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性
什么是创新型国家？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有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有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第三类国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目前公认有20个左右，如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
衡量创新型国家的标准是什么？具体来说，创新型国家至少应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创新投入高，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目前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1.3％左右，而发达国家大都占到了3％左右。二是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70％以上。三是自主创新能力强，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通常在30％以下。四是创新产出高。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个左右的创新型国家所拥有的发明专利(指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授权的专利)数量占全世界总数的97％以上。
而中国无论是科技实力还是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差距。根据2001年的数据，中国在49个主要国家当中，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处于第28位，也就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如果中国2020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要从当前的水平再前进10位，进入世界前20位，我们才能够说取得了成功。21世纪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决定了我国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由科学技术革命性的进步所引发的。比如16世纪，由于近代的科学和工业技术革命，导致人类从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社会，20世纪的量子力学、相对论，催生了能源、信息等等新技术领域和产业群，特别是20世纪的后20年。21世纪经济全球化及科技突飞猛进，新兴的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与信息相关联的、高增值的服务业，或者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相联合的产业，与教育、文化相联系的产业正在不断地发展，信息社会逐步地发展为知识社会。
在以资源为发展基础的农业经济时代，各种自然资源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首要因素，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强烈地依赖于知识的产生、流动和利用。在以资本和资源为发展基础的工业经济时代，提高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创新能力和适应大工业生产要求的创新效率，保持关键技术和制造工艺的领先，是企业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是国家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关键所在。在知识经济时代，以最新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是最为重要的战略性基础资源，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首要因素；科学技术是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高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不断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科学和教育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知识基础成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如同工业经济时代，对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一样，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公共性战略投资。
邓小平在总结当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论断。放眼近代，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孜孜追求，充满着对科学技术进步的神往。从“洋务运动”欲借科技与实业富国强兵的未果尝试，到“五四运动”尊崇“赛先生”的启蒙呐喊，科学技术进步对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被国人所认识。在真正展开波澜壮阔现代化实践的新时期，这方面的认识首先被深化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被升华成“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升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首次把科技进步聚焦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上，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
图74 《时代》杂志封面上的邓小平
(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作用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21世纪前半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从改革开放开始，直到2020年，中国要连续40年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本和科技进步。
现代社会生产力是多因素多层次有机结合的大系统，既包括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实体性要素，又包括管理、信息、教育等非实体性要素。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现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上升到首位。从生产力诸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看，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在20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初，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金、资源和劳动力投入，科技进步所占的比重仅为5％～20％。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技进步所占的比重在发达国家平均为49％，有些高达60％～80％，在有的部门甚至达到100％。在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5％。美国到20世纪60年代科技投资与经济效益之比已为1：23，到80年代，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为80％。可见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已经逐渐提到第一位。
现代科技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力量。从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要素的关系看，其他诸要素的素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都要依赖和取决于科学技术。现代科技不断创造出新工具、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开发出新资源，推出新产品。现代科技提高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扩大和有效地利用劳动对象，从而大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现代科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手段。要发展生产，不仅要增加产量，而且要节约消耗，提高质量，这就不但是依靠增加人力物力的投入所能办到的，根本的途径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管理。要做到这两点，都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当今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80％以上依靠的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例如，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劳动生产率有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提高。据统计，我国现阶段高科技产业的人均产值，是传统工业人均产值的5—10倍，是手工业的50—100倍。
现代科技促进生产力结构的优化。生产力水平和效率的提高，不仅要取决于生产力诸要素数量、质量的提高，而且要取决于系统内诸要素之间的结构是否合理和优化。生产力结构的优化以技术结构优化为先导。当代科技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的最鲜明的标志，就是高技术的产业化。只有大力发展高技术，开发高技术产业，并用高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才能促进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并带动整个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同时，生产力系统整体结构的优化，还需要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现代化的生产管理是科学管理，这要依靠科学技术所产生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才有可能实现。
有关专家认为，根据当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作用机制，可以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各要素的关系，用下列公式表示：
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公式中的一个要素采用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者”。毫无疑问，劳动者是在社会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不仅取决于体力的大小，更取决于智力的高低。劳动者的体力从古到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劳动者的智力(经验、知识、智商和各种技能技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大幅度的增长和提高。有了科学技术后生产力水平已经不主要决定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数量，而主要决定于劳动者的智力与先进科学技术的结合程度。在机械化程度低时(蒸汽机时代)劳动者的体力与脑力消耗比为9∶1；在全面自动化时，其消耗比为1∶9。以美国为例，1930—1968年间，蓝领员工增加60％，工程技术人员增加了450％，科研人员增加了900％。1977年，美国脑力劳动者所占比例为50.1％。
上述公式表明，科学技术不仅是现实的直接生产力，而且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具有特殊地位。科学技术的乘法效应，有力地表达了它在生产力中的首要地位和作用。
有学者认为，高科技的作用不仅仅是倍增效应，还表现为指数效应，即：
高科技生产力=(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
国外学者常用产品单位重量的价格比来描述产品间科技含量的差别，比如100克产品的出厂价格，钢铁为1元，小轿车为30元，计算机为1000元，计算机芯片则高达2000元。而制造计算机芯片的原始材料比相同重量的铁锅还便宜，但通过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复杂加工后，它的售价竟可以与白金相等价。美国微软公司1972年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投资总额为2.7亿美元，而第一年就回收了14亿美元。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它是衡量区域科技竞争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综合性指标。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如果我们能够在今后继续保持40％的投资率，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必须由当前的39％提高到60％，否则就不能够实现在2020年翻两番的目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是非常困难的。
(二)科技创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科技创新对世界经济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创新为世界经济成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对传统产业部门进行了技术改造，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工业部门纷纷提出要用电子技术改造落后的生产工艺，如汽车工业普遍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更多的使用电子部件，提高自动控制性能和信息反馈能力。
通过高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以信息、生物和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产业不断成熟，成为世界经济新的推动力。据美国商务部和美电子协会的统计，1993—1998年间，信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高新技术已成为美国雇员最多的行业。高新技术在销售和出口方面也已成为美国最大工业部门，美国经济增长的1/4—1/3归因于信息技术，而汽车仅占4％。信息产业已取代传统的汽车、石化和建筑业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动力。
第二，创新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新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就业革命，正在导致传统劳工市场格局的变化，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吸引的劳动力以年平均9.5％的速度增长，其中最近3年为12.2％，新兴工业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服务业领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第三，创新技术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消除结构性短缺或过剩，二是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现阶段我国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即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因此实现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是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而这种技术的获得，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二、能源与环境的挑战
中国面临越来越紧迫的环境资源问题，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各国经验都表明只有靠科技进步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
(一)环境
“十五”期间，国家在治理环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环保投入显著增加。“十五”前四年的环保投入约占同期GDP的1.33％，达到历史上最好的水平。经济快速增加，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的局面，环境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全社会环境意识明显增强，公众参与、舆论监督成为推进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但是，环境问题仍然是十分突出，不少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图75 废气污染、土地沙漠化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草地退化、江河断流、湖泊萎缩、生态系统失衡、城市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正在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每年新增1.5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里，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增加，但资源总量不足，生态功能退化。90％以上的天然草场退化，每年增加退化草地200万公顷。黄河、辽河、淮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大于60％，海河超过90％，超过国际生态警戒线。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愈来愈严重。从国家环保总局检测的情况看，流经城市的90％的河段都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水出现了富氧化的问题，近三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仅西部地区就有1000多万人口吃水长期困难。我国每年沿海赤潮发生次数比20世纪80年代超过了三倍，一些城市空气污染是严重的，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污染在加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超过环境自净的能力。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8％，约等于540亿美金。中科院的专家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搞了生态状况的调查，调查表明，西部九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13％，相当于当年甘肃和青海两省的GDP之和。联合国开发署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空气严重污染的地区死于肺癌的人数比空气良好的地区最高的达到8.8倍。近些年环保部门受到的环境问题的投诉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2004年达到了60多万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未来我们不可能继续沿着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走下去，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二)能源
能源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先进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在21世纪，世界能源面临两大难题：经济持续增长要求能源相应增长的压力；全球环境变化对能源发展尤其是矿物能源的限制。近年来能源及与之相关的环境成为全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热点，各国都在从自己本国的国情出发来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
我国的资源是个什么情况呢？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是220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11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人均耕地仅有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3％和4.1％。假如国内石油生产能力维持在现在的水平，并且同期的石油资源勘察不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到2020年国内石油资源对需求的保障程度不到一半。我国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一些大中矿产的可供性持续下降。
我国由于人均资源短缺(尤其是油、气、水)，环境容量(亦是资源)有限，西部生态脆弱，这些将极大地制约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影响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近年来，我国GDP每年以10％的速度发展，能源消耗急骤增加，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根据《科技日报》提供的信息，我国能源面临五个严峻的挑战：
(1)总量需求的巨大压力。从2000到2020年，国家规划全国GDP增长4倍，而能源消耗增长1倍，这意味着能源弹性系数应为0.5。但是最近3年，这个系数为1.3以上，即能源需求将远远大于规划。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工业已进入重工业化阶段，按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能耗迅速增长阶段不可逾越。问题是这么大的一次能源需求我们是否能够供应，其所引起的污染是否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怎么解决？
(2)液体燃料短缺。我国石油短缺，车用液体燃料还是得从煤等替代燃料上找出路。我国2005年进口原油及其成品油约1.3亿吨，估计2010年将进口石油2.5亿吨，对进口的依赖度将从40％增加为50％～60％，这会引起一系列的能源安全问题。如何加速石油的替代？我国的汽车工业、石化工业如何用创新的发展模式来适应这个形势？
(3)环境污染严重。污染物质主要是SO2、NOx、PM2.5-10、Hg和CO2，这些污染物的80％是由于化石能源的应用，尤其是煤的直接燃烧所引起。煤现在是、将来(直到2050年或更晚)仍是我国能源的主力，虽然煤在总能源(energymix)中所占的比例会逐渐下降(从75％下降到60％)，但总量仍会不断增加。煤的开采和直接燃烧已引起严重的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70％～80％以上的SO2、NOx、汞、颗粒物、CO2等都是由于煤炭直接燃烧所引起的。目前我国有30％～40％的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出现酸雨现象，呼吸系统疾病不断增加。需要认真研究的是我国对这些污染物“可容忍”的环境容量究竟是多少？
(4)温室气体排放。目前全球每年排放250多亿吨CO2，空气中的CO2浓度，从工业化150多年以来，已从280ppm增至380ppm，目前以3ppm/年的速度增长。温室气体对地球将形成了灾难性后果。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已居世界第2位，近年来还在不断的快速增长，如此下去在10年或略长一些的时间内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当前世界各国都在采取多种措施减排CO2，我国已于2002年成为“京都议定书”的第37个签约国。总的来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不远的将来必然要承担一定量、甚至大幅度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
(5)8亿农民及城镇化所需能源的供应。到目前为止，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没有得到良好的能源服务，他们仍依赖当地的农业废弃物(秸秆、柴草等)作为主要能源，有些地方甚至仍在砍伐森林和破坏生态。此外，我国城镇化率以每年1％在增长，每年有将近1000万人口进入新的城镇。据统计，每个城镇居民人均所消耗的能源是农村人均的3.5倍。这部分份额巨大的能源应来自何处？怎样才能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给广大农村和新建中、小城镇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能源服务，以减少生态破坏，减少室内污染，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这是整体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三)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剧了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
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资源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能源生产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石油产量列世界第五位，虽然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但更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连续28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能源需
①引自2007年1月25日《科技日报》。
求强劲，每年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列世界第二位，能源供给出现紧缺。2004年我们GDP只占全世界4％，但是消费的煤占世界的38％、钢材占27.4％、氧化铝占21.4％、水泥占45.8％，我们国家用的水泥占了全世界的一半。2007年我国生产煤炭23.65亿吨，1.64亿吨石油，693.1亿立方天然气，应当说我国矿物能源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人均资源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油、气的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9％、11％、4.5％。特别是目前经济迅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能源供求和社会需求相比，差距是越来越大。尤以石油的供需更为突出。研究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石油消费年平均递增6.7％，而同期国内石油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6％，从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几年内，我国的石油进口量每年递增1000万吨左右，而且逐年加大，1993年中国进口原油900万吨，2004年原油进口量达到了1.2亿吨，10年间增长了13倍。2006年原油进口量达1.452亿吨。2007年进口原油1.63亿吨，增长12.4％。2007年，原油产量1.8665亿吨，仅增长了1.6％。中国的石油进口量正加速前进，单靠国内生产供不应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加。
据美国《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一书介绍，按照全球每天(1999年的水平)消耗7300万桶石油，世界剩余的石油理论上可以满足全球60年的消费，如果每天消耗1.13亿桶的时候，仅能维持23年。煤炭资源在各大洲均有发现，分布的不均衡性相对较小。但油气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特点却十分明显。全球80％以上的油气资源分布在中东、中亚、俄罗斯、北美、拉美、西非、南非这些国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能源需求和消费结构也不同，美国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28％左右。进入21世纪，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能源供求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1世纪前半叶，全球能源需求平均每年增长是1％～2％，而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能源需求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将达到8％～10％。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增长最为强劲，亚洲油气资源只占世界油气资源总量的3％和8％。而需求将达到世界总需求量的34％和14％。这种能源需求格局的变化，加剧了能源领域的竞争和资源的争夺，同时也使各国之间的合作更加多元化。中东战争、美伊战争等，其实质是能源战争。美国有部科幻电影《未来水世界》，描述了当有一天地球表面都是水，仅剩非常少的陆地时，人类为了生存而相互残杀。当前世界各国都把能源问题当做影响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
随着经济发展，我们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越来越尖锐，面临日益严峻和紧迫的瓶颈约束。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是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规划》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将要实现这个目标，这也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
三、技术“瓶颈”约束日益严重
(一)引进技术幻想的破灭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从自力更生跃入改革开放。随着外资的进入，中国的企业管理和制造能力虽有飞跃，但引进资金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的目标完成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从很多地方的实践看，改革开放几乎等同于招商引资。
有人认为，能引进技术我们为什么要去自主创新？的确，如果我们需要而又能够引进的技术，我们肯定也还会继续引进。但事实是，过去我们所能引进的技术往往是中低技术而非核心技术，核心技术的确是引不进来的，如汽车产业、彩电行业、电脑行业等等，20多年引进了许多技术，但几乎没有一项是核心技术。正如日本驻华使馆一位官员伊藤忠太朗指出的那样：“中国似乎过多地希望外企转让技术，但是依靠外企能否实现技术转让，值得怀疑。只靠引进生产线，与外国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有人迷信全球化，寄希望于合资企业的外国先进技术来弥补或带动我国现代技术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软科学计划重大课题《利用外资与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表明，迷信全球化而强调以外资和外国技术弥补我国的比较劣势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该课题对北京、上海、苏州、东莞等地进行的大型问卷调查显示：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主要以其母公司的技术为基础，但主要以进口母公司的机器设备为主，对母公司的无形技术(知识积累)的引入程度不高，无论怎么合作，哪一家也没有把他们的核心技术真正转移过来。他们或者把合资里面的技术部分拿出来，或者把研发中心拿过来，但实行更独立的管理。外资企业的研发支出和研发队伍规模普遍偏小，专利数量较少。调查显示： 14％的企业明确表示过去几年中没有研发支出，年研发支出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数量仅占总样本量的14％，没有研发人员的占11％。有91％的外资企业从来没有申请过国内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的仅占13％。外资企业对华技术扩散十分微弱，技术溢出效应微乎其微。调查还表明，有60％的外企认为没有与当地政府发生过合作，77％的外企表示没有与政府研究机构有过正式合作，79％的外资没有与国内企业进行结盟的意愿。
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更为突出。据统计，2003年全国大中型企业中进行研究开发活动的仅占30％，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充分利用当今相对开放的国际环境，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本来应当是我们赶超先进的一条捷径。但我国企业用于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之比是1∶0.078，日本和韩国的这一比例则为1∶5和1∶8。我们同日本和韩国技术能力差距的拉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许多事实证明，在自主创新问题上，中国企业尤其要下决心打破对引进核心技术的幻想，要打破对外国技术的“路径依赖”惯性。美国企业界有句名言：要么创新，要么死亡。对中国企业来说，自主创新，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说不。在这里，绝对需要的是对自主创新的渴望激情、坚持不懈的韧性和竭尽全力的主观能动性。
(二)国际市场上的“高昂学费”
当今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牢牢把持着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获取超额利润。我国许多产业尽管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失去了许多应得的利益。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企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国际竞争压力，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手机、计算机、程控、数控机床等产品不得不向国外付出分别占其价格20％、30％和40％的专利费。
——2006年，中国和欧美因纺织品问题出现纷争时，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语出惊人：中国输出几亿件纺织品赚有限的利润，还不足以购入一架喷气式客机。
——中国有着巨大的集成电路市场空间，数字电视、手机及计算机等的市场需求令国外商家不敢小觑，但目前几乎所有的高端核心技术和工艺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据国家信息产业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的《2004年度中国集成电路企业发展状况及IP现状调研报告》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总数虽然将近500家，然而依旧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公司，很少有公司能掌握一整套IP设计技术。
——2006年中国出口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机3.9亿台，价值312.12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69.1％和51.3％。但由于核心技术缺乏，加工贸易所创造的利润仅为微薄的加工装配费。据《中国质量报》(2007-10-23)报道，2007年上半年，厦门关口出口手机平均价格下跌23％，由上一年的58.8美元/台降为45.8美元/台。为什么出口量增长，价格却下降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手机产业的核心技术大多受制于人，生产关键性基础技术与应用技术匮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研发能力差，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处于末端。核心部件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国外企业利用知识产权技术壁垒将会阻止我国手机扩大出口，这将成为国产手机出口面临的最大挑战。
——据中新网报道，2008年11月14日，在无锡举行的“国家软件技术与产业发展战略”院士无锡行会议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杨芙清指出，中国软件业近10年来的粗放式经营所积后果日渐显露，核心技术不足致使竞争力低下。她指出，针对美国在全球软件产业中的霸主姿态，印度、日本、韩国、德国等国通过结合美国在局部软件领域的不足，发展自身特色软件产业，逐渐在全球软件产业格局中扮演要角。相比而言，中国软件产业只有强化核心技术研发，掌握无可比拟优势，才可获取生存空间，赢得国际市场的发言权。
——2008年8月4日《参考消息》转载俄罗斯《权力》周刊的文章，题目是：什么是中国制造。文章指出，中国出口的规模及其渗透到世界最遥远角落的能力令人惊讶。根据贸易统计资料，中国为苹果公司组装的iPod每出口一件到美国，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150美元。而实际上，中国组装厂获得的增加值(“中国份额”)仅有4美元，其余146美元则归以美国为主的科研和试验设计部门等所有。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及其同事尝试算出“中国份额”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例，统计结果表明，外国增加值在中国工业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50％。最近10年，“中国份额”在中国的出口中没有得到提高。如果按行业来观察，就会看到更有意思的情形。“中国份额”在中国产的电脑中所占的比重最低，纯中国增加值仅占4.6％。与此同时，99.1％的电脑是由外国公司的“组装车间”生产的。在他们研究的61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的中国增加值在出口中所占比重不足50％，而这13个行业占中国全部工业品出口的44％，中国顶尖的高技术出口行业恰恰都属于这一类：除电脑外，这类产品还包括通信设备、家用电器、电视机、音频和视频产品、发电机、印刷和复印设备、工业仪器以及其他电气设备。而33个“中国份额”在出口中所占比重相当高的行业，其出口不足中国工业品出口总额的1/3。
这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说明了“核心技术瓶颈”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四、国际竞争压力日益严峻
事实证明，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缺乏核心竞争力是很难分享全球化成果的。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下，后发展国家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
随着我国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近百种工业制成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许多人开始把中国奉为“世界工厂”。但是，认真分析这个“世界工厂”的内涵，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比如，中国加工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名列世界前茅的钢材、彩电、摩托车等一百多种重要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在世界市场上并没有相应的销售网络、品牌和定价发言权，生产靠订单、销售靠外商、技术靠引进(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我国总的对外技术依赖率超过50％，这些年工业产品的新开发技术有70％属外源性技术。我国虽然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但在出口贸易中，55％的出口产品是加工贸易，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不到10％；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90％以上也是来自加工贸易；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为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只能是为跨国公司做代工的加工组装型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0％是“三资”企业实现的，对外来技术的依赖程度，发达国家平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均在5％以下，我国在50％以上。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购置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高的关键装备和零部件，60％以上需要进口。此外，有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产业，不仅消耗了大量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对我国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巨大压力，而且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低位置。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就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固然有神舟飞船这样的领先技术，但在更广泛的科技领域，中国依然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
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成就举世公认。然而，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发展过程中的“科技约束”——中华民族迄今仍未穿越科技关隘的全面制约：为什么这么多年产业结构调整不过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过来？为什么中国目前只能是“世界加工厂”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不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科技进步不足，核心问题还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当今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
“自主创新”，从字面上看来，很像计划经济时期的国策“自力更生”。它们形似而神不似，从自力更生到自主创新，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自力更生曾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使中国迅速自立于世界，但在很多方面，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逐渐与世界隔离，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被越拉越大。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以美国为例，有研究表明在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变化中，有12.5％可归功于资源的增长，而剩余的超过80％的生产率增长则是技术创新起了主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科技创新的国家在国际舞台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党中央是高瞻远瞩的，提出科技创新的战略，走自主创新之路，创建创新型国家，以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当代新技术革命对我国提出了严峻挑战，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创新资源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焦点。研究表明，世界科技发展的不均衡性要远大于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当代绝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制高点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方面，高收入国家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在生物工程、药物等领域，美国、欧盟和日本拥有95％左右的专利，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占4％～5％。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在科学积累和技术水平方面不仅存在着巨大差距，而且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竞争态势相当严峻。
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在强调“产业升级换代”，但自主产权却成为发展的瓶颈，中国的工业仍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劳动力廉价和市场潜力庞大的国度，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首先将面临挑战。如果仅仅停留在依靠价值链低端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中国只能是一个生产大国，却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创新，这是时代发出的急切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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