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金融类行业需权衡风险

民资进入金融业，之所以屡屡出现“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现象，从根源上解释：一是金融领域开放的格局所致，这是外部因素；二是民资进入金融业的心态使然，这是自身因素。

在中国的经济架构中，金融业一直是有着明显特殊性的一个行业。在未来几年，借势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金融业该如何探索更具市场化的改革路径，民资又如何参与改革和分享成果，有必要进行专门和深入的探讨。

首先，当下的金融行业，很有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以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称城商行）、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称农商行）为例，2014年7月，在上市银行股整体深陷“破净”（股价跌破净资产值）泥沼的情况下，新一轮城商行、农商行IPO的狂热仍无法阻挡——包括江苏银行、上海银行、盛京银行等6家城商行，以及无锡农商银行、张家港农商银行、江阴农商银行等5家农商行，分别预披露了招股说明书。

原则上，只要符合上市财务要求，城商行和农商行上市，不是不可以有，甚至理应鼓励，因为，通过IPO上市，理论上不仅可以提升其资本充足率，而且还可以相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但是，在现行绝大多数城商行、农商行仍由国资完全主导的情况下，即使其IPO上市成功，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城商行、农商行的内控机制缺失这一核心症结。因为，在国资完全主导的格局下，即使成功实现IPO，城商行、农商行的信贷资源仍然会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倾斜，其首要诉求，可能仍然是“做大”，而不是“做强”、“做精”。而且，更可能因为IPO上市成功，资本金规模的扩大，会对城商行、农商行的风险控制起到负向激励之效，从而进一步加剧其不良贷款的隐患。

实际上，如果进行财务评估分析，相信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会感到纳闷，在上市银行股近乎没有溢价（股价差不多等同于每股净资产）的情况下，这些赢利能力貌似很不错的城商行、农商行，为什么还会对IPO如此踊跃呢？

在利差收入相对垄断的我国银行业，16家上市银行年利润差不多等于全部A股上市公司年利润的总和，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商行、农商行，自然也很容易赚钱。近五年来，我国城商行、农商行的年均净利润增速高达30%以上。从这个角度看，参照目前上市银行股的市净值水平，应该说，当下新一轮城商行、农商行的踊跃上市，是一笔不合算的买卖。

任何貌似非理性的举动背后，其实均隐藏着难为人知的内情，当下城商行、农商行的踊跃上市也是如此。

其一，不良贷款上升可能引发银行资本金不足。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末与2013年四季度相比，城商行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升，分别增加71.21亿元及0.06个百分点。尽管，城商行一季度末0.94%的不良贷款率处于安全线以内，但是，熟悉银行业运作内情的人都知道，在绝大多数城商行和农商行因未上市而财务监管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事实上，城商行可能还存在着许多隐性的不良贷款。也就是说，城商行的真实不良贷款规模，很可能远远超过银监会对城商行的统计数据。

城商行的融资饥渴症，在过去两年A股市场IPO封闸时早已显露出来。重庆银行、徽商银行和哈尔滨银行为了补充资本金以融资抗压，已通过转道港股市场实现融资，而更多自知无望上市的城商行，比如汉口银行就曾另辟蹊径增资扩股，同时引台资入股，减轻资本压力。

其二，政绩虚荣心之下的上市冲动。众所周知，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城商行、农商行均已完成股权改革，引进了部分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但是，除了泰隆银行等极少数城商行外，绝大多数城商行、农商行仍然是国资绝对控股。

在城商行、农商行绝大多数仍由国资主导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一来相关城商行、农商行在具体运营中，其信贷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向当地政府融资平台倾斜，二来在政绩虚荣心之下，相当一部分城商行、农商行会将“做大”列为首要诉求。正因如此，在过去数年间，我们会发现，诸多城商行、农商行均显得“自不量力”地进行跨区域扩张，也正因如此，城商行和农商行选择上市融资做大的欲望，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息过。

城商行和农商行可以上市，但必须是在内控机制真实提高的前提下，之于当下而言，欲解决这一制度性困境，有必要尽快对城商行、农商行启动更深层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因为，城商行、农商行的资产规模相对偏小，既不牵涉到“大而不能倒”的金融稳定问题，许多民资也完全具备深度参与的实力。

对城商行和农商行启动更深层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可以在以前民资象征性参股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民资参股甚至控股的门槛。通过更深层次地引入民资参与，既可以阶段性解决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资本金不足的现状，更可以从结构上扭转其内控机制缺失的困境。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也可以借势发展，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

其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金融行业是存在较大风险的行业，民营企业要参与改革，首先应当权衡风险。

在小额贷款领域，2014年5月，《法人》杂志曾经报道，江阴丰源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老板任标，卷款逾2亿元跑路，而一跑了之的背后，是他留下的高达10亿元以上的债务黑洞。尽管这一事件有当事人涉嫌圈钱的嫌疑，而且是个案，但同时折射出的，是民资介入小额贷款乃至整个金融业的运营乱象。仅江苏一省，2014年年初，就有省内最大的民资担保公司“鑫信担保”传出濒临破产的消息，而在更早些的2012年，连云港地区还发生过数家民资担保公司破产倒闭引发的连锁事件。

总的来说，就当下而言，在政策对民资开放金融领域仍然存在选择性放开和选择性限制的情况下，民资对金融业的介入不宜过度疯狂，而应在反复权衡冷静分析之后，再定夺是否进入。首先，对金融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看到金融业本质是有“经营风险”的行业；其次，要考量现有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和组织框架对接金融业的匹配度，不匹配的，应提前调整，调整到位再进入金融业；最后，因政策调整等可能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应该随时防范。

回顾2012年，尽管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放宽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门槛，但依然存在村镇银行由商业银行主导、小贷公司“只存不贷”等限制性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民资进入银行业的结构性阻碍，仍然没有完全去除。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砍掉民企进入金融业的一些门槛。

对近年来民资进军金融业进行简要盘点，我们会发现，民资疯狂涉足金融业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07-2009年，民资在这一阶段疯狂进军小贷行业和担保行业；二是2010-2012年，在互联网浪潮的助推下，民资在这一阶段大举涉足P2P网贷行业；三是2013年至今，在银行业对民资的新一轮政策解禁之下，借助当前混合所有制的风潮，具有超强实力的民资，已逐步参与到民资银行的试点。

如果对前两个阶段进行考察，就会发现除了少数民资进军金融业之后获得了成功外，更多的甚至是相当一部分民资，是以惨淡收场的。这对当下民企再度进军金融行业不无警示和借鉴。

以担保行业为例，在度过2007-2009年的高速发展期后，随着2010年银行业启动的信贷收紧，从2011年开始，我国担保行业整体陷入“哀鸿遍野”的境地。这体现在，不仅中小规模的担保公司普遍周转不灵，就连华鼎和中担这样超大规模的担保公司，也在2012年接连陷入破产困境。

再以P2P网贷为例。2014年4月，作为国内最大的P2P网贷公司，宜信传出了将有高达8亿元的坏账难以追回的消息。对于关注并了解该行业发展的人来说，宜信的这则“重磅”负面新闻来得并不突然。要知道，2013年以来，全国P2P网贷平台倒闭或负责人跑路的就有85家，由此导致的是近30%的P2P网贷平台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担保业和P2P网贷仅是民资进入金融业受挫的缩影，从更大的范围看，包括典当、融资租赁、小贷公司等金融行业，近年来都不太景气，而这些金融领域，恰恰都是民资扎堆的地方。

民资进入金融业，之所以屡屡出现“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现象，从根源上解释：一是金融领域开放的格局所致，这是外部因素；二是民资进入金融业的心态使然，这是自身因素。

就金融领域开放的格局而言，近年来真正对民资大范围开放的金融领域，主要是担保、小贷和P2P网贷等金融补充。尽管这三块金融业务表面上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但实质上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国有资本惮于风险不愿涉足，才愿意将这些阵地放手交给民资。而一些业务风险偏低的金融领域，如证券、信托、保险和银行，虽然近年来也在陆续向民资开放，但这种开放仍是有很大限度的。正是在这种格局下，近年来民资在金融业大规模涉足的领域，往往不是国资不愿进入的领域，就是国资金融机构想转移风险的领域。所以，未来民企要进入金融领域，一方面是认清已开放领域的风险，注意政策的完善程度，谨慎进入；另一方面，要将目光投向改革，关注那些新开放的，更有安全性、保障性的领域。

就民资进入金融业的心态而言，民资对金融业的疯狂进军，除少数具有战略视野和稳健心态外，相当一部分是冲着金融业所谓的“暴利属性”而去的。这种“唯利是图”的急躁心态，直接导致了民资在进入金融业的时候，往往缺乏必要的人才准备和体系构建，在运营过程中，又往往过于追逐业务规模，而忽视风险控制，甚至为一时之利，违反金融法规也在所不惜。这种普遍性的不良心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金融民企往往很难走出大致三年的死亡周期：因为金融民资对杠杆使用的偏好，导致这些企业往往前两年呈勃兴之势，第三年则突然地进入衰败之境。

民资进入具体金融领域之后，初期往往会受政策性利好影响，获得短期业务量的大幅上升。比如2008年下半年，民资疯狂进军担保行业，是因为当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的冲击，中央和各级政府急速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规模，而这种投入，由于信用审核成本高以及资产质量偏低等因素，大中型商业银行是不愿过多涉足的。正是传统商业银行的这种心理，最终导致了民资向担保业的“大跃进”。2007年底，全国有3000多家担保机构，仅仅两年时间，到2009年底，全国担保机构已达到近6000家。

作为大中型商业银行不愿过多涉足的高风险领域，民资涉足担保业，可以因政策而勃兴，也很容易因政策而受挫。2010年，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入调整期后，担保行业的系统风险就开始无法遏制地大面积暴露。这就说明，民企要想进入金融领域后走得更远，还需端正心态，在更加注重政策变动、防范风险的同时，从长远着眼，制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投机思想是万万要不得的。

从金融国企的角度讲，当前完善金融国企监管机制的任务相当紧迫，推进金融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刻不容缓。首先，相比非金融国有资产，金融国有资产规模更大。其次，金融国资直接影响经济转型，历年以来，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痼疾，亟待改变。最后，我国金融国资，除部分大中型银行通过上市，其公司治理相对合规外，其他相当一部分的金融国资，仍处于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缺陷的阶段。

未来，国家应该加大对金融国资改革的重视程度。不仅要尽快推进“金融国资委”的组建，对资产规模庞大的金融国资进行归口监管，还要在借鉴非金融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启动针对金融国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这样的态势和背景下，民企有理由对进入金融业保持信心和期待，只是不要忘了，进入之前，调整心态、权衡风险也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