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的需求和挑战，单纯扩大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过时

一、面对新的需求和挑战，单纯扩大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过时

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提出，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育与社会矛盾尖锐化而引起的。

1.人类社会教育功能的演变

在人类社会早期，专门教育职能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以后，教育主要是所谓杰出人才的特权，即小众教育。学生都是来自上流社会，受教育的目的是取得上流社会的身份和相应地位的素质，因此，在古代西方需学习上流社会使用的语言、礼仪、社交、休闲方式等。中世纪的骑士教育亦是如此。但随着知识的发展，哲学、医学、神学等很神圣的内容逐渐加入进来，成为巩固上流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可以称之为教育的单一标准时期。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上述教育的根基并没有根本改变或动摇。并且在西方社会出现了双轨制教育，即一种通过制度安排划分固定社会阶层的教育制度。从而，通过教育巩固了传统社会阶层的对立和分隔，教育制度本身也是这种社会制度的体现和反映。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实科教育、职业教育长期得不到承认，更无法获得与传统文科教育同等的地位。这种情形大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基本完结，这种教育制度仍然没有动摇特权阶层受教育的实质，他们受教育的目的仍然是取得身份与统治能力。中产阶级的加入仅只是在专业技术层面获得了权利。正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仅仅是形成熟练劳动力的场所，教育制度千百年来不断复制、巩固着社会的分隔、对立与不平等。因此我们说工业化国家是通过双轨制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这是人类社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立时期教育发展的选择。

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的新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主要是：

（1）人口。世界一些地区的人口以空前速度增长。1960年至1968年世界上5～19岁人口总数从9.55亿增长到11.5亿，增长将近20%。^[1]死亡率明显下降、人口迁移增加等新现象的出现。

（2）经济。经济发展速度飞快，但已有迹象表明自然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更多男女直接参与到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中去，其中有人没有进过学校，缺乏相应的工作准备；有些过早离开学校，就业准备不足；有的完成了正规教育，但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些人没有受过职业训练；专业人员所受训练过时等等。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共生关系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的最强劲推动力。

（3）社会政治。随着原殖民地国家民族运动和独立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工业和技术的竞争、能源的争夺、新独立国家内外部压力引发的社会动荡等等。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教育成为加速和保证国家统一的最好办法，迅速的教育发展是民族解放的一种形式，也是非殖民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4）群众要求的压力。压力主要来自家长及现有和未来的学生，他们的教育要求不断增加，不仅要求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要求不断升入更高的教育阶段。

3.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

（1）科学技术飞速发展。20世纪后半期，知识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跃进、变化、加速，科学技术空前地显示出它的威力和潜在力。同时，科学发现与大规模应用之间的时间间距逐渐缩短。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技术既可造福人类又能危害人类。这些发展过程是人类自己建立起来的，而且人们控制着这些过程的各个方面和根源，控制着从研究到消费的一系列决策过程。

（2）差距加大。1961年联合国发起“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使人们注意到全世界部分富裕国家和占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贫困国家之间日益分离的情况。当开始“第二个发展十年”计划的时候，这些差距远远没有缩小，相反还在加大，还有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的地位、军备竞赛、人权问题、环境生态问题、信息鸿沟、科学技术的利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矛盾、文化认同、教育危机、价值观的不确定性等等的差距和差异。

（3）生态恶化。从六七十年代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和生态问题的严峻性。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解决许多问题，但也对当代生活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它引起了环境的恶化，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城市兴起都加剧了这种灾难性。此外，还有空气、土壤、湖泊和海洋污染；生理和心理上的失调；宁静消失，暴力成为经常性威胁；噪音形成的新疲劳和职业病；城市拥挤带来的神经过敏和行为放肆等。

（4）技术进步对个人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双重的影响。既增加了人类行为的可能性，又为干预个人生活提供了方法。既为人们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机会，也出现了滥用宣传机器的危害。休闲正在变成技术时代一种新考验，既可以作为满足个人需求的权利，又可以成为不承担社会责任的手段，等等。

4.教育与社会的矛盾尖锐化

教育需要面对的是繁重的社会责任和数量巨大的群体。这与过去时代所赋予教育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

针对这样的新形势和要求，20世纪50年代各个国家采取的教育策略是在原有教育制度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数量的扩大——即线性扩大。仅从1960年到1968年，入学人数就增加了40%以上；到1968年，全世界的公共教育开支增加了近150%；教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例从1960年的13.5%增加到1968年的16%；1960～1968年入学人数每年上升4.5%，教育费用每年相对增加11.7%。^[2]

上述情况引起教育付出的代价是高辍学率、低劣的教育质量、公共资源的浪费等等，进而出现毕业生失业问题。^[3]尽管各国政府竭尽全力扩大各级学校的入学机会，教育投入达到极限，但仍然无法满足群众的需求和国家发展的要求。而且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等等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日趋明显。教育与社会的矛盾尖锐化，教育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类社会的面前。

这些问题都对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包括：

——入学人数剧增；

——部分国家成年人比重超过青年人，需要终身学习；

——忽视农村的教育需求；

——教育开支庞大；

——移民的教育问题；

——“人口与计划生育”及“营养”等内容引入课程；

——教育作为自变量发展；

——教育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培养利用知识的能力、学习使用科学方法、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

——更新价值观念，发展广阔的世界观。

线性扩大使教育体系在数量上已经得到扩充，但是，许多国家花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用来发展学校模式，却远远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教育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的陈旧和偏差。这就是：低估了社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问题的范围和复杂性；忽视了由收入差距与不平等现象所引起的紧张状态和反常行为的后果；看不见经济和社会的改造是解决个人间和集体间矛盾的主要途径；尤其是不能体会到人民直接参与发展过程和彼此积极合作必然发挥作用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容易相信：社会问题能够简单地通过改换政权得到解决，看不到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教育概念和教育结构的重要性。^[4]

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当一个教育体系不得不吸收大量儿童、青年和成人时，策略就必须改变。国际社会认为，这种策略就是必须从量的方面向质的方面转移，从模仿与复制向谋求革新转移，从一致的程序向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途径转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