传。“这种思潮虽直接与收回教育权运动无关，但对于收回教会教育权的影响却很大:因宗教思想发生动摇，便自然而然及于其所经营之教育事业。”[27]中国共产党经常在《响导》、《中国青年》等杂志上，发表反对教会教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也有相当影响。国家主义者也在其机关报《醒狮》上发表文章，极力主张收回教育权。非宗教主义、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交互作用，“遂成为收回教育权运动之主因”[28]。
此外，收回旅顺、大连问题与“五卅”惨案等，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过程
专栏
教 育 权
教育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权，是指人类受教育、施教育的一般权利，凡人类均可以享受这种权利，也可以称之为人权;狭义的教育权则专指国家的施教育权与国民的受教育权，为一国所特有的权利，因此又可以称之为国权。我们所讨论的是狭义的教育权，即属于国权的教育权。
国家的教育权包括国民的教育权利和国家的教育权利两部分。国民具有受国家平等教育，自由选择学校和受国家根本教育的权利。所谓国家根本教育包括国民道德、国民生活、国民志操和爱国精神等的教育。国家具有厘定教育宗旨及教育政策权、制定学制系统权、监察权和处决权。国民的教育权利与国家的教育权利共同构成国家的教育权，二者密不可分。收回教育权问题既要考虑国民的教育权利丧失的情形，又要考虑国家的教育权利丧失的情形。[29]
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端于反宗教思潮，最先举起反宗教大旗的是蔡元培。他于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上发表讲演——《以美育代宗教说》，指出宗教“侈言阴骘”、“攻击异派”、“刺激人心”[30]。1922年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在北京开会，国内具有新思想者起而组织非基督教同盟运动。少年中国学会也在全国邀请名人讲演宗教问题。1925年学生联合会议议于圣诞节时在各地举行反基督教运动。“由反基督教进而为反基督教教育，更进则为实行收回教育权运动。”[31]最早提出教育应脱离政党与宗教而独立的也是蔡元培。他于1922年3月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议》，指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32]。奉天第一师范教员梅佛光等人，于1924年4月20日，在省教育会开会讨论收回日本在华教育权问题，22日省教育会召开临时会议，组织收回教育权委员会，随即改为奉天省教育会研究外人对华文化委员会。此为奉天对于收回殖民教育权运动之始。
教会教育自经蔡元培等的反对，加之与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和非宗教思潮的激荡，在1924年一年间，少年中国学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团体，纷纷发表收回教育权运动议论。少年中国学会于1924年7月在南京召开年会，议决纲领九条，其中一条即为“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关于政治方面议案的第一项和第三项即为收回教育权。中华教育改进社7月在南京召开年会，余家菊等12人提议“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孙恩元等4人提议“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领土以内对于中华民国人民施行国民教育”，吴士崇提议“请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召开年会，河南、湖南、江西、湖北和热河五省代表，提议外人在国内办学应严加取缔，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两案。至此，各省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如火如荼，“教会学校学生退学之事，几于全国一致”[33]。相对于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的声势浩大，收回殖民地教育权运动就进行得不那么顺利，几于停滞。因而，收回教育权运动更多地体现为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
收回教育权运动，最初只是民间行为，政府并未干预，但发展到后来，政府也参与进来，这无疑对收回教育权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场运动也推动了教会学校学生认清教会教育的本质，教会学校学生罢学风潮风起云涌。教会学校以传教为唯一目的的办学宗旨虽未改变，但是自收回教育权运动后，已开始考虑中国的固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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