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及精神特质的比较分析

3.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及精神特质的比较分析

关于20—30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可以从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名望三个方面来说明。

科学家的政治地位，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30年代中国出现一个科学家从政的高潮。一批科学家走入仕途，他们大多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主要靠科学上的一技之长。1933年，国民政府曾对中央机关公务人员做了一个统计，在总数为12，671人的中央机关公务人员中，学习理工农医出身的人有1315名，占总数的10.4%。这说明当时的科学家已经摆脱了以往科学家被斥之为“奇技淫巧”“玩物丧志”的落魄地位。科技受到了一定的重视，科学家的政治处境已大有好转。

经济收入可以说是最能说明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当时的科学家大部分在大学任教，而且各种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工资水平大致与大学教师相当，各级人员也大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在此以大学教师的收入来表示科学家群体额的收入情况。（见表9.11）

表9.11　大学教师每月薪俸及其与其他职业对照表　（单位：银元）

①这里的讲师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教员相当于现在的讲师。此处所列的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实际工资，其他名牌大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需要指出的是1927年9月，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160－260元，助教100－160元（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1934年第64页，此处转引自《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07页）。这一薪俸标准当时也只供各校参考。实际上并未达到这一水平。

②此处所列的县长月薪根据于国民政府中央1933年正式制订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及1937年的补充规定。但这一规定各省并未严格执行。其主要原因是各省财政困难。除江苏、广东等富庶省份的县长薪俸与中央所定的标准相差不远外，多数省份的县长月薪，一般在160－280元不等（粟显运：《新县制的实施》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年版，第9页）。如湖北1934年所定县长俸给表，一等县县长月薪为240元，二、三等县县长月薪220元（湖北省民政厅编印：《湖北县政概况》（1）1934年第2～4页）。江西县长月薪（1932年7月—1935年6月）一等县实支210元，二、三等县实支200元，1937年7—10月，江西省一、二、三等县县长的月薪分别为272元、256元、240元（李德培：《江西县长之分析研究》载《地方建设》第1卷第4、5期合刊）。以上均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06页《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替》一文。

③军官一般还有一定数额的津贴，随职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大学教师月薪和大学职员月薪的资料来源：《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5年；军队官员月薪的资料来源：《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3期；工人薪来源：《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第277页；（以上三者转引自王大明《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声望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县长月薪资料来源：《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替》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106页。

从表9.11中可以看到，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比大学职员和军官的工资略高，比县长的实际工资也要略高一点，从实际工资来讲，县长的俸给略高于大学副教授。但军官还有津贴，而县长的月薪还不及中央机关的一名科长。⁽¹⁰⁴⁾然而，毕竟比一般工人的工资高出数十倍。在战前，各地物价虽有高低，但差距不大。以福建为例，抗战前，一元钱可购买白米20市斤左右，或猪肉3～5斤。⁽¹⁰⁵⁾如战前教授月薪300～500元计算，则可买白米6000～10000斤，或猪肉1200～2000斤。据江西萍乡县的统计，1937年上半年，每人每月生活开支约7.1元⁽¹⁰⁶⁾；而据当时的一些社会学研究者的研究，中国20年代末30年代初，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一般维持中等水平的个人生活费只需10块大洋足矣。⁽¹⁰⁷⁾依次，当时一个副教授的月薪250元，大约可维持25个人的中等水平的基本生活。这说明，此时科学家的经济收入还是相对优厚的，经济地位相对较高。这也许正是此时科学家不断增长，科学成果不断取得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科学家的社会声望，研究者王大明曾有专文论述20—30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知名度问题，⁽¹⁰⁸⁾他很富于创造性地依据于当时出版的两部中国名人录，来分析当时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声望。一部是由美国人编撰的《中国名人录》（Who摧s who in China，1918—1950）⁽¹⁰⁹⁾；另一部是由1931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由樊荫南编撰的《当代中国名人录》，这是由中国人自己编辑的第一部现代名人录，收录各类名人几近五千。具体可见表9.12。

表9.12　二、三十年代科学家在中国名人录中的分布比例情况对比表

从表9.12中可见，军政界以及金融商业等的比例大大超过科学界。在《中国名人录》中，科学家的人数比例非常低；即使在中国人自编的《当代中国名人录》中，政、军、涉外各类以及金融商业、法律类中的相应人员的总比例，大大超过了50%，而理、工、农、医四类的总的比例仅占14.5%，若再加上文教类，也不过是27.1%，若只计算纯粹的科学家，即理和农、医之一部，则比例当在8%以下。可见，当时科学家在人们心目中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

我们再来看看科学家的精神特质。

30年代前后一代科学家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地位，成为中国第一代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群体；当然，如果从留学经历而言，这一代在西方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归国留学生，可以说是第二代留学归国的科学家；而从中国整个近代科技发展史来看，如果把晚清时期的洋务一代科学家作为第一代科学家的话，那么，这又已经是第三代科学家群体了。可以说，经过自近代以来长期的科技发展，到30年代前后的中国科学家群体，其精神特质已经有了重要的变化。如果说，第一代科学家是为传统的和技术的，五四时期第二代科学家是为思想和精神意义的话，那么，30年代前后第三代中国科学家群体则开始有了科学与技术并重，有相对的科学自主性的一代。

关于科学及科学家的自主性，在中国有一个较长的追求过程，而三代科学家在社会处境、地位和心理状态等各方面都是极其不同的。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以后，一批热心探索近代格致之学的科学家就开始产生。这批科学家可以说是最早接触到西方科技的一代，也是处在“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下第一次使得科技在中国有了其一定的地位。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几乎没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无视科技落后的现实，盲目排斥先进的科学技术，地主阶级中的顽固派一再鼓吹“天文、算学为益甚微”，“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¹¹⁰⁾百般阻挠近代科技的传入。在这种情况下，要产生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科学家是很难的。时人杨模曾感慨地说：“今者新学昌行，或举前人撰述土苴视之，岂知蓝筚创始之艰，固远过时贤数十百倍也哉！”⁽¹¹¹⁾“中体西用”理论的创立，以及各种科技书籍的翻译，打破了原来的局面，使科技发展第一次有了合“理”又合法的地位，一些洋务官僚开始重视培养和提拔本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从此，一批属于中国自己的近代科学技术专家脱颖而出。因此，这批科学家常常是因为受到洋务官员的举荐重用才得以施展才华。如曾国藩“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他多次精心挑选、破格重用科技人才。当他探知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父子“自创铁模与洋炮无异”，便立即奏请朝廷将他们调至身边。当他得知徐寿、华蘅芳有“奇才异能”时，马上“同荐于朝”，并专派江苏巡抚薛焕“奉特旨访求，咨送军营”。容闳曾说：“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在曾国藩幕府中，徐寿、华蘅芳等在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开始自行设计制造一艘25吨的轮船，于1865年“初行大江中，七时内可逆水行二百五十里，及回而顺水，的轮船，于1865年“初行大江中，七时内可逆水行二百五十里，及回而顺水，不过四时已到。”⁽¹¹²⁾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后，一批中国学者如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以及李善兰、赵元益、蔡锡龄、郑昌棪、李凤苞等被重用聘请到翻译局，与西人共同译西书，大批西学科技书籍经他们翻译介绍，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中国近代最早一代科学家也通过与西人共译西书中成长起来。

洋务事业急需科技人才，而广大科学家在从事自己的科学事业时，受到官方的重视，也如鱼得水。在洋务运动前，许多知识分子苦于报国无门，甚至赉志而没，到洋务事业的举办，科技人才得到重用，许多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事业，有了较为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才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现。

但是，洋务派人士和科技专家对科学的态度是不相同的。科学家们大部分是从爱国出发或从科学求真目的出发的。而洋务活动目的则是为“明靖内歼，暗御外侮”（曾国藩语），又因“借助外国，自古为患”，故要设法自己讲求，“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然后，“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¹¹³⁾维护封建统治。也即洋务时期，科学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已经开始受到推崇，90年代初，在上海颇负文名的沈毓桂为韦廉臣作传，说这位英国传教士“凡于天文格致一切正学无不罄其精微。”⁽¹¹⁴⁾虽不无溢美之词，但沈氏已经把格致之学看作“正学”了。格致之学是“最大学问”，是“正学”，说明了人们的观念开始了不寻常的变化。科学家的地位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毕竟还只是初步的、有限的，根本上还是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许多科学事业因无制度上的保证，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科学研究成果在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不可能被广泛运用于生产，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科技发展仍缺乏真正的动力。科学家的事业还只能依附在洋务官僚的羽翼之下，被作为有用之物，这自然与真正的科学还相差甚远。科学家的自主性更是无从谈起。

此后，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的科学家与思想界一道，不断地寻求着科学的自主地位。而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旧的体制和文化思想上的束缚。随着思想界对体制改革的倡导和实践，为国家民族的富强，科学教育开始了，出国留学学习科学技术的多起来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时，出现了第一次留学生回国的高潮，由此形成了第二代中国科学家群体，而这一代科学家人数相对较少，加上历史的局限，他们在宣传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多的是要为科学在中国争取应有的地位。他们和五四启蒙思想家一道，倡导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其突出的作用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为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然而，科学的自主研究和科学家的职业化并未因此形成。

我们知道，民初第一代留学归国科学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但同时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具有浓厚的传统读书人的意识，以不问政治为清高。两种文化的熏陶使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了桥梁角色，具有过渡性特征。对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视，使他们能够脚踏实地从事科学普及和研究工作；独立民主的精神使他们努力维持科学的纯洁性，不受任何个人和团体的控制。⁽¹¹⁵⁾传统的书生意气使他们无意于政治，唯学术是高。⁽¹¹⁶⁾这些特点使得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科学团体得以安然渡过民初那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各种“主义”纷争、各种思潮泛滥的岁月，在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的斗争漩涡中，在物质资源极其匮乏的条件下，能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其实，这一特点恰恰又是他们的缺点。过分强调独立民主精神使他们往往为社会所不容；不问政治的清高又使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这些缺点使得他们在争取政府、社会的支持方面受到了制约。特别是经费的获取方面极其艰难。⁽¹¹⁷⁾当然，科学家们的这种精神处境正是社会条件使然。社会的缺陷才是科学社发展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一向视科学为“奇技淫巧”，不登大雅之堂；传统重人伦而轻科学的教育体系，使得传统知识分子对科学不甚了了；而大众文化的普遍落后更使得普通公众不知科学为何物。清末教育制度改革后，科学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在短期内还不能产生明显效果。中国社会经济的极其落后又使得社会很难产生对科学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科学不可能为社会看重，科学研究不可能社会化。科学研究也就受到限制，科学家的精神处境自然有其难言之隐。

到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内一些关心学术的人士以及学术界人士都看到了发展科技的重要性，特别是认识到成立国家正式研究机构的重要性后，科学在中国的处境开始大为改观，科学家的精神处境也随之大为改变。同时，30年代前后以在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归国留学生为主体而形成的第三代科学家群体，大都出生于20世纪初的江浙闽粤一带，多数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一流大学取得高级学位，知识面比第二代宽，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回国后能在教学的同时继续进行在国外已经开展的研究领域中的工作。这一代科学家总数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比上一代要多得多。由于有了前两代科学家为他们开路，他们不像上一代科学家那样要化很大的精力为科学在中国争取适当的地位，而是把课堂、实验室和工厂车间作为科学工作的阵地。他们在中国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逐渐引起国外同行的重视。他们对科学研究是以探索未知为目的、科学研究的自主性、科学的发展有相对的独立性等有较深的体会。他们已有较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科学。他们之中有的已能够开始讨论甚至实施“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他们较为自由讨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及其相互关系。他们也不必要像第一代科学家那样依附于政界，靠洋务官僚的提携过活和开展科技工作，也不必要像第二代科学家那样为了争取一点经费而“沿门托钵”，四处乞求也难以维持。他们已有较好的社会环境，尽管经费问题仍然是一大问题，但境况毕竟已是今非昔比，不仅有政府的政策倾斜和一定的财政资助，而且有一些基金的辅助甚至有工商企业的资助。这一切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在精神特质上已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也标志着现代科学家群体的产生。

当然，我们说这一代科学家群体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但仍未能达到完全理想的地步。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反映出这一点。在政治上，前面我们已经论述到，学习科学的人已经有相当的入仕机会，科学家参政在30年代也达到了高潮。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科学家入仕现象在此时达到顶峰，从另一角度看，又正是一些科学家为了给科学争取到更高的地位，这从一些科学家的言行中即表现了这一点。⁽¹¹⁸⁾至于经济地位上，我们也在前面有论述，科学研究的经费问题并未能彻底解决，许多科学家同样还要因此付出艰辛的劳动，30年代中国科学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要呼吁社会对科学的重视，以求得多方面的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