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之出路

导读

在舒新城看来，三十年来的新教育虽有进步，但之于家庭、社会、国家并无多大益处，这是应该引起中国教育反思的。教育终究要使受教育者于家庭、社会、国家有益，明确了这一问题，才能使教育真正找到出路。

多少年来我便大唱“学校关门论”，近来我说得更多，不独私人的谈话中讲及，而且曾拿它当作公开讲演的题目。

我也曾分析过我所以有此怪论（教育家听得尤以为怪）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我个性的怪僻。然而所谓个性也者，除去先天的禀赋，还有后天的习惯，而习惯又是由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则我这怪论之所以为怪，除了我应该负应负的责任而外，我以外的种种似也不能不负一番责任。

我是自耕农的儿子。因为父母仅仅只生我和我的妹妹（现在已死）两人，而女子在乡村是不需要教育的，所以父母还有力量送我这个独生子进学校。可是因为我家只是一个仅能自给的自耕农，所谓力量，也只能送我进小学而止。我虽然曾借得一张中学毕业文凭考进高等师范，受了所谓高等教育，但那时的师范学校（民国二年至六年）是公费的，是不必学生自己花钱的。倘若在现在，我固然无法受高等教育，也无法受中等教育。

我更曾想到：我受了多少年的教育，其结果到底如何？对于家庭的益处在哪里？对于社会的益处在哪里？对于国家的益处又在哪里？

就某种人看来，我应该放在成功之列！我固然不曾作过煊赫一世的达官贵人，然而自离开学校而后，不曾失过业；除去高师毕业生应做的中等学校教师、校长不算外，还曾做过大学教授，做有名书店的编辑所所长。生下一群孩子，不独无冻馁之虞，且能勉强在上海进每人年缴学费六七十元的小学，这岂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成功者吗？

可是我再细想：姑假定上面的种种算是我的成功，然而我于家庭、于社会、于国家的真正利益又在哪里？

先就家庭讲。我家世世业农，若果我的教育真于家庭有益，我应当有能力把我家每年每亩收稻五石的农田增为年收稻六石以至十石，把每年每株收橘一箩的橘子树增为年收箩半以至三箩，才是真正的效果。然而我种稻植橘的常识不独远不如我的父亲，倘使他真把农田果园交我管，恐怕不到三年便会颗粒不收，而至于流为饿殍。

也许有人说：“你虽然不能把你家中固有的农产改良，但你从事教育与文化事业，一方面能维持家庭生活，一方面还是有益于国家社会。”这自然是现在社会上送子弟进学校的普遍希望，也可以说是现在学校还不曾关门的一个原因。可是就要拿这种结果来断定教育有效，也只能算作“理由化”的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教育是延续民族生命、发展民族文化的工具，它的效果，绝不能专从个人立场上去估计，应当从全民族的前途上去测验。姑算我从事所谓教育与文化事业能以劳力所得供仰事俯畜之用（这只是一句成语的利用，实际上我始终不曾仰事过）；然而这种劳力是于社会、国家有益的吗？是可靠的吗？是能永久的吗？

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与我曾经从事和正在从事的职业，在既富且强的国家里，也是需要的。可是在现在这样饔飧不继的中国是否需要，却待仔细估量；倘再过三五十年而国计民生依然如现在的江河日下，则社会国家不需以至不容我这样的人倒是毫无疑义的。

这话似未免太杞人忧天罢！然而我有我的理由。

中国到近代为什么要改行新教育制度？谁也知道是为了外患逼迫。外患何以在十九世纪末会来逼迫中国？是由于工业革命成功而后欧洲大陆各国生产过剩，不能不向国外觅市场。中国地大物博，消费力大，于是不能不首当其冲；它们为谋自己的生存计，不能不竭全力以谋夺取市场；中国无论哪方面的力量都不能抵抗，于是当时的执政者，于无可如何之中，想把教育万能的迷梦，当作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满期改行新教育制度之后，国富会日增，国力会日雄，谁料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所得的结果竟致适得其反呢！

三十年来的新教育在量上不能不说是有进步，在质上也不能说一定是退步。但是无论其为进步为退步，总是于家庭、社会、国家并无多大益处却可断定——因为现在中国国家、社会以及家庭所急需的是生产能率的增加，是利用此生产能率去抵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是利用此生产能率去改良家庭生产、发展社会产业、增加国家富力以谋自存；然而现在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是减少生产力、增加消费力，替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作开路的先锋，替家庭社会国家作破产的前驱。

就以我个人来作例罢！

倘若我不曾受过所谓新教育，在现在我当然是一个农夫。一个农夫的生产力量虽然小，但至少是生产的一员，同时对于资本帝国主义者所恃以为生的洋货，也可不负一点推销的义务。现在呢？农村的生产事业，固然说不上“备员”，所谓从事间接生产的教育或文化事业，果真能有益于直接生产吗？照现在的情形，所谓教育家，他们所能传给学生的，不过是饥不能用之以谋食，寒不能用之以得衣，而与中国国情民生不相切的书本上的洋知识，学生的出路也不过是如十三年南开大学某生所说的轮回地当教员（题为《轮回教育》，十三年以前之教育现象，此文可以尽之，现在则求为轮回而不得），或者做官做文化事业。这些事业，在现在也许可以解决个人以至小家庭的生活，然而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员反日减少，消费力则日增加，国家富力也自然日趋日绌了。

倘若我们中国是一个神话上的黄金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产，尽我们一般消费者去消费，那么，我们从事所谓教育和文化事业者以至于官僚们再自己多消费或教育他人再多消费一点，也可万古永垂地不成问题。可是中国终是一个地球上的国家，财富虽有，但数量有限，而且非自身努力去开发不可。我们无能力去创造开发，终会有用尽的一日，也就是所谓从事教育或文化事业末日来临的一日。这不必远溯往史，近稽旁证，只要略略将近十余年来大学毕业生、中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情形看看就可知道。

民国八九年间，现在中央大学前身南京高师的毕业生常常供不应求，现在则大半无事可做；十年前的留学生回国几如前清的翰林，不患无人请，现在则留学生闲居上海一隅者已达二千余。中等学校毕业生无业可就者，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调查看来，更是有增无减。这并不是近来的新教育比从前更不适应社会需要，而是分利的人日渐加多，社会的生产日渐减少，不能供应这许多不农不工的消费专家。倘若所谓教育家、所谓学校在未来的若干年中还是这样地加工制造些不能生产、专会消费的学生；倘使教育真能普及，所有穷乡僻壤的男青年都要穿西装，女青年都要穿高跟鞋才能过日子，恐怕大家连现在这一点买饭的资本都没有，更有谁来受这无益有害的学校教育，更有谁来买这不可衣不可食的书籍；我们这些所谓从事教育或文化事业的人，又岂能自存，更岂能像现在过安适的生活！

也许有人以为这些话未免太过罢！然而，读者以及教育家，试将摆在眼前的事实作瞻前顾后的推证，数十年后的教育还是这样地增进消费能力，减退生产能力，其结果恐怕不仅是这样的日子来临而已！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地等候着这样的日子来临，我们应当求出路。

现在中国教育的出路应该怎样？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我不是教育万能论者，也不相信教育能离社会经济或政治而独立。要教育有出路，自然要经济、政治各方面都有出路。也可以说，中国教育的出路同时也是中国民族的出路。不过教育也有她应负的使命；她自然要受政治、经济的影响，但绝不能说，要等着政治和经济都上了轨道，都有了出路然后再谋教育上的出路！她必得在这风雨飘摇的国难中与政治、经济通力合作，共谋民族的出路。

中国民族重大的缺憾有人以为是贫、弱、愚、私，所以有人倡生计、卫生、文艺、公民四种教育以补救之。这四种缺憾自然是不错的，然而根本的大病，更是在于贫。因为无知识而愚，不健康而弱，缺公德而私，都是由于无力受教育、无力讲卫生、无法顾公德而然，都是由于贫困所致。

要医贫的毛病自然只有增加生产之一法。不过在增加生产的大前提之前有几个问题应当注意的：

一、所谓增加生产是增加哪一种生产——工业的还是农业的？

二、增加生产之步骤如何——部分动员的还是全体动员的？

三、生产增加了之后，应本什么方针去分配？

我个人对于此三问题的答案：第一，生产的增加应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第二，增加生产的步骤应先从训练师范生及大学生入手；第三，是从合作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现在的世界，要独立成为一个国家，自然是离不了工业。可是中国要以工业为立国之本，在事实上固然是不能，而且也不必因为工业国家有一个基本需要，就是她的地狭人稠，难于自给，不得不以机械的产物向外面去谋市场以吸收资本，谋殖民地以夺取原料。中国的人固然很多，然而地大而物复博，原料固然可以自给，市场也无须向外夺取。只要在政治上把国际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解放了，粗细工业有相当的成绩，煤铁能自己开发，棉毛能自己制用，交通能流通国货，发展足以抵抗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便可尽量发展固有的农业，在世界做一个家给人足的国家，虽然不能说如从前一般地闭关自守，不和列强交通，但交通起来可以独往独来，不必事事仰给于人。这是不必以工业为立国之本的第一种理由。其次，工业固然是生产的，然而生产过剩，便要酿成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向外因谋夺取市场之故，固然要引起国际战争，对内要谋产业合理化，失业的恐慌更无法避免。这种现象，欧美、日本等等所谓列强，已经以很显明的事实昭示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蹈其覆辙、自寻苦恼呢！这是“不必”的理由之二。至于农业，中国在历史上是以农立国，人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要把这许多农地弃而不用，把这许多农民尽驱入工场，不独在生产理论上显示不经济而已，事实上亦无办法。而且以农为本的国家老有一种好处，为工业国家所不及的，就是她的经济基础建设在国内的天产之上，平时固可以少与人争，战时更可独立自存。这是中国不能以工业为立国之基本的理由，同时也是不能不发展农业以谋自存的原因。换句话说，中国处在现在这种次殖民地的地位，我们做国民的并无什么特别的野心，并不要拿经济的力量去征服世界，也不要自做资本帝国主义者；我们只要努力发展固有的农业，辅以近世应用的工业，以求能抵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而可以自足自给就行了。

增加生产的教育目的决定了，现在且问进行的方法如何？

我自然是主张学校关门，然而我并不主张教育灭弃。现在学校之应当关门，是现在的学校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它不独于人无益，而又害之，所以非把它的门关起来不可。但并不是把现在学校的门关起来就是不要教育，教育是与人类共始终的社会活动，只看它的内容是否能适应此时此地的需要！

现在的学校为什么要关门，上面曾举了许多实证。简单的说就是现在的学校只能勉强传授知识，而所传授的知识，又是些封建社会传衍下来的统治知识和小资产分子的消费知识，它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它的一切都是与现社会背道而驰的！既不能增进生产，也不能传授生产技术的知识。所以这样的学校越多，无业的人民越增加，这样的教育越普及，中国危亡的日子越迫切！

我们现在教育上最当注意的问题，是把旧日统治知识、消费知识的传授代以生产技术与知识的灌输。

生产的增加既然是要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则生产技术知识的灌输也当然要以此为本！

在现在的中国，全国动员去增加生产自然是一个很急切的需要；然而，现在中国的人民，处在这过渡的时代，新的生产技术知识固然没有学得，旧的生产技术知识也日渐减退，要全体动员是无异驱盲于阱，徒招败亡而已，事实上又有什么用处！

要动员得先有预备。教育上最当训练的先锋是师范生和大学生。予师范生以生产的技术和知识，使他们向下发展；予大学生以生产的技术和知识，使他们向外发展。

现在的师范学校也未尝不注意于养成乡村师范的教师，北方的某省，并有最短期内添设十四所乡村师范学校的计划。可是在事实上，若果照现在教育部的规程去办，就是把全国所有的中等学校都改为乡村师范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学生们所受的训练、所得的知识都是统治的、消费的，与一般人的生活无关，于生产的技术尤无关。所以师范毕业生都希望在都市就职，万不得已而去乡村，也不过引导一群孩子们多认识一些文字而已，对于社会的一切还是格格不入。这种师范生，受了知识与技术的限制，绝不能深入民众，把民众的生活技能提高，把地方固有的生产改良。然而他们却负了教育民众的责任，也负了深入民众的责任。所以全国生产的动员，首先要从他们训练起。

至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所得的知识更为统治的、消费的，更与民众生活无关，更与生产技术无关。所以他们毕业之后，除了挤到都市里过游手好闲的日子，在生活习惯上，他们固然不愿到民间去，在生活技能上，他们也不能到民间去。然而都市的出路有限，所谓人满之患，从前不过是一句形容语，现在则成为事实。而现在的所谓大学，还正在那里努力地大批生产。照这样后浪推前浪地拥挤下去，都市固然容不了许多，乡村更无法容他们（因为他们的欲望，比中等学生高，而到乡村去的生产技能，还不如中等学生）。若要找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只有向外发展之一途。这里所谓向外发展，并不是效帝国主义的方法向外侵略，只是给大学生的以实际殖边垦荒的知识与技能，使他们于毕业后无法在都市与乡村生活之后而能效日本人之到我们自己领土内的蒙、藏、东三省等边境去做垦殖的事业，同时也就是作增加农产的分子。

倘若抱定这两个方针从教育上去增加生产，则现在首先当改弦更张的是师范学校和大学校。我以为现在的所谓普通文理、教育等学院的大学实在太多，除了国立、设备较好的最少数大学，让它们负研究学术的责任，可以按照旧章改良办理而外，其余的都当改为殖边专科学校，仿照日本在满洲的满洲教育专门学校和东京的拓殖大学的办法，握着一定的目的去养成殖边的人才。对于师范学校，则缩短其在校读书的时间，使他们在乡村中从老农、老圃学习种植园艺的基本技能，再辅以近世农业上健康上应用的知识与技术，以期于深入民间之中，引导民众从事改良生产的活动。倘使这两个目的能实现，生产的增加固然不是画饼，而现在内地人口过剩的问题，也不必假手于兵祸匪乱以及旱灾水灾，而可以得相当的解决。

所谓首先训练大学生、师范生的生产技术，灌输他们的生产技术的知识，看来似不复杂，做起来却不简单。训练的目标固然一言可定，实施训练的人才则非一日可就。我以为在此二者之前，应得把现在的农学院切实整理，要设法使他们学术的果子遍撒到一般人间（定县的农场很有成绩，然而它的一切都是农学院应该作的）。师范大学应该以农学院为基础，师范大学生对于教育科目尽可少习，毕业时的农林知识与技能，至少都要有新农业专科毕业生的程度（现在的农业学生，一样是学洋八股，于实际上不能应用）。他们毕业出来教师范生，庶几可以给他们一些实际从事生产的能力，师范生本其师承，也可以实际做点增加生产的工作。至于殖边专科学校的办法更不是现在教育部章所能范围，也不是现在的大学教师所能济事，更有待于特殊的培养。最基本而重要的方法，是集国内此项专门人才先行设立此项学校一所，从实际上训练一批领袖人员，然后再行逐渐扩充。

生产果真增加了，分配问题便随之而起。现在自然是“见卵而求时夜”，未免过早。然而方针却不可不有。在现在，固然不当走资本主义的现路，同时也不能效苏联的办法，较便利而较易实行的步骤，是从合作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问题说来太长，而且“为时尚早”，暂且不论罢！

以上的种种，只是一些最简单的理由和最简单的方针。因为职务上的限制，这篇文章时作时辍地前后写了一个多月，要说的还多得很，编者等待不及，只得将这些简略的见解先交发表，其详只有俟诸异日了！

然而，我最后还得申明，我不是教育万能论者，我只信教育是许多建设工具中之一种，教育诚然有它的本身的职务，然而，从事教育的人们，切不要忘政治、经济等等对于它的关系，以及对于它的影响！

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