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世界文明“因特网”的最初脚步

第一节　迈向世界文明“因特网”的最初脚步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1]后世人理解为中西方交往，是从张骞开始的。那么张骞之前，中西方是否有交通呢？尽管目前尚缺乏明确的记载，但应该是有的，否则，张骞在大夏如何能见到四川出产的蜀布和邛竹杖？

一、张骞通西域之前的中西交通

图19　张骞雕像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西域的地理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2]。这个地理概念所指范围，最大时，包括了嘉峪关以西直到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最小时，只指西域三十六国，即今新疆南疆地区。清代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以后，始把新疆南疆地区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天山以北地区合称西域。我们所说的西域，主要指这个地区。

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作为丝绸之路必经地的新疆地区，便和内地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彼此间的交通早就出现了。1976年冬，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了殷王武丁(约前1324—前1266年在位)的配偶“妇好”的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有玉器756件。这批玉器造型优美，玉质晶莹鲜润。经鉴定，这些玉料为青玉、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唐玉等，基本都是新疆玉。^[3]这个结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早在公元前14到前13世纪，新疆与内地之间，就有了交通线路。至于先秦文献中的记载，那就更多了，《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中，都有关于昆仑玉的记载。《史记·赵世家》记有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信，曰：如果“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仑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之”^[4]。句注、常山为今恒山至太行山一带，苏厉的意思是说，如果秦突然出兵赵国北部，代马、胡犬以及昆仑玉这三件宝物，赵国就得不到了。昆仑玉，一般认为是新疆的玉石，如果这个看法不错，那么这条史料说明，早在战国时期，新疆的玉石已经通过一条比较稳定的交通路线，经常地运往内地。此外，内地先秦时期的漆器、铜镜等物，在西域地区也有发现。

在新疆托克逊县境内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阿拉沟第十八号墓葬中，出土有漆盘一件，直径16厘米，“木胎，已朽，只余内外漆皮，黑色底，朱红彩，绘弦纹四道，盘底绘流云纹”。同时代的阿拉沟第二十三号墓，出土木胎残耳环一件，黑色漆底，绘朱红色彩，显云纹图案。在阿拉沟第三十号墓葬中还出土了多件漆器。^[5]中原地区的铜镜在西域也有发现。新疆阿尔泰县克尔木齐第二十二号墓葬曾出土一件素面铜镜，直径仅6厘米，弓纽无座。据研究，属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6]。在前苏联戈尔诺阿尔泰斯克自治省乌拉干河流域巴泽雷克地方发现的巴泽雷克第六号墓中，出土了一面“白色的金属制的中国镜，在附近的另一个同时代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一面完全相同的镜子”。“这两面镜子的直径，均为11.5厘米。质地薄脆，镜面极为光滑，边缘为素卷边，在镜背稍凸起的方形纽座中心，置一小旋纽……”发现这两面镜子的墓葬，“属于公元前4到公元前3世纪”。^[7]另外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的丝绸已经传入西方，这在古希腊人的著作中已经有所反映。当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并不清楚这种新的丝织品来自中国。但是不管当时西方人关于丝织品来源的说法有多么混乱，中国中原是养蚕、缫丝、织绸最早的地方，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在西方人的著述中，最早有关丝绸的记载，是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刺忒》(前411年)。其中提到一种用“Amorgis”的绢做成的长上衣，叫“Amorgiam”。这是古希腊著作中最早有关丝绢的记述。^[8]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他的《动物志》一书中说，丝织品是由一种有角的“大蛆”所产的茧织成的。并说“这种蛆的形变先为幼虫，次为蛹，然后出蛾，一个变态过程要用六个月的时间”。他还认为，“最先用此织绢的是科斯岛人布拉台之女帕姆扑莱”。历史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是错的。

那么，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丝绸的遗物，在西方有无发现呢？据美国《全国地理》报道，西德考古学家在西德南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一座公元前500年的古墓，发现墓中人体的骨骼上，有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9]另外，在前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附近，也有中国丝绸出土，从同时出土的其他器物上的铭文看，属于公元前3世纪之物。这两处丝绸残片的出土，不仅证实希罗多德等人对丝绸的记载是有根据的，而且用实物证实，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很久，丝绸就运入西方了，换句话说丝绸之路的雏形已经存在。

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进入西域地区的事实，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有大量的实物证实。

苏联考古学家曾经在戈尔诺阿尔泰斯克自治省发现一些石顶巨墓，“由于墓土封冻很结实，墓中还很好地保存了中国的丝织品和其他物品”。其中在乌拉干河流域巴泽雷克地区发现的“巴泽雷克第五号墓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这是一块鞍褥面……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的素底间”。“发现有凤凰绣缎的墓葬，主要可以根据西亚细亚出产的织物——羊毛绒毯和非常细密的羊毛织品——准确地判断其为公元前5世纪的墓葬”。^[10]在中国新疆境内发现的同一时期的墓葬中，也有中原丝绸出土。1976年至1978年，在吐鲁番盆地西缘、天山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段，发现了一大批古代墓葬，经科学测定为春秋时期的第二十八号墓，出土了一件凤鸟纹刺绣。“这件文物，不论是丝绢本身，还是其上的凤鸟图案，一目了然，属于中原地区的产品无疑”。而且这件凤鸟纹刺绣的“刺绣技法，凤鸟图案风格，与巴泽雷克古墓中所见凤鸟纹图案风格、刺绣技法，是一致的”^[11]。这些遗物都确切无疑地证实，丝绸之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存在了。

此外，在中国古文献中，还有不少关于西域以及中原人到西域去的记载。在《山海经》中，多次提到昆仑、流沙、敦甍之水、泑泽等。如“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曰昆仑之丘”；“敦夣之山……敦夣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这里所说的昆仑，一般认为即西域南山，今之昆仑山，流沙即今塔克拉玛干沙漠，敦夣之水，指孔雀河，泑泽则公认是指罗布淖尔。《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也有认为，此炎火之山即指吐鲁番火焰山。

对于中原人沿着丝绸之路西行的记载，在先秦文献及汉代早期文献中，也屡有所见。例如，一再提到的黄帝涉流沙、登昆仑的传说，“黄帝游乎赤水，登乎昆仑之丘”(《庄子·天地篇》)，黄帝“涉流沙，登于昆仑”(贾谊《新书》)。有人考证，这里所说的昆仑即今之和田南山一带。古籍中还有记载传说中的尧，曾“身涉流沙之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跨越昆仑山到葱岭以西的龟山，会见西王母。还有大禹，为了“学于西王国”也曾亲自到过西域地区(《荀子·大略》)。尤其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更加详细地记载了周穆王游历西域地区的情景。周穆王自镐京(今西安)出发，经过今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直到吉尔吉斯大草原，然后返回内地。据记载，他所经过的西域地区有“巨搜”(今鄯善一带)、“长沙之山”(今焉耆境)，“洋水”、“黑水”、“群玉之山”(均在今叶尔羌境)，“赤水”(今和田境内)、“昆仑之丘”(今和田南山)、“珠泽”(今哈拉哈什)、“春山”(今帕米尔高原)、“赤乌”(今帕米尔之塞勒库尔)以及“旷原”(即吉尔吉斯大草原)等等。^[12]尽管中国古籍中对上述情况的记载十分简略，其中还掺杂着不少神话传说，并且古籍中所记地区究竟是今日何地，在研究者中也有很多不同看法，但是，它毕竟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即早在张骞之前，西域地区与内地之间就相通了。

除此之外，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一些少数民族由东向西不断迁徙，也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作出了重大贡献。秦汉以前，中国一些古老民族，如月氏、乌孙，都曾居住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以后陆续地向西迁徙到了西域地区。月氏原来是居住在“敦煌祁连间”(《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的古老民族，汉代以前，活动于河西一带，实力强盛，汉初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向西迁徙，进入伊犁河流域，他们赶走了塞种，占领其地。大约在匈奴老上单于(前174—前161)后期，月氏又受到匈奴支持下的乌孙的排挤，大部分南迁到沩水(今阿姆河)一带，并占据了大夏地方，建立了以后的贵霜王国。乌孙原本与月氏为邻，是“共在敦煌间”^[13]的一个游牧民族，最初它经常受邻居月氏的欺侮，后来在匈奴的帮助下，沿着月氏西迁的路线西迁，攻打并赶走月氏，占据了伊犁河流域及其以西一带，建立了乌孙国，其政治、经济的中心在阗池(今伊塞克湖)东南的赤谷城^[14]。上述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都是从甘肃河西出发，以其全族之众，先后沿着天山以北的同一条路线，连续不断地向西迁徙，进一步开通了这条通道。后来张骞出使西域时，这些民族已经定居在西域地区了。

先秦时期，在中国内地与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时，西方(包括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也不断向东方扩展。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兴起，其势力东达阿姆河流域和葱岭以西，与西域有了交往。这个时期，虽然尚未发现有中国内地与波斯帝国交往的记载，但东西两种文明、两种势力在中亚地区实际上已经汇合，并通过西域，建立起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到公元前4世纪时，在亚历山大的推动下，有了更大的发展。

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奴隶制国家发生危机，北方马其顿一跃而成为强大的国家。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成为国王，在希腊大奴隶主的支持下，发动了向东方侵略的战争。历经十年之久的征战，亚历山大建立起了一个东达葱岭和天山东端的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即亚历山大帝国，以东方的巴比伦为中心，并在东方各地建立了许多亚历山大里亚新城，遍布于非洲的埃及、西亚和中亚各地。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亚历山大死后不久，这个帝国分裂为几个独立王国，其中在东方的则是由他的部将统治的塞琉西王国，它以叙利亚为中心，所以又称叙利亚王国，中国史书上称之为“条支”。叙利亚王国全盛时，疆域包括西亚、巴克特里亚、直达印度河以西一带。公元前301年后，塞琉西王国迁都到奥伦特斯河上的安提克城。这个城市是印度、中国与地中海商业往来的必经之地，地中海东岸的塞琉细亚城就是安提克的商港，此后一直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由此可见，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东侵到横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以及塞琉西王国的出现，都和丝绸之路西段的开通有着直接关系。^[15]上述历史事实表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之路就在古代东西方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从东西两个方向，以中亚、西域为枢纽，逐渐沟通并初步形成了。

那么张骞通西域意义何在？司马迁为何在《史记》中称赞“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

二、“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

张骞，陕西汉中城固县人，时任郎官，应募成为大汉王朝的第一位大使。他前后两次出使西域，历时15年，行程数万里，遭逢苦厄，备尝艰辛。他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坚毅果敢、昂扬勇决的精神风貌。他在西域宣传大汉王朝，又把对西域的切实了解报告给汉朝中央政府，是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国与中亚各国间正式架起相互了解与合作桥梁的人。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张骞开通西域是“凿空”，后人也高度评价张骞，他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东方的哥伦布”。

西汉社会发展到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国力渐盛，史称此时“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全庚皆满，而付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柜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6]可谓“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武帝由是“动远略”，开始考虑伐匈奴，通西域，与外界交往。武帝即位的第六年(前138年，建元三年)获悉，被匈奴驱逐西迁的大月氏仍想报复，武帝即派郎官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氏，欲使大月氏与汉配合，夹击匈奴。张骞率百余名随从刚出玉门关，即被匈奴抓获。张骞被匈奴羁留十几年后，方逃出重新西行。沿途跋涉，射猎充饥，先越葱岭至大宛，又经康居抵大月氏。不过大月氏所在地(今布哈拉)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已无心远击匈奴。张骞在这一带流连余年，不得要领，遂取道塔里木盆地踏上归程，但又被匈奴所获。一年多以后，乘匈奴内乱方逃出，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虽然张骞此行未达目的，但对沿途所经西域诸国当亦有一定了解，这使西汉王朝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西部世界的情况。

河西走廊打通后，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武帝又派张骞前往乌孙，联络乌孙及其他国家。张骞率随员三百，牛羊万头，并携带钱币绢帛数千万，出河西向西域出发。至乌孙后，正逢其内部不稳，乌孙王想传位于长孙岑敞，次子不满，起兵相攻，其国内又素惧匈奴，故张骞未能达到与之结盟的目的。不过乌孙派了专使带几十匹马到长安答谢，西汉王朝与之建立了正式联系。张骞在乌孙又派副使分赴西域诸国及安息、身毒、康居、大宛等，加以联络。前115年，张骞回国，不久卒。他所派出的副使在张骞去世不久，也都先后完成使命，与各国使节一同回到长安。从此，中西交通线正式开通，西汉政府与西域及中亚以至欧洲地区的友好关系迅速发展，这条中西陆路通途成为两千年中外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

张骞的“凿空”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开阔了古代中国人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张骞以亲身经历和实践，发现和考察了被匈奴中断和阻塞的丝绸之路，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和行经地点，并详细报告了中亚各国山川、地形、风土人情、物产等自然和社会情况，给当时的中国人开辟了一片知识的新天地。其次，它沟通了中国与中亚地区以及印度等国的直接联系，结束了中国靠传闻猜想了解外部世界的历史。从此国人才真正了解和掌握了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进一步激发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热情。再次，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使得汉族和西北边疆各族以及中国与亚、欧人民的友好交往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之后前往西域的汉朝使者，为了取得西域人民的信任，仍然打着张骞的旗号，“皆称博望侯”(张骞的封爵)。

张骞死后，汉武帝又派使节继续往西探行，从而开辟了举世闻名的始自长安(今西安)西达大秦等地的“丝绸之路”。

“闻道寻源使，从此天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800多年后的一天，中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因安史之乱避祸甘肃天水，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站在东西方交流的古道上，面对辉煌掩去，满目疮痍的国家，他想起的也是那位远播国威，造福中国的大汉使者张骞。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这样评价张骞的功绩：

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这次出使最有意义之处是中国人在这个地区进行地理探险的成功，因为希腊人早些时候在这里进行的探险都失败了。略早于公元前200年，巴克特里亚的国王欧西德莫斯(Euthydemus)缺少从西伯利亚输入的黄金，他曾经派出探险队沿天山北路设法达到中国，可是没有成功……50年后在巴克特里亚，人们无疑想起了欧西德莫斯的探险队。这大概就是张骞在那儿受到热情接待的原因。^[17]方豪在其著作《中西交通史》中指出：

张骞出使西域，号曰凿空，为中外关系史上空前大事，兹略言其与中西交通史直接有关者，盖在海道未通前，无论中国文明西传，或西方文明东传，均非先经西域不可也。

在古代，由于交通工具的简陋，地理的阻隔，人们要想跨越千山万水走向远方，实非易事。不同地域的相互交流与文明传播是极其缓慢的，没有中间地带作为传播媒介，要想横跨欧亚大陆，简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正因为此，张骞通西域的意义就非比寻常了，正如历史学家向达所指出的：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探险家而对古代地理学及历史贡献最多的，自然要推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了。张骞凿空，开通西域，中西交通自此始盛。后来西方文化之流入东土，中国文化之渐次西传，都以张骞为始点。^[18]

西汉末期，王莽改制，采取的政策措施屡屡失误，造成中原混乱，西域怨叛。北匈奴乘机崛起，逐渐控制西域要道；东汉初期，政局不稳，当时朝廷又无力西顾，匈奴遂断绝西域丝路的交通。

东汉永平十六年(73)，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随从北征。窦固很赏识班超的军事才干，派他和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经过短暂而认真的准备之后，班超和郭恂率领36名部下向西域进发。此后，班超再次出使西域，凭借智勇，先后使鄯善、于阗、疏勒三个王国恢复了与汉朝的友好关系。此后班超经营西域36年，使中断了60余年的丝绸之路得以恢复，班超是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之一”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将门虎子，子承父业。班超次子班勇为维护丝绸之路贯通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廷光二年(123)，汉朝委派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驻守柳中。此时，车师等国正在匈奴控制之中，班勇采取先远而后近的战略，以孤胆英雄之志，率少数兵卒先赴楼兰，招抚了鄯善国。接着又招抚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经过4年努力，于永建二年(127)，班勇率领步骑万人，回师车师，击败匈奴王，北匈奴势力再次被逐出天山以南地区，西域17国重新听汉朝号令。至此，西域再次统一于东汉王朝，保证了丝绸之路的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