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养生理论与体育

养生理论，即摄养身心，以期保健延年的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在我国民众大量身心保健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它的形成与发展无时无刻不在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养生理论也不断地充实着传统文化。对我国养生理论的挖掘，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体育科学和教育科学，而且对培养21世纪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才有着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我国古代，广义的养生包括体育运动和卫生保健两个方面。传统的养生理论与体育实践在其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其一，体育实践多于体育理论；其二，狭义的养生术，即卫生保健占有重要地位；其三，学校体育由盛而衰，时断时续；其四，体育娱乐活动在民间长盛不衰，普遍开展。

（一）养生理论产生的原因

养生理论在中国古代产生有诸多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首先，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尚书·洪范》中对人的“福”与“祸”分别提出了几条标准：人有“五福”，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人还有“六极”（穷极恶事曰极），即“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这说明，长寿与健康已成为商周时期人们评判幸福的重要标准。这种观念对我国养生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殷商以后，人们逐渐摆脱天命的羁绊，这对倡导养生健体有积极的作用。在古代中国，夏人尊天信命，殷人事鬼敬神，人们把祈寿盼福的愿望寄托在鬼神身上。社会发展到西周时期，人们从长期的切身体验中，逐渐认识到鬼神不可靠，人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人间的吉凶祸福，大都是人自己造成的。例如，《左传》中就有许多诸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吉凶由人”、“祸福无门，惟人所名”的记载。所以，人应当掌握自己的命运，自求多福。于是，养生成为人们的一种需要。第三，逐渐增长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养生理论向科学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理学、医学有了很大发展，郑国良医扁鹊所著的《难经》，开篇即用人体解剖来阐明脉理和病理。战国时期问世的《黄帝内经》阐发了对脏腑生理的认识，提出了经络学说、精神、气、血、津问题；明确了有关自然季节变化与人体的关系问题；以及全面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观察分析人体等，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在某种程度上为养生学的发展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

（二）养生理论的主要内容

1.动养法

人的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有益于身体健康。我国历史上许多养生家都提出了运动对养生的重要性。先秦时期的荀子认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意思是只要一个人在饮食起居等方面注意调养，并经常适时地进行运动，“天”是不能让人生病的；反之，忽略对身体的养护，而且很少进行身体活动的人，“天”也不能保佑他平安无恙。在这里，荀子指出人的身体好坏不是由天来决定的，而是由人的“养”（衣、食等方面）和“动”（活动而不怠惰）的情况来决定的，从而强调了运动对人体健康的意义。战国末期的杂家巨著《吕氏春秋》中也列举了不运动会产生一系列疾病的例证，告诉人们运动的重要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色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为聋……处足则为痿为蹶。”后世的华佗、孙思邈、陈传等养生家在他们的养生理论和实践中，都非常重视通过运动来养生。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五禽戏和导引（气功）都是动养法的精华。

2.静养法

在养生理论中，不仅有动以养形的说法，还有静以养性、静以养神的说法。老庄即是其中的代表。老子提出要“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庄子也强调虚无恬淡的养神之道。他在《庄子·在宥》中提出：“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这种“静以养生”的主张对后世主静派养生学有很大影响。如《淮南子·俶真训》曰：“静漠恬淡，所以养性也。”嵇康《养生论》中谈到：“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精散，此五难也。”反映了他们“恬静寡欲”的养生观。

3.节制适度

在我国的养生理论中，几乎所有的养生家都主张节制、适度。在《论语》中记录了不少孔子注意节制适度的养生思想：“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吃得不要过量）；惟酒无量，不及乱（不要喝醉）。”《黄帝内经》也十分强调节制、适度的养生原则：“上古之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终其天年”；“今时之人……务快于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黄帝内经·宣明五气论》指出：“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为五劳所伤。”后世孙思邈也很重视适度原则：“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

4.因时养生

《黄帝内经》中往往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阐明养生必须遵循白然法则，顺天应时，不同季节的环境变化都会给人们带来疾患。为调节机体适应环境，《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了一个养生要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因为春夏之季阳气容易外泄，泄之太过则耗伤正气。所以，春夏季节要防止过度的活动，以爱惜、保养机体的阳气。秋冬之季，阳气内敛，阴气转盛，应该保养体内的阴气，勿使外泄太过；为此，须防止房劳伤肾，这就是“养阴”。根据四时气温所变化，《素问·六远正纪大论》提出：“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即是说：寒冷季节不宜用太寒药物，清凉季节不宜用凉性药物，温暖季节不宜用温性药物，炎热季节不宜用太热药物。摄取食物也用上法。这就是养生学中因时养生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今天医学强身健体、祛病除邪过程中仍然被广泛应用。

从人类社会形成的总过程看，人从动物分化出来以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与动物一样争于气力，体力是决定是非、曲直、成败的关键。后来随着文明的进步，随着文化积累的增加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扩大，在争于气力之外，同时也逐于智谋，竞于道德。从争于体力到逐于智谋，竞于道德的历史过程，导致了从“武学”到“文学”的演变，教育也因而由重武轻文，崇身轻心演变为文武结合，身心和谐，最后又走上了重文轻武、崇心轻身之途。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从原始社会末期，中经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末期这长达三千多年漫长岁月中，体育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原始社会的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分离出来，年轻一代的教育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进行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技能，是身体最基本的活动，它们虽然不能完全被看做体育，但在这些活动中确实孕育着“体育”的因素，而且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当时，强健的身体是人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没有强壮的体魄、充沛的精力，就不能在与野兽的搏斗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捕获猎物。因此，体格的训练就成为原始先民生存、生活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初，当时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少数民族部落的生活实践中得到印证。

随着原始社会后期部落战争的出现，武器的制作和作战的训练成了原始教育的新内容。《韩非子·五蠹》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干是盾，戚是斧，执干戚舞即后世之“武舞”的内容，是训练战伐之用的“武蹈”。这表明，服务于作战的军体训练已成为原始社会后期教育的重要内容。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奴隶主对内要镇压奴隶和平民，对外征伐，进行掠夺和防御，都需要建立强大的军队，所以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阶级都期望其子女能成为能征善战的战士，反映在教育上就十分重视身体的操练。传说中我国夏代已有主要学习射箭的学校——序。《孟子·滕文公上》曾记载：“序者，射也。”商代学校主要学习射和戒（“戒”乃持兵器而舞）。由此可见，夏商时期，学校教育内容表现为重武轻文。

至西周，奴隶主贵族仍然提倡尚武精神。贵族一生下男孩，就在门上挂张弓，表示“射者，男子之事”，即用武力保卫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是贵族子弟的当然职责。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练兵习武，把贵族子弟培养成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强悍军人。所以，周初的大学——天子的“辟雍”和诸侯的“泮宫”实际上就是一种负有保家卫国、训练军人使命，以军事体育的训练为主要内容的军事体育学校。但是，人们慢慢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仅凭武力尚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太平，除武力以外，还依靠于智谋、道德，反映在教育内容上，就是文武并重。所以西周学校的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射、御都是与学校身体锻炼有关的内容。

战国以后，“文学”与“武学”逐渐分离，儒侠分道扬镳。秦汉以降，由于统一的、强大的封建政权的建立，强健的身体不再是生存、生活的必要保障，舞枪弄棒也不再是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凭据。“文”即智谋、道德已取代“武”在社会中起着重大作用。在文武分途的基础上，“为文则非武”，学校教育开始向“重文轻武”、“崇心轻身”的方向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是出于维护封建统一政治秩序的需要。公元前136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基本教学内容，先秦“六艺”教育中的“射御”等内容儿乎完全被排除了，只是在五经之一——《礼》经的教学中有射礼这一部分；在童蒙教育中，有“黎明即起，洒扫应对”等要求，算是保留了一点点体育活动的内容。学校教育重文轻武，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体育活动的因素，即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基本模式。

在封建社会后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直很尖锐，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武备，这对当时的学校体育有一定的影响。如北宋教育家胡瑗执掌国子监时就告诉学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南宋末年，宋孝宗一度大讲北伐，太学学生每逢假日，常习射。与此社会背景相适应，1043年宋设武学，当年停办，1072年重设，分上会、内会及外会。1102年建立州县武学。中央武学学制三年，学习内容为“诸家兵法”和各种军事技术及军事指挥，每年春秋两季考试马、步射等武技与兵法，不及格者除去学籍，合格者可参加殿试，或出任武官，充任教头。地方武学考试优秀者可进入中央武学。元、明、清武学与宋相仿，只是武技考核内容略有增减。武举、武学的长期实行，打破了儒学对教育的垄断局面。但是学校教育中，“武学”的地位远低于“文学”，强调的是“关门闭户，静坐读书”，“格物究理”，重心轻体。这种“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教育模式，是“率天下人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

与中国封建社会学校体育备受冷落相反，社会体育却一直十分兴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的思想，使上自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国人普遍把身体锻炼和医疗保健结合起来。人们在丰富的身体训练实践中认识到生命在于运动，体育活动可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所以导引（气功）、武术等身体训练项目在我国长盛不衰。第二，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宋明理学产生以前，人们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愉悦身心，创造了许多娱乐体育活动，把体育锻炼和娱乐休闲结合起来，并且广泛开展，其中有不少体育运动项目后来成为世界性体育项目的源头或相近的形式。例如风靡世界、备受人们喜爱的足球、曲棍球等球类活动，围棋、象棋等棋类活动，击剑、射箭、马术、游泳、滑冰、体操等项目均起源于我国，并先后流传于国外，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第三，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抵御外侮，十分重视军事体育，把体育锻炼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作为军事训练或辅助训练的手段。中华武术和中国功夫独树一帜，大放异彩，备受世人的瞩目和赞誉。社会体育蓬勃开展，这种情形在古代其他民族并不多见，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辉煌，闪烁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

中国民间娱乐体育活动源远流长，早在原始时期，每逢集会、节日、果实成熟、狩猎成功、作物丰收、欢迎客人、婚姻喜庆时，都要举行跳舞活动。《吕氏春秋·适音》所说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正是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狩猎成功后喜悦跳跃的情景。当然，史前舞蹈并非就是体育，但从其活动内容、运动形式以及作用方面，都对后来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民间娱乐体育产生了影响。

在夏商西周时期，民间的体育活动主要是舞蹈，舞蹈本起源于民间的体育活动，后来统治者将乐舞列为典制。尽管如此，舞蹈在民间仍长盛不衰。舞蹈多在乡间集会和劳动间隙进行，《诗经·小雅》中“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就是民间舞蹈情景的描绘。民间舞蹈之所以能广泛流行，是因为它不受规定的乐章的限制，不用或少用乐器伴奏，内容上生活气息浓郁，形式上朴实无华。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贵族垄断体育的局面随之被打破，民间娱乐体育活动蓬勃发展。《史记·苏秦列传》中提到齐国的临淄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到处可以看到许多人群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可见当时娱乐体育活动普遍开展而且形式多样。当时的娱乐体育活动有下棋、蹋鞠（即踢足球）、竞渡、投壶等等。

到了秦汉三国时期，民间娱乐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棋类活动普遍开展；“百戏”十分兴盛，所谓“百戏”，内容极为庞杂，举凡歌舞杂奏、杂技幻术、角力等，无不囊括其中；投壶进一步游戏化；荡秋千从秦汉开始，即成为历代妇女们最喜爱的娱乐体育活动之一。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有纪念意义的体育活动，如“人日”（正月初七）郊外踏青，元宵节（正月十五）舞龙，重阳节（九月初九）登高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已，人民流离失所，同时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为体育活动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色彩。民族大融合使多姿多彩的各族舞蹈彼此交流，繁盛空前。萧绎《夕出通波阁下观伎诗》有“胡舞开齐阁，铃盘出步廓”句；杂技项目之多、技艺之精前所未有，晋代傅元《正都赋》曾提到“都卢缘竿、跳丸、掷掘、飞剑、舞轮”诸项，这些内容是晋代最常见的杂技节目，实际内容可能还更加丰富；围棋活动盛况空前，具体表现在多次举办大规模比赛，开始按棋艺将棋手分为不同等级，围棋理论趋于成熟，产生了许多序棋品、辑棋谱、论棋艺的专著，还形成了许多术语、定式及战术思想，出现了冯翊枝、王九真等许多围棋高手。

隋唐时期，随着封建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民间体育活动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局面。杂技艺术在继承汉、魏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西域各族及外国技巧，有很大发展，唐时列为“散乐”，此活动在民间相当兴盛。在民间，除了“散乐”以外，拔河也十分流行。拔河，古时称牵钩之戏，唐代始称拔河。《唐语林》卷五曰：“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古用蔑缆，唐时代以大麻绳，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前。”《封氏闻见记》亦载：“今天则以大麻绳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前，分两朋，两钩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输，名曰拔河。”

宋元时期民间娱乐体育活动有了组织——社。据记载，南宋京城临安有许多种“社”。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锦标社”；打拳使棒的“英略社”，蹴鞠的“圆社”、“齐云社”等。这类体育社团担负了制定技术标准、竞赛规程、组织比赛和交流的任务。这些体育社团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促进了民间娱乐体育活动的发展。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朝代，民间体育也经历了一个由继承、发展到逐渐走向衰退的过程，就具体运动项目而言，除武术棋类等民间体育活动长盛不衰外，其他项目如各种球戏、冰嬉到清代后期都呈现了停滞、衰退的趋势。武术在明清的民间空前发展有一定的原因：如元末、明末农民大起义使武术在民间大规模普及，明清规定士亦应学武，并在科举考试科目中设骑射科目。下棋是历代相传用以休闲、娱乐、交谊的活动，有助于发展思维能力，培养斗志与陶冶心性，所以经久不衰。史料表明，我国明清时期棋类活动仍有进一步的发展。

历代教育事实证明，摄养身心、培养性格是培养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体育活动则是培养人的性格的重要途径，在中国传统体育实践发展史上的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动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一）围棋

在世界上多种棋艺中，围棋是比较高级的一种棋艺。它的着法深奥，变化多端，不仅能训练思维，锻炼意志，加强修养，陶冶性情，还能培养高瞻远瞩的品格和能力。所以，自古以来围棋被作为培养军事家的良好手段。东汉马融《围棋赋》曰：“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围棋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关于围棋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据历史记载，围棋最迟起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发展得已相当成熟。《孟子》一书中就记录有孟子以学弈为比喻，教育弟子学习应“专心致志”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有了巨大发展，南朝诸代均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相当于今天的段位制），即按棋手棋艺高低分为“九品”。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棋盘从十七线变为十九线。唐宋时期对围棋着法和理论的研究已经深化，出现了一些围棋著作。唐代徐弦的《围棋义例》全面阐述了围棋的战术与方法。他把围棋实战中各种着法归纳为32个术语，其中许多术语如立、飞、尖、粘、关、冲、顶、断、打、扑、刺，今天还在使用。宋代刘仲甫在《棋诀》中阐述了布局的原则、打入的方法、对杀的原则以及取舍的重要意义及方法，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围棋发展到明清时期，不仅国手辈出，而且在“弈社”的基础上形成了派别，如“永嘉派”鲍一中，李冲、周源，“新安派”之汪曙、程汝亮、方子谦，“京师派”之颜伦善、李釜，都曾名噪一时。

（二）象棋

古代帝王及文人学士多轻视象棋，因为它受广大群众喜好而以为“不足道”。故古代典籍中关于象棋的记载甚少。中国象棋自战国以来，中间经过许多变化，至北宋时才基本定型，象棋也具有一定军事教育意义。明代才子唐伯虎不同意当时的文人把象棋贬为“酒次之物”，他推崇象棋“可以论兵”，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中国象棋起源于战国，又叫“六博棋”。《楚辞·招魂》中有一段叙述象棋的形制和比赛的情况：“菎（敝）象棋，有陆簿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袅而牟，呼五白些。”“菎（敝）象棋，有陆簿些”是当时的棋制，当时的博具是由箸、棋局组成的。博箸通常是用一种蓖簬的竹子制成的。棋子为十二颗，有两种不同的种类，一为大小完全相同的六白六黑，一为一大五小，大称“袅棋”，小称“散棋”。“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是行棋比赛的方法，双方投箸行棋，依棋局的曲道而行，相互逼迫。“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是指取胜的情况，“袅”正如现在象棋中的“将”或“帅”，袅被吃，则负；投箸行棋时，棋子变成枭棋就高兴地叫喊起来，如投箸成“五白”即获得最后的胜利。

北宋是我国象棋史上的大革新时代，北宋时期流行的象棋有五种形式。

（1）七国象棋，它是司马光采用当时流行的两人对局的象棋而编出的，棋子以战国区别：秦白、楚赤、齐青、燕黑、韩丹、魏绿、赵紫，周居中间不动。子棋有将（以各国代）编、裨、行人、炮、弓、弩、刀、剑、骑。（2）有将、偏、裨、卒等棋子。棋盘有河界。局道有几路，棋子有几个不详。（3）有三个各有二个棋子，纵横各十一路的棋盘。有无河界和棋子名称不详。（4）北宋晁补之编的，棋盘纵横十九路，棋子九十八个。（5）有将、士、象、马、车、炮、卒三十二个子而没有河界的棋盘，纵十路，横九路。以上几种象棋，只有第五种民间象棋到北宋末趋于定型。

中国象棋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雅俗共赏的智力游戏，因其具有锻炼人的谋略、智力的特点，至今仍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好。

中华武术和导引（即气功）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所具有的健身、攻防与观赏价值，导引之形神俱练的指导思想、方法及祛病延年的功效，都是其他体育活动所不能替代的。

（一）武术

武术分两种：一为徒手的拳脚肢体的运用，一为武器的运用。这两种形式均伴随着原始人类的狩猎及其他生产、战斗活动逐渐形成，尤其是战争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武术的发展。

拳搏起源甚早，殷墟卜辞甲文“門”字像两手相搏。《诗经》中把“拳”与“勇”联系在一起，除了指勇气、力量外，也包含拳术。春秋时齐国极力提倡拳勇技击之术以图霸业。《汉书·艺文志》中有《手搏》六篇是最早的拳术著述，可惜此书已亡佚。拳术在宋代已较流行，但隋唐与宋元间不见系统记述拳术的文字史料。明代武术有巨大的发展，武术的体系已基本形成，结构已相当严密，即以基本“动作”为元素，与身、手、步法相配合而组成各式各样的招式，再将若干招势间以腾挪、跳跃、滚翻、旋转之法加以连接，编排成“套路”。这种套路既有技击之效，又有全面锻炼体质和用以表演的价值，中国武术作为传统体育活动，经久不衰，是由其严密的技术结构和老少咸宜的健身功效所决定的。

另外，明代拳术在广泛流传的基础上，已形成若干门派。当时拳术分为内、外二家：外家以少林武术为代表，其特点在“主于搏人”；内家传说起于张三丰，以王宗、张松溪等最著名，其特点在于“以静制动”，“主于御敌”。至清代，各项武术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形成一些新的流派与拳种；另一方面，原来形成的流派也相互吸取，拳术得到新的发展。

原始时期人们使用的许多木石器具，既是生产工具，又是战斗武器，殷周时期青铜器的使用和春秋战国时期铜、铁的使用促进了武器的改进。在先秦时期，击剑已相当流行，佩剑成为一种风气。西汉时期，刀代替剑而流行。作为长兵器之帅的枪术在唐宋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明末人吴艾著有《手臂录》一书，对枪法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古代器械主要有刀、剑、枪，除此之外还有斧、锤、叉、锁等。

在中华武术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武德思想。以“仁”为武德的核心被视为游侠的品格特征，他们急人所急，鄙视“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行为。明清时各派武术无不强调武德，如清初苌家拳《初学条目》规定学拳要“以德行为先”，雍正时甘凤池等七侠客联手击毙恶僧，就是以仁为武德核心的反映。

（二）导引

为了防治疾病，增强体质，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传说在唐尧时代便创造出“宣导郁阏”、“通利关节”的舞蹈。春秋战国时期由长寿进而产生了“长生不死”的幻想。人们在总结了不少卫生保健的养生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导引术。《庄子·刻意》篇把当时流行的导引描述为“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导引即古代气功，它包括肢体运动、呼吸方法及按摩等内容，既可治病，更能健身。战国时，导引术已具雏形。

导引在秦汉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汉代名医华佗在继承前人有关导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根据人的生理和某些医理，阐明运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和导引在养生方面的作用，并在运动实践中创编了“五禽戏”。“五禽戏”是一套以健身为主，兼具医疗作用的体操运动。华佗的弟子吴普由于坚持行“五禽之戏”，“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五禽戏”的出现，推动了导引的发展，后世各种成套导引术的产生，几乎都与“五禽戏”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竹林七贤”崇奉老庄，七贤之一的嵇康著《养生论》等文章，从理论上阐发了道家的养生思想，肯定了导引行气对增强人体健康的作用，认为“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

隋唐时期，导引运用于医疗方面，并有较大的发展。隋代太医博士巢元方的《诸病源侯论》整理、总结了大量导引洽病的资料，按病症列出导引法三百余种。这些导引以肢体动作为主而配以呼吸吐纳按摩，其种类之丰富，令人惊叹，表明古人在创造导引术上有着巨大的智慧。

导引养生在两宋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的导引术式的创造与新流派的出现。至宋代，人们在长期实践中，从大量导引方法中选取若干行之有效的术式组成较为定型的导引套路，其突出代表为南宋时出现的“八段锦”。“八段锦”流传至今，影响巨大，是中国传统导引术中的主要流派。

导引在明清两代，其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唐宋以来导引养生著述的整理。明代养生家和医家经过研究与实践，对流传下来的主要导引术式加以整理与补充，使之更趋完善。如高濂著《遵生八笺》整理了“八段锦”、“陈希夷坐功”等八种导引术。周履靖编《夷门广牍·赤凤髓》，整理了五禽戏等四种导引术。

中国古代导引养生为人类宝贵文化遗产之一，其流传至今，在为人们祛病延年方面仍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投壶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宴会中比较流行的一种娱乐活动，起源于西周的射礼，由“燕射”演变而来，“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投壶的出现与文士阶层的兴起以及文武分途有关，由于文士不善射，为了继承先王之礼，故而以壶代靶，以柘代箭，以投代射。

至汉代，投壶开始向游戏方向发展。西汉“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骁’，言如博之坚袅，予辈中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舍人，这里指当时工公贵宦左右亲近的人。这些人为迎合主人的爱好，精心研究投壶之法。汉以前，投壶主要是要求中的，为了使矢不跳出，故实以小豆。而郭舍人则改木矢（棘）为竹矢，使之有弹性，竹矢入壶则反弹出来，然后接之又投，“一矢百余反”恐有夸张，但反复多次是有可能的。反复不断地投，需要灵敏、速度快及准确性高。这种新投法去掉了繁琐的传统礼节，提高了投壶的技巧，增强了投壶的娱乐性。

自魏晋开始，人们注意到了投壶活动能够愉悦身心。如魏时邯郸淳《投壶赋》曰：“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使安。”“悦与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晋傅玄《投壶赋序》曰：“投壶者，所以矫懈而正心也。”这说明，古之讲究礼仪的投壶之戏到魏晋时期逐渐成为愉悦身心、矫正怠惰的游戏了。

投壶之戏发展到宋代，个别统治者力图利用投壶传习封建礼仪，宣传封建道德，以巩固封建秩序。北宋名相司马光1072年撰《投壶新格》对投壶规则作了修改，对投壶的意义和技术要领作了详细阐述。司马光认为，投壶既可冶心，又可修身，也可为国观人。他还结合投壶技艺宣扬中庸之道：“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投壶新格》也对当时投壶名目和计“筹”（相当于计分）作了整理。司马光的《投壶新格》虽然对投壶之戏起了总结、整理的作用，但他牵强附会地把一些政治术语套在投壶技艺上，以所谓“侥幸之胜”或“倾斜险陂”、“颠倒反复”之词评介一些极为有趣的投法，并从计分上加以限制，这对投壶技艺的发展实际上起了阻碍的作用。

我国古代球类活动总称球戏。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可能有球类活动了。考古发现，距今四五千年前，在儿童墓葬中就发现直径约1.5～6厘米的石球和陶球，某些光滑的石球上有撞击的痕迹，表明这些石球与陶球可能是原始时期儿童游戏所用之物。我国传统的球类运动因其竞赛性和娱乐性较强，所以很受欢迎，并广泛开展其主要类型有：蹴鞠（踏鞠）、击鞠和捶丸。

（一）蹴鞠（即踢足球）

刘向在《别录》中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从现有资料可知，战国时期蹴鞠作为一项娱乐活动在齐楚一带已经流行，“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说明蹴鞠是临淄市民文化娱乐活动中的一项。刘邦的父亲生于战国后期，年轻时在家乡沛地同“屠贩少年斗鸡蹴鞠，以此为乐”，说明蹴鞠在民间已有所开展。

在两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蹴鞠曾一度衰落，至唐代始有复兴。唐代蹴鞠有较大的发展与创新：（1）“气球”的发明。据唐代徐坚《初学记》云：“鞠即球字，今蹴鞠曰戏球。古用毛纤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唐代仲无颜《气球赋》曰：“气之为球，合而成质，俾腾跃而攸利，在吹嘘而取实。”说明“气球”更有利于腾跃。（2）出现了“毬门”。汉代只有鞠域或鞠室，没有“球门”，而唐时已改鞠室为球门。仲无颜《气球赋》：“敬投足之有便，知入门而无必；时也广场春霁，寒食景娇，交相争逐。”赋中“入门”和“交相争逐”说明了两队各有一个球门。（3）形式多样化。唐代创造了多种足球游戏方法，有打毬（不用球门，不拘人数）、“白打”（为偶数对踢的游戏）、“趯鞠”（以踢高为特征）。

（二）击鞠（击球、打球）

中国古籍中所说“击鞠”又名“击毬”、“打毬”，即骑在马上持棍打球的运动，今谓之马球运动，在我国唐宋时期非常盛行。“击鞠”二字最早记载见于三国时曹植《名都篇》：“连骑击鞠壤，巧捷唯万端。”说明“击鞠”这项体育活动至迟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

击鞠大盛于唐代，皇室、贵胄子弟们把击鞠作为宫廷中的经常性娱乐活动。上行下效，击鞠运动在民间也广泛开展。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宫词》中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之句。故宫收藏的唐代铜镜刻绘之四女子击球图及出土的唐代击球女俑，表明击球在唐代妇女中亦较为盛行。同时，因击球活动既需要高超的骑术，又要有精湛的击球技术，古代作战又重骑兵，故在唐代，击鞠成了重要的军事体育活动项目，并取代了过去蹴鞠训练士卒的方法。

击鞠在宋辽时期继续盛行。宋太宗时曾制定“打球仪”，对球场的设置及比赛制度、服装、方法等作了规定。南宋因抗金需要，也常以击鞠练兵。陆游《冬夜闻雁有感》：“军中罢战壮士闲，细草平郊姿驰逐，洮州骏马金络头，梁州球场日打球。”描绘了军中击鞠活动的情况。宋以后，击鞠活动开始衰落。

（三）捶丸

唐代妇女在击鞠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徒步持杖打球的游戏，为了与骑马打球相区别，名曰“步打”，与当今曲棍球相似。捶丸是由“步打”发展而来，流传至宋金时期称为捶丸，有其简单规则，曾流行于北方民间。元初，有一位以宁志斋为书室名的人著《丸经》一书，详尽地总结了捶丸的设备、场地及比赛规则等，说明捶丸在当时已成为一项发展得很成熟的球类活动。至明代，捶丸之戏在较大城市中仍可常见。明人周履靖为重刊《丸经》作跋，指出这项活动有“收放心、怡神情、动荡血脉、畅其四肢”之效。捶丸与现代高尔夫球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有无因缘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很明显，中华民族五千年铸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养生理论与体育实践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颗明珠，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体育实践经验和体育内容，它们在增进人们强身健体、防病治病、保家卫国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要加以辩证的扬弃，对其中的精华部分，于当今仍具有现实主义的部分尤应加以继承和弘扬。

首先，我国传统养生理论与体育实践把体育运动、卫生保健和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儒家学派创始人、古代伟大教育家孔子就曾说过“足食足兵”是治理国家的首要问题。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即如果不教民众讲武功、习战事，就是背弃了人民，从而也会失掉政权。很清楚，孔子把体育（他主要指军事体育）当做治国安邦的重大要素去看待的。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不少政治家、思想家也把体育作为国之大事来看待。例如春秋时，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在他的政治改革中，就有不少管理措施是与体育有联系的。同时，不少教育家也从体育促进入的身心发展的角度论及了体育的重要性。如明末清初，著名教育家——被梁启超赞为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中提倡体育教育第一人的颜元就曾谈到：“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仁义……为其动生阳和，不积痰郁气、安内扞外也。”充分肯定了体育的益德健身价值。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也十分重视体育。他不仅把体育看做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基础，就教育而言，身体也是体力、智力和品德的载体。他说：“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若为此转致体力受伤，便是愚事。”又说：“夫学所以饰躬，使身体受伤，学何用耶？”他还十分重视饮食、起居和医疗卫生知识的学习，强调“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而民之性质，为优胜，为劣败，少成为之也”。

其次，传统养生理论与体育实践主张体育与诸育相配合，渗透思想品德教育。孔子十分重视体育，他的弟子中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说明他的学生不仅精通礼乐，也精通射御。而且他本人身体健壮，多才多艺，精通射御，能歌善舞，经常和他的学生一起参加一些诸如登山、射箭、远足等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他就主张教育应使人身心和谐，文武兼备。先秦以前的教育实践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当时射、御是被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并对“射”提出了“德”和“体”两方面的要求，即以射观德，又以射强体。《礼记·射义》中说：“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又说：“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以言中。”以上便是把德育寓于体育之中的典型言论。在古代，体育一也往往与美育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舞蹈、射箭、兵器操作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礼记·文王世子》中就曾记载：“象，周武王伐纣之乐，以管播其声，又为之舞。”而棋类活动则是典型的智力体育。孟子就曾以下棋为喻，教育学生在学习时要专心致志。

再次，传统体育的教学方法注重知行结合，实际演练。例如西周时期在教学生学射时，就有严格的要求，讲究“白矢”，即射箭要透靶；“参连”，即前射一箭，后射三箭连发而中；“井仪”，即射四箭皆要中靶并呈“井”状等等。在教学“御”时，则讲究“逐水曲”，即驾车经过曲折的水道而不至于坠入水中；“过君表”，即驱车要能准确地通过模拟设置的辕门而不致发生撞击；“舞交衢”，即车行于衢，旋转快慢适度，有如舞蹈。这些要求仅凭学习射箭和驾车的知识是不能达到的，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达到标准。其后的一些教育家更是把“习行”、演练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例如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就曾提出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有益于健康的观点，认为人的身体好坏不是由天来决定的，而是由人的“养”（衣、食等方面）和“动”（活动而不怠惰）的情状来决定的，从而强调了运动对人体健康的意义。颜元则进一步强调：“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由此批评宋元儒者“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充分肯定了“习”、“行”、“动”对一个人身心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传统体育实践服务于民众的强身健体和民族的抵御外侮。中华武术、导引、养生术的产生与发展，都与民众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导引、养生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饮食、服药、行气、养形、养神、运动等各个方面，这些体育实践从产生到现今仍然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们对强身健体、祛病延年方面有巨大功效。而武术等军体活动除了有健身的功效之外，在抵御外侮方面也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南宋的抗金英雄岳飞、明代抗击倭寇的英雄戚继光等都是精通武术的大家；而近代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的“义和团”的英雄壮士们则更是把武术作为打击侵略者的有力武器。

纵观我国古代体育实践，其兴衰变迁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整个文化潮流密切相关。其优秀传统在促进我国古代体育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今，我国的体育事业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成就斐然；学校体育也远非古代学校体育可比，儿童、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明显改善。然而受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体育依然冷落，轻视体育的现象仍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调查显示，我国少年儿童在体质健康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学生的能力素质、柔韧性素质趋于停滞；反映心肺功能的肺活量指标明显下降；肥胖儿童及超体重儿童的比率有所增加，肥胖成为大中城市学生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城市学校近视率居高不下，农村学生近视率呈上升趋势；农村地区学生口腔保健水平仍处于低水平，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生长发育的绝对水平仍然较低。学校体育课被视为“小三门”，停开、少上体育课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小学体育课质量差、体育课合格教师缺已是多年未解决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古代养生理论与体育实践的优秀传统对我们今天的体育工作，尤其是学校体育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第一，寓德于体，诸育并进。我国先秦以前的体育十分注意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认为体育不仅可以增强人的体质，培养正确的姿势，而且有更多的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的机会和条件。如西周之射试，已寓德行于道艺之中，要求贡士试射，其“进退周还必中礼”、“其节比于乐”，都体现了明确的伦理道德要求。他们认为借射礼、射乐不仅可以考察贡士的德行，同时也可以判断出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水平。这种重视体育、德行与道艺兼求、借艺审德、以德观艺的做法值得后世借鉴。第二，体育运动与卫生保健相结合，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相沟通。我国古代于体育运动之外，十分注意养生保健，并形成了“动养法”和“静养法”等不同的流派。这些动静有致、各有千秋的养生法，都是值得重视的体育文化遗产。同时，在我国古代，历代诫子书、家训中也不乏要年轻后生锻炼身体、养生保健的内容。这说明，学校体育要搞好，家庭的重视、配合也是相当重要的。第三，学校体育应注意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知行结合，寓体育于日常生活之中，这符合教育、教学的规律。古代学校教育注意与学生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如：宋代理学家程颐曾提出创作“洒扫、应对、事长之节”的通俗诗歌，让儿童“朝夕歌之”，并伴之以各种舞蹈动作，以激发兴趣，使之乐于接受；朱熹更是认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之以事”，即“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使儿童在做事的活动中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刻意模仿，遵守，然后“积久成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第四，体育与利益诱导、法律惩戒相结合。先秦以前的学校体育之所以兴盛，就在于它使体育得到了政治、法律、利益诱导等社会机制的强有力的支持。比如：西周在“辟雍”学习的学生经常要参加“试射”活动，射法不中规矩，就要受到处罚；官员射不中目标，就不能参加祭祀；而祭祀是贵族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射艺不精，就取消祭祀权。可见西周对学校体育的重视程度。而先秦以后的学校则没有了这些内容与规定，因而师生们也懒于参加各种锻炼而埋首穷经去了，因为“穷经”可以中科举，进仕途，享荣华，得富贵。在这里，政治一导向、利益诱导、法律惩戒在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中起了一个重要的调节杠杆的作用。第五，学校体育与民间体育、民众的参与相结合。任何一种教育要想获得成功，不仅要有教育、教学的机制，而且要有认同接受的机制。先秦以前的学校体育之所以成功，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即使一般的民众也都把体育看做是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必要条件。秦汉以后，从统治者的角度，均不甚重视学校体育。但由于体育在民间已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接受机制，所以，尽管统治者不重视体育，体育却出现了民间化、通俗化、娱乐化的转向与特点，体育在民间的影响一直未曾削弱。

以上的我国传统养生理论与体育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在今天的体育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