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籍贯区域分布及海外留学经历分析

2.科学家的籍贯区域分布及海外留学经历分析

考察252位科学家的籍贯，我们可以发现，在数量上处于最前列的是浙、苏、粤、闽四省，共有144人，约占统计总数的57%，其次是河北、上海、四川等，而河北省主要以地学为主，河北省地学科学家占该省科学家统计总数的近63%，占所有统计的地学科学家总数的28%；⁽⁹⁹⁾浙江省的生物学农学科学家也特别多，有23名，占该省统计科学家总数的49%，占所有统计该学科科学家总数的37.1%；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数理化等基础科学的科学家主要集中在苏浙赣皖及上海等省区，总数达48人，占所有73名数理化科学家的66%，如加上粤闽两省，则占所有数理化科学家的85%；山西、陕西、云南、贵州、辽宁等省区所占比例甚少，而其他还有更多的西北、西南和东北省区甚至没有。由此可见，科学家籍贯分布情况极不平衡。（见表9.9）

关于科学家籍贯区域分布不平衡情况，李福堂先生曾对现代中国1955—1980年468位学部委员的籍贯区域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同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¹⁰⁰⁾笔者认为这些原因同样是20—30年代科学家区域分布不平衡的原因，在此值得我们借鉴分析。这些原因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

首先，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影响当时中国科学家地域性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江南地区自南宋以来就是全国最富庶之地，又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以后，商品经济和商业组织得以最早发展的地区。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这一带地区的科技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而且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才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¹⁰¹⁾可以说，经济繁荣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科技发达的主要原因。20—3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一些省市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的经费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就可见一斑。如南京市在1931、1932、1933年用于文化教育的经费分别是723304元、738396元、840000元，分别占其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2.7%、16%和15.9%，大大高于全国约2%～3%的平均比例。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率也是这一地区最广。如在全国各省的图书馆中，也以江苏、浙江等省图书馆规模最大，藏书也最多。

表9.9　252名科学家的籍贯区域分布情况表

其次，中西文化交融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东南沿海一直是文化之邦，再加上沿海的优越地理位置，自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之后，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东南沿海就特别突出和明显。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就大多选择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又远离政治中心北京的苏浙粤闽等省进行传教活动。这些传教士以在中国传播科学技术及其思想作为其活动的途径，广泛接触了当地的社会名流；并和中国学者一起，共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而且利用东南沿海地区开放的通商口岸，建立了许多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其中一些学校主要开设西方科技方面的课程，直接推动了该地区的科技发展。

到近代，在西方文化大潮的推动下，洋务事业和文化教育开始较大规模地发展。而这一过程中，东南沿海地区一方面由于交通便利，与外国交涉事务多，特别是广东、上海两地，是“中外交涉事务”的“总汇之所”；另一方面，这一地区实地兴办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较早体会到学习科技的重要性。洋务所办的学堂大部分集中在这些地区。在有统计记载的洋务派所办的28所学堂中，上海5所，广州4所，南京和福州各3所，武昌4所，天津5所，北京1所，其他共3所。而且南北方学堂的成绩好坏有别。李鸿章曾说：“北方风气未开，学生非唯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¹⁰²⁾1871年，在容闳等人的倡议下，派出第一批出洋学生120人，因北方较闭塞，学生中北方人极少，“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多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¹⁰³⁾这一切实际上为后来东南沿海地区科技的发展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20世纪以后，随着英美科技的发展，加强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科技文化发展。而这其中，已经具备了较深厚的人文与科技基础又有优越地理位置的东南沿海地区，更是发生着“马太效应”。欧美人在华教育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他们在华所办学校的小、中学在校学生数，粤闽苏浙四省占了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一些经费充裕的教会大学到1918年在中国有14所，而其中10所分布在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中国许多的现代科学家就曾就读于这些学校，而当时中国的私立大学仅8所，与教会大学的学生数之比是5∶4，可见教会大学在当时中国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到20—30年代以后，中国自身创办的大学开始较大规模地发展，而在苏、浙、沪等地的高校，特别是浙江大学、上海交大、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教学质量相当高，成绩较显著。

从以上两个方面看来，20—30年代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在籍贯的区域分布上的不平衡，当是事出有因的了。

在252名科学家中，有223名科学家曾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占总数的88.5%。有关这些科学家的留学国别见表9.10所示。

表9.10　223名有留学经历的科学家留学的国别及地区分布表

从表9.10中，我们可以看到，有124名科学家曾留学美国，为留学生总数的55.6%，占第一位。留学西欧的英法德三国的有72人，占总数的32.3%。如果将这两项数字相加，曾留学美国和西欧的科学家达到196名，占总数的87.9%。而去日本的留学生仅为17人，仅占总数的7.6%。这一方面说明出国学习科学技术的留学生主要是在欧美；另一方面说明已经开始接触到当时最为先进的科技水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也就通过他们真正开始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