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进入风险社会

第三节　当前中国正进入风险社会

一、中国社会进入风险多发期

从当前中国社会的总体形势看，整体平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风险。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有序，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我国面临着国际与国内双重风险的压力，既存在着来自传统的、民族的风险因素，也存在着来自现代的、外来的风险因素，可以说正处社会风险的频发期，其主要表现是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以及来自全球社会风险对中国的压力，如经济、军事、政治、生态与文化安全事件等，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党和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中国近年来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意外事故和灾变性事件不断增加。例如，SARS事件、禽流感、矿难事故、艾滋病扩散、2008年初南方雪灾、四川大地震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和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明显地带上了本章前面所介绍的风险社会的特征，即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性逻辑，破坏性与社会影响大等特征。

什么是突发公共事件呢?据2006年公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定义，它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这里所讲的突发公共事件，事实上就是学术视野里的突发事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其细化为四类:①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②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③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④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这个预案没有将政治生活领域里发生的一些突发问题纳入突发事件的范畴，如群体性事件，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个领域的突发事件往往更加引人注目、影响更大，像农民上访、工人罢工等。

我国每年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惊人。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因生产事故损失2500亿元、各种自然灾害损失1500亿元、交通事故损失2000亿元、卫生和传染病突发事件损失800亿元，共计达6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损失GDP的6%。2004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突发事件561万起，造成21万人死亡、175万人受伤。全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50亿元以上。^[14]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信息，2004年全国因为各类事故死亡13.67万人，伤残70多万人，如果加上职业危害的话，一年就有近百万家庭因为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了不幸。2004年中国GDP总量为13.6万亿元，1亿GDP死亡1个人，这个数字是美国的20倍;全国13多亿人口中，每一万居民中要死一个人，是美国的2.6倍。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为10.6万人，万车死亡率10人，是美国的6倍，是日本的10倍。2004年，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全国129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有14起。事故的损失，据统计全年是2000多亿元，占全国总GDP的2%。^[15]

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还有社会群体性事件。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相近的群众或者个别团体、个别组织，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或者不能得到满足时，经过酝酿，采取不当方式寻求解决问题，并产生一定社会危害的非法集体活动。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规模上千人的占较大比重。如重庆市万州区2004年10月群众打砸区政府事件、安徽省池州市2005年6月26日街头骚乱事件、2008年6月贵州瓮安县打砸烧县政府、县公安局事件，2008年9月湖南吉首非法集资群众围攻州政府、火车站事件等，其所造成的影响震惊党中央和全世界。当前群体性事件还出现组织程度提高的苗头，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大量突发事件的不断产生，会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不安全感，进而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甚至会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16]。

二、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增多的原因

当今，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社会公平失衡，民主法制欠缺，道德伦理重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难以打破，社会分层结构不理想，社会问题逐渐加重。这些问题将有不少会以这样或那样程度不同的突发事件方式表现出来，都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因素。

首先，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利益和权力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和转移，形成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因干部腐败、人员失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移民安置不当、经济纠纷等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另外，排在第四至第六位的是“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与“教育收费问题”;排在第七至第十位的是“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17]多方面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以政府部门或官员为抗议对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多发。

其次，由于官员腐败、官僚主义作风、决策失误、管理疏忽及非偶然性因素而导致的重大事故多发，如海难、空难、矿难、车祸、食物中毒、医疗事故等。在这些生产安全事故之中，矿难发生频率最高，造成的人身与财产损失也特别巨大。因气候异常与环境变迁，而导致地震、水涝旱灾、瘟疫等多发。此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凸显的资源短缺、粮食短缺、能源危机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等因素，将会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加大经济危机的风险。

最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加入WTO，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传统安全领域，也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前者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会给我国国家整体带来风险，如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等，后者如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中国海外经济活动经常受到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此外，还有来自生态、经济、意识形态、科技、信息网络等众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其中金融领域内的风险最大。另外，“台独”、“藏独”、“东突”恐怖主义组织以及法轮功邪教组织等的活动还比较猖獗，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也将长期不断制造事端。

在人为风险中，群体性事件是最大的社会风险;在社会问题所引发的风险中，政治腐败所引发的风险最大。此外传统风险在当代社会的危害性得到进一步放大。如2008年初南方雪灾与“5·12”大地震。2008年初的南方大雪灾波及20省(区)，受灾人数过亿;造成十多个机场、众多高速公路关闭，京广铁路主干线和诸多铁路路段及国道停运;由此造成人员和物资流动阻滞的连锁反应，直接推动物价高涨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面对灾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赴灾区视察和指挥;军队与警察全面出动，动用飞机与军用装备抗灾;全国各地展开救援，全世界高度关注。这场雪灾为何引发大面积的灾难呢?这场雪灾的最大破坏力体现在对电力的中断上。现代社会，电力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总开关，没有了电，一切便迅速陷入全面瘫痪。雪灾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大雪压断电缆导致电网中断，电气化列车因此无法开行，又使电厂急需的煤炭无法运抵，人员、物资流通受阻，正常生活秩序陷入混乱。公路和机场的冰封，使铁路的困境更加凸显。交通依赖电力，电力又依赖能源，能源又依赖交通，而经济又依赖上述三者的循环。社会运行大系统的脆弱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独有的，但却是应该引起我们特别警惕的。^[18]

三、应对风险，构建和谐社会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就应当兼顾国家、社会、人和自然的平衡发展，而不能只注重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某几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并且在同一层次上也不能只顾及同一层次中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分而忽略其他部分。这为缓解和控制中国社会风险指明了路径。另外，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不能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忽略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掠夺性发展问题。^[19]

(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努力实现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社会发展应当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必然要做到坚持统筹社会发展，努力实现社会公正的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公平是协调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准则，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它意味着社会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而合理的分配。政治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为维护特定利益关系，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实现而建立的政治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政治民主要通过社会主义法制来实现，依法治国，惩治腐败，促进社会政治稳定。

(三)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安全网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社会体系或一种社会制度，是社会个体防范风险的制度，也是社会的安全阀。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各阶层群众都面临各种社会风险:来自大自然方面的自然灾害风险;来自社会的而非个体所抗拒的风险，如市场风险、包括企业破产、员工失业;个人生命风险，如生、老、病、死等。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等方面组成。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解决社会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都要以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础。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需要加快建设，努力健全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保险和社会救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对象主要是指生活在社会贫困线以下的人员，老弱病残人员。另外，社会保障制度不应当仅局限于城镇居民，还必须关注进城农民工，以及广大农民，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安全网，这个安全网的构建既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并尽可能地使城乡居民免于贫困的基本保障，也是促使整个社会走向公平、和谐、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以及事后问责制度

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提高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应对现代社会中的突发性事件，最关键的是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科学准确的预警，二是迅速的权威性决策，三是有效的执行。另外，事后问责制度也是必要的，它能有效防范同类事故的再发生。

为保证预警系统的超越性、综合性、权威性，这种危机预警系统应由三个层次构成:执行专项业务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实施专门调查或服务的民间机构。建立相对稳定的国家公共危机管理决策系统，该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国家公共危机管理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在不同危机处理方案中进行宏观决策和指挥，公共危机管理的成败，取决于执行系统是否能够迅速且有效地运转。依据国内外以往的成功经验，处理公共危机，要发挥政府、军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组织的作用，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各种力量，强化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发挥社区、居委会、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等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加强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危机管理培训，培育具有危机管理专业素质的民间组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20]事后问责制度就是要追究责任人的渎职责任，唤起有关机构与职能部门的责任心与风险意识。

(五)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加强国际安全合作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开始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风险具有明显的跨国性、全球性和关联性。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注重不断提高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利益的能力，加强科技与品牌的自主创新，防止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同时，要通过广泛的国际安全合作来应对和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为国际安全合作尽到自己的责任，遏制社会风险的全球性蔓延，也便于化解本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面临的安全挑战，使本国尽可能少地受到国际风险蔓延的威胁，有效维护国家利益。

在做好防范经济风险之外，还要做好防范军事、政治、文化、生态方面的风险，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一是推动多种层次的国际安全合作，在联合国框架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联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三是打击境内外勾结破坏国家统一的分裂主义势力。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具有哪些特征?

2.社会风险的类别?

3.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4.试评价贝克的世界主义理论。

5.当前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主要标志是什么?

6.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

【注释】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3]成伯清:《“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5]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6]赵延东:《解读“风险社会”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6期。

[7]Anthony Giddens，Run away World.2nd Edition，Routledge:New York，2003.

[8]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

[9]国际互联网“联合国主页”(http://www.un.org/chinese)。

[10]王杰等:《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陶涛:《全球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2007年，http://news.163.com/07/0406/ 10/3BD1EJQ000011T1D.html。

[12]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13]章国锋:《“全球风险社会”:困境与出路——贝克的“世界主义”构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

[14]陈泽伟等:《科学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望》，2005年第32期。

[15]李毅中:《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及对策报告》，http://www.cctv.com，2005年6月24日。

[16]甘满堂:《海峡西岸和谐社会建设》，福州:海风出版社，2008年，第361～362页。

[17]汝信等主编:《中国社会形势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8]戴旭:《特大雪灾带来的战时警示》，《环球时报》，2008年2月15日。

[19]李培林:《和谐社会十讲》，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

[20]李汉林，孙立平，李路路，渠敬东:《关于完善突发性事件应对机制的思考》，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zxwz/t20080725_178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