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苛求其只带来政策收益而不用承担相应的政策代价，就近入学政策也不例外。研究就近入学政策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研究来增加政策收益，减少政策成本。就近入学理应成为一种趋势，它可以避免学生的成长因为过早的竞争而变得功利，从而损害个体的可持续发展，而要真正实现这一愿望，不但要求就近入学政策本身的科学与完善，更需要为就近入学政策的落实提供足够的保障，需要对就近入学政策的执行给予足够的关注。
一、持续推进学校教育的均衡布局
教育的价值不是在考试评价成绩上比出高下，非此即彼的观念和方式是教育的天敌。评判一所学校是否优质的标准不只是在升学率、优秀率上与其他学校的比较，还要看学校是否为所有学生的发展尽心尽力；评判一位教师是否优秀的依据也不是教师之间在教学成绩上的比较，而是教师是否在教育教学岗位上尽心尽力。当学校教育中少一些比较的心态时，相信均衡布局学校教育的观念会更容易被接受；当教育少一些外在的比较时，教育就会多一些内在的追求与享受，我们也才可能感受到，追求教育的均衡发展能为学生的“内在成长”而非“竞争性成长”提供空间，为创造力的培育提供土壤。
只有形成相对均衡的学校教育布局，就近入学政策才更容易被接受。在“起跑线”上追求的教育价值永远是公平与均衡，而不是输与赢。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为所有义务教育学校配置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是落实就近入学政策的基本保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为学校配置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并不意味着为学校教师提供了相对均衡的待遇，教师的待遇是以其工作的投入程度为标准的；为学校配置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也不意味着学校之间就没有了竞争，只不过这种竞争演变成不同学校的管理者之间的竞争。越是均衡地将教育资源配置给学校，不同学校的管理者在学校管理业绩上的竞争就越突出，正是通过学校管理者和学校教师的努力，才能在资源配置相对均衡的情况下显示学校与众不同的办学特色与办学实力，而学校的办学特色与办学实力也成为学校管理者与学校教师办学智慧和办学努力的体现。
相对均衡的学校教育布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校教育资源的配置要求能超越学校所属区域的财政或经济状况。就近入学是入学原则，而不是学校的资源投入原则。在美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资源配置主要是由学校所在区域的房产税收决定的，所以区域经济较好的地方，学校教育质量一般也比较高，区域经济较差的地方，学校教育质量一般也不高，而这并不是我国就近入学政策所鼓励的。在我国，地区教育发展状况是由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决定的，而不是由学校所在区域的经济状况决定的，所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学校教育的均衡发展，避免各种变相的择校现象。
二、就近入学政策对社会变迁的持续适应
就近入学政策本身需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教育实践的需求，不断进行自身的科学化与优化。当一项教育政策只是以合法性与权威性自居时，就会面临新的教育实践问题的挑战，合法性与权威性只是对教育政策本身的保障，而教育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教育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在于教育政策对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力。要维持并增强教育政策的生命力，就需要从各方面不断予以完善和优化。从完善就近入学政策来看，需要明确“就近”的含义，使民众从这个含义中获得清晰的教育预期；需要明确就近入学政策的目标，使民众明确就近入学政策所可能带来的教育收益；需要完善就近入学政策内容，让民众感受到就近入学政策本身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哪怕自己在某一方面的利益受损了，但最终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
随着我国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住房的搬迁，原有的学校布局与居民的居住格局已有相当大的差异。居民的户口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地可能不同，而学校尤其是优质学校的布局未改变，学生舍近求远追逐好学校就不可避免。“我国现有的就近入学政策规范对‘就近’既有量的比较准确的规定，也有一般原则性的规范，而且量的规范也不完全一致，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人们在实施就近入学政策时无所适从而有碍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由于我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城乡差异、东西差异较大，还需要科学论证学校的服务半径，真正有利于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少年实现就近入学。”从教育政策方面来看，需要“进一步明确就近入学政策的目标。政策目标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设置的，不能因为某种政治上的需要而将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目标加以任意拔高，也不能将政策对某些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当作政策目标，否则政策的贯彻落实会引起很多争议而不利于发挥政策的作用”。[6]
三、提高就近入学政策的执行效率
一个好的政策文本只能证明该政策的目标是好的，并不能证明该政策执行后所获得的政策结果也是如此，毕竟政策执行过程会主导政策实践结果。事实上，就近入学政策在理论上得到了认可，但在实践过程中备受争议。真正令就近入学政策产生消极影响的，主要是就近入学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从以下两方面提高就近入学政策的执行效率，虽然并不能从本质上完善就近入学政策，却可以大大减少由于政策执行不到位而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是大概率减少择校行为。实行就近入学政策就意味着择校行为在政策上是不被接受的，无论择校的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瞬间的消费关系或者交易关系，而是一个长时期的教与学的过程，即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学期初未能发现择校行为，但在学生就读期间也是完全可以发现的。现实表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择校行为是默认的，并没有严格执行就近入学政策。一旦有人违反就近入学政策而未受到惩罚，其他人就会加以仿效，为了让孩子进入优质学校，父母是愿意承担违背政策的风险的。而当大家都违背就近入学政策时，就近入学政策非但不能达到促进教育公平的目的，反而演变成助长教育非公平发展的工具。虽然这里提“大概率减少”择校行为，实际上是不允许有择校行为发生，即使是小概率发生，也必须使择校者承担相应的政策成本或接受惩罚。
二是使整个就近入学过程透明化。适时向民众公布所在区域每年的招生人数，并公布当年所在区域可能的就读人数，将整个招生过程透明化，会大大提高就近入学政策的执行力度。在每学年招生工作开展期间，要求每所学校公布招生的户籍区域，就可以让民众了解有多少学生居住或不居住在本区域；对于学校招收的不在本区域居住的学生，同时公布其所居住的区域以及能够在学校就读的原因，看能否为大家接受。事实上，当学生被指定就近就读特定学校时，就意味着该校的教育资源是配置给该区域居民的，该区域居民对该校教育资源最终由谁享用拥有知情权。但是目前，学校并没有将这些信息向所在区域的居民通报，而是只向教育行政部门汇报。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同时做到，就一定有利于提高就近入学政策的执行效率。
【注释】
[1]徐玉斌.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就近入学的反思［J］.河南社会科学，1999（5）：99—100.
[2]何梅.对就近入学的几点质疑［J］.基础教育参考，2004（3）：34—35.
[3]唐国锋.就近入学，美好未来——与何梅商榷［J］.基础教育参考，2004（8）：36—37.
[4]何庄.就近入学制度的逻辑建构与发展［J］.辽宁教育研究，2007：10.
[5]周冠环.我国“就近入学”政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基础教育，2008（4）.
[6]孙绵涛，康翠萍，朱晓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近入学政策的内容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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