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及求学经历

1875年1月14日，我出生于上阿尔萨斯1区的凯瑟斯堡镇，在家里排行老二。父亲名叫路易斯·史怀哲，时任教会牧师，专门为人数不多的一群新教徒服务。祖父在下阿尔萨斯区的普法芬霍芬县做教师，同时还是一名管风琴师（他的三位兄弟也干着类似的行当）。至于母亲阿黛尔，出嫁前原本姓席林格，也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家住上阿尔萨斯区孟斯特谷2中的米尔巴克镇。

我呱呱落地才几个礼拜，父亲就带着一家子迁往孟斯特谷中的甘斯巴克镇。在那里，我和三个姐妹、一个弟弟一起度过了自己快乐的童年。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父亲时常患病，不过后来他的身体状况终于逐渐有所好转。战争期间，尽管法军的炮火从孚日山脉的制高点不断地向谷中扫射，致使甘斯巴克镇的大量建筑被毁、许多居民丧生，父亲仍然以七十岁高龄坚守在教区岗位，直到1925年寿终正寝。而我那可怜的母亲，早在1916年便已不幸于甘斯巴克镇通往威林泰尔的途中命丧骑兵的铁蹄之下。

当我五岁时，凭借外祖父留下的一架旧卧式钢琴，父亲开始对我进行音乐启蒙教育。虽然他的技法并不怎么高明，却总能即兴弹奏出悦耳动听的曲子。七岁那年，我在学校用小风琴给赞美诗曲调配上自创的和声，没想到竟然让老师颇感惊讶。一年后，尽管双脚几乎还够不着踏板，我却已经开始练习管风琴了。我对此种乐器的兴趣很可能遗传自外祖父，因为他不仅爱好弹奏，而且还乐于管风琴制作。据母亲所言，外祖父那出色的即兴演奏技艺在当年也算是颇有名气的。无论前往哪座城镇，他必定要了解一番当地的管风琴水平。闻听卢塞恩3教堂新配置了一架知名的管风琴，他甚至专门赶去观看工人的安装过程。

及至九岁，我第一次获得允许，开始有机会在甘斯巴克镇的教会仪式上顶替管风琴师登台演奏。

截止到1884年秋季之前，我一直在甘斯巴克镇的村校里上学。随后，我又去孟斯特的实科中学（该中学根本没有开设古典语文课）念了一年，并且利用课余时间补修拉丁语私教课，以便为将来进入高级中学第五级做准备。1885年秋，我如愿被阿尔萨斯区米约桑镇的高级中学录取。教父跟我的祖父同父异母，也叫路易斯·史怀哲，当时担任全镇小学的行政委员，便十分好心地让我寄居在他家。否则，仅靠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除了养活一大家子，几乎是不可能供我上高级中学的。

叔公夫妇二人膝下无儿女，平日在家里对我严加管教，这对我倒是非常受用。每每回想起他们施与的恩惠，我就禁不住感激万分。

在甘斯巴克镇和孟斯特求学期间，尽管阅读与写作曾叫我吃过不少苦头，但课业总算马马虎虎过得去。可是到了高级中学，刚开始我却学得很差劲。究其原因，一方面要怪我懒懒散散、耽于幻想，另一方面则由于我的拉丁语基础太薄弱，之前补的私教课仍不足以达到入学第五级的知识要求。直到升入第四级4并遇上韦迈博士，他教会我一些正确的学习方法，并且又给了我不少信心，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当然，经过头几堂课我便意识到：韦迈博士之所以能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无非源于他对每堂课都提前做足了准备。因此，他也成为我心目中认真负责的楷模。往后的日子里，我更是多次登门拜访过他。大战接近尾声时，我碰巧前往斯特拉斯堡小镇，也就是他安度晚年之所，便立马前去探视。不想竟意外听闻噩耗：长期的饥饿使得他神经失常，且早已寻了短见！

在米约桑镇求学时，我的音乐老师名叫尤金·梅奇，是圣斯蒂芬改革教会里一名年轻的管风琴师。而这也是他从柏林音乐学院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在柏林期间，适逢人们对巴赫激情复燃，他则更是如痴如醉。我想，正因为梅奇老师的缘故，我才有可能年纪轻轻便接触到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指挥5的作品，并且从十五岁就开始接受规范的管风琴演奏指导。但不幸的是，1898年秋，梅奇老师竟由于感染风寒而英年早逝。当时，我还专门用法语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悼念他。后来它在米约桑被公开出版，并成为我生平刊出的第一篇文字。

自从进入高级中学，我把主要兴趣都放在了历史和自然科学上。至于语言和数学，我则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略有所成。不想没过多久，对于自己原本毫无特殊天赋的这些课程，我竟然也都钻研得入了迷。结果，升到高年级以后，尽管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上拔尖，却已进入到中上游。当然，说到作文，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倒常常都是高居第一。

及至最高年级，拉丁文和希腊文都由威廉·迪克校长亲自教授。他来自吕贝克6城，为人德高望重。他在课堂上并不拘泥于常规的语言学说教，而是通过旁征博引古代哲学，让我们一窥近代思想的精妙所在。对于叔本华7，他尤其推崇备至。

1893年6月18日，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只可惜笔试部分发挥得不太理想，甚至连一向擅长的作文也不例外。然而在口试部分，凭借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独到的见解，我却引起了主考官（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阿布瑞特博士）的注意。结果，历史等级为“优秀”，外加几句赞美之词的衬托，顿时给我的毕业证书增色不少。否则，它恐怕只会显得平淡无奇。

同年10月，仰仗那位巴黎商人伯父的慷慨资助，我有幸拜在了巴黎管风琴大师夏尔玛丽·维多尔8的门下。本来，维多尔先生通常只招收音乐学校管风琴专业的学生，可由于之前米约桑镇的老师已给我打下良好基础，他在听过我一番弹奏之后，终究还是破格将我录取。维多尔先生的指点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他不仅从根本上完善了我的技法，而且还敦促我在弹奏中尽量追求创造性。与此同时，多亏有他的教导，我对音乐结构体系的真谛才能了然于心。

记得维多尔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安排在金秋十月。那天阳光温暖，适逢俄国水兵在他们海军上将阿维兰的率领下造访巴黎，以庆祝法俄两国正式建交。只见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四处挤满翘首期待的人群。由于人多拥挤难于通行，待我好不容易赶到大师家中，已晚了许久。

1893年10月底，我考入斯特拉斯堡大学，住在了圣托马斯神学院（威廉学院）。院长是学识渊博的阿尔弗雷德教士，当时正潜心于完成加尔文作品的编纂工作。

尽管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没多久，却早已名声在外。全体师生不受传统所限，一心致力于实现现代大学这一宏伟理想。在教员中几乎见不到老迈的教授，整座校园生机勃勃，洋溢着无限青春活力。

我同时研习了神学和哲学两门课程。由于在高级中学期间我只学到希伯来语的一点皮毛，第一学期几乎都被耗费在希伯来语的入学资格考试9上。所幸历尽艰辛，我总算于1894年2月17日顺利过关。之后，我又继续迎难而上，孜孜以求，才终于在希伯来语方面学有所成。

尽管当初希伯来语的入学资格考试让我焦头烂额，却丝毫没有打消我聆听海因里希·朱利叶斯·霍尔兹曼10所讲授的福音书（即马太、马可和路加三福音书）比较课，以及威廉·文德尔班11和西奥博尔德·齐格勒12所开设的各类哲学史课程。

1894年4月1日，我开始为期一年的兵役。多亏有好心的队长（名叫克鲁尔）关照，我几乎每天都能在学校待到晚上十一点，以便聆听文德尔班先生授课。

当年秋天，部队开往奥克费尔登一带（即下阿尔萨斯）演习，我顺便把希腊文版的《圣经》也装进了背包。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神学学生想要获得奖学金，就必须在冬季学期开始时通过一项涉及三门课程的考试。幸好，正在服兵役的学生只需考一门，于是我选择了福音书比较课。

我之所以带上希腊文版的《圣经》去参加演习，为的就是避免考得太糟糕，不至于在可敬的霍尔兹曼先生面前丢脸。记得我那时候精力很旺盛，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疲惫，甚至将夜晚和节假日都用来学习。早在暑假期间，我便已通读了霍尔兹曼所作的评注，因此其时只着重熟悉正文，并检验一下自己对他的评注和讲义究竟掌握了多少。没想到，这样一来我竟然收获颇丰。霍尔兹曼曾提出过假设，认为《马可福音》才是最古老的福音，其梗概正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之基础。该说法早已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它似乎也证实了某个结论：耶稣的公共活动只能依靠《马可福音》方可作出解释。我对此一直困惑不已。剩下的日子，部队驻扎在古根汉村。某天，正当我仔细研读《马太福音》第十和第十一章的时候，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该章节所述内容之重要意义，仅仅代表了霍尔兹曼本人的观点，与《马可》或《马太》全无关联。

《马太福音》第十章中记述了十二门徒的使命。临行前，耶稣曾有警示：他们很快就要大难临头。然而，最后类似的事情却并未发生。

耶稣还透露：在他们走遍以色列诸城邑之前，“人子”就会显现，这仅仅意味着神圣的弥赛亚的国度即将降临。因此，他对于众人的归返不会怀有任何期望。

可是，耶稣竟然又让他的门徒企盼一些并未发生之事，这到底该作何解释呢？

尽管霍尔兹曼作过阐释：关于耶稣，我们所处理的并非一个历史话语，而是一个由后人根据他生前之“耶稣语录”汇编而成的文本。针对此等说法，我却不敢苟同。毕竟，后人绝无可能让耶稣吐出一些最终都未能实现的妄言。

依照福音原文，我不得不相信：当时耶稣确实在预示众门徒即将遇难，并且超自然的“人子”随后便要降临。然而，他的这一预言终究也未能得到证实。

可耶稣怎会作出这种预期呢？而且，眼见事态背道而驰、出乎意料，他的内心究竟作何感想？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记录了施洗者约翰提出过的问题，以及耶稣给予的回答。在我看来，霍尔兹曼跟其他评注者一样，针对此处都未能有效地解开谜团。当约翰询问耶稣：您是否就是那个“即将来临之人”？他究竟有何所指？我暗自琢磨：假如说“当来之人”指的便是弥赛亚，那么在当时就已经毫无疑问了吗？参照后期犹太教的弥赛亚信仰来看，弥赛亚降临必定会有一个前兆，即以利亚的复活。而且，对于这个之前所预期的以利亚，耶稣在告知众人（《马太福音》，11：14）施洗者约翰本人才是“即将来临的”以利亚时，曾有过“当来之人”这一说法。因此我推断，约翰在提问中所采用的措辞也具有相同含义。他并不曾派门徒前去询问耶稣：自己本人是否就是弥赛亚。尽管有些莫名其妙，他却很想从耶稣那里确认自己是否正是那个众望所归的弥赛亚之前兆——以利亚。

可耶稣为何不肯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呢？有人说含糊其辞恰恰是为了试探约翰的忠诚，这显然是在回避争论点，而且已经衍生出了不少蹩脚的布道内容。比较易于理解的假设是：耶稣之所以选择不置可否，就因为他还没打算将自我认定的身份公之于众。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关于施洗者约翰提问的解释都足以证明：在当时，信奉耶稣的人根本没有把他尊为弥赛亚。否则，如果他已经以任何方式被接受为弥赛亚的话，约翰必定会在提问的过程中表明这一点。

我作出新解释的另一个原因是耶稣曾经说过的话，那还是施洗者约翰的信使离开之后他对众人说的：“凡妇人所生者，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马太福音》，11：11）

对此，人们通常理解为：耶稣所言不过是在非难施洗者约翰，并试图将对方置于那些作为天国信徒追随自己左右的众人之下罢了。在我看来，这不仅令人失望，而且很不得体，因为毕竟这些信徒也一样是妇人所生。摒弃此种解释的同时，我不禁又得出一种推测：通过将施洗者约翰与天国成员作对比，耶稣所考虑的乃是自然界和超自然弥赛亚世界之间的差异。作为尘世间的一介凡夫，约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伟大。可天国成员早已不同于自然界之人，伴随着弥赛亚国度的出现，他们也悄然经历着转变，并由此升格为一种超自然的状态，呈近似于天使般的模样。既然他们已经变成了超自然的生命，那么其中最卑微的也比活在这个即将消逝的自然世界中的最伟大人物强。的确，无论成为一名崇高或是卑微的成员，施洗者约翰终将回归天国。不过，他的伟大独一无二，远远超越了其他人类，则恰恰体现在其化身一直长存于自然界中。

因此，大一学年即将结束时，针对耶稣派遣众门徒执行使命前的种种言行，尽管有关诠释被普遍认为与历史相符，我却仍然倍感困惑。也正是这个原因，对于将耶稣生平看作是基于史实的诠释，我也逐渐开始产生了质疑。

演习结束回到家里，我的眼界顿时开阔了许多。其中有一点我十分确信：耶稣所预示之王国，绝非他本人及其信徒能够在自然界中创建和实现的，它必须伴随着一个超自然时代的出现同步而生。

在不久后参加的一次考试中，由于觉得挺冒昧，我并未对霍尔兹曼有关耶稣生平的看法显露出任何质疑，毕竟那也是当时学界批评普遍接受的。当然，实际上我也根本没有机会那么做。要知道，霍尔兹曼为人之宽厚是出了名的。在二十分钟的面试过程中，他不仅对我这个因兵役而中断课业的年轻学生非常和蔼，而且竟然只要求把前三个福音的内容作一番概括性的比较就行。

接下来几年的大学生涯里，我时常忽略了其他课程，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独立钻研福音和有关耶稣生平的一些问题上。通过这些研究，我开始越发坚信：要想找到解开谜团之答案，关键就在于弄清楚耶稣派遣门徒完成使命时的谈话内容，身陷牢狱的施洗者约翰派人向耶稣提出过什么问题，以及耶稣在众门徒归来时所作出的具体反应。

我由衷地感到庆幸，与别国大学的做法不同，这所德国大学对于学生的学习并没有监管得太死，也不会以频繁的考试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而是尽量给每个人提供独立研习的机会！

当时，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院弥漫着一股极其自由的学术风气。除了霍尔兹曼，还有一位名叫卡尔·布德13的《旧约全书》专家。他刚来斯特拉斯堡大学不久，是我最最喜欢的神学课老师。此人阐述学术问题的方式既简洁又巧妙，令人如沐春风。我觉得听他授课简直无异于一种美的享受。

除了神学课，我经常也会去听一些哲学课。

另外，我还师从贝勒曼的弟子雅各布斯涛尔学习音乐理论。他的某些思想未免有失偏颇，竟认为贝多芬之后的所有音乐作品都算不上艺术。不过，如果纯粹就对位法14而言，我们倒是能从他那里学到很透彻的知识。对此，我自然满怀感激。

在我的音乐发展道路上，特别需要感谢的人是厄纳斯特·梅奇。他是我在米约桑的一位老师（即尤金·梅奇）的兄长，不仅在斯特拉斯堡的圣威廉教堂做管风琴手，而且在跟圣威廉教堂唱诗班共同发起的巴赫音乐会上担任过指挥。正是此人让我在清唱剧15和受难曲中做管风琴伴奏的。刚开始，我只是在排练中给尤金·梅奇顶岗，等到了实际演出还得由他亲自出马。可没过多久，碰上尤金无法到场，我便能获得出演的宝贵机会。这样一来，尽管我当时还年轻，已经非常熟悉巴赫的作品不说，还能利用演奏大师的清唱剧和受难曲之良机学着处理一些临场问题。

十九世纪末，适逢巴赫作品开始复兴，斯特拉斯堡的圣威廉教堂被列为最重要基地之一。厄纳斯特·梅奇对圣托马斯合唱指挥家（指J.S.巴赫）的作品颇有研究。尽管清唱剧和受难曲的现代化演绎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他却勇于成为摒弃这种表演方式的先驱之一。依靠著名的斯特拉斯堡管弦乐团为自己的合唱队伴奏，他始终坚持追求更为纯粹的表演风格。多少个夜晚，我们常常坐在一大堆清唱剧和受难曲的乐谱之间，热火朝天地探讨其恰当的演绎方式。在这些音乐会中，接替厄纳斯特·梅奇担任指挥的乃是他的儿子弗列兹·梅奇，亦即斯特拉斯堡音乐学院院长。

跟巴赫一样，理查德·瓦格纳16也令我崇拜不已。记得我在米约桑还是个学生时，十六岁那年第一次有机会进剧院，听的便是瓦格纳的《汤豪舍》。没想到音乐产生的魔力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数日过后我才好不容易把注意力收回到学业上。

在斯特拉斯堡，由奥托·洛斯担任指挥的歌剧表演精彩绝伦，而我也有幸完全熟悉了瓦格纳的所有作品。当然，只有《帕西法尔》是个例外，因为那时它仅仅在拜罗伊特音乐节17上才会演出。1896年，亲往拜罗伊特音乐节欣赏《尼伯龙根指环》四联剧重演的难忘经历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要知道，这还是1876年首演以来的第一次排演。虽然巴黎的朋友们早已赠予门票，可为了筹集旅途的各项费用，我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现如今，每当我欣赏瓦格纳的歌剧时，只要看到除音乐之外那种种哗众取宠的舞台效果，活像是在搞影展，我就不由得深感遗憾。回想之前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舞台布景，正是源于那份简朴，才产生了无比动人的感染力。不论是舞台设置还是整个表演本身，都满满地凝聚着已故大师的精髓。

弗格尔所扮演的火神洛格，唱词和动作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刚一亮相便立刻成为舞台上的焦点，在不经意之间已将全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有别于现代演员流行的做法，他并未穿着花里胡哨的戏服，也没有踏着洛格主题曲的节拍绕舞台翩翩起舞。唯一非比寻常的是他那件红色斗篷。他就这么随着音乐的律动，像是不由自主地，一会儿把斗篷甩到左肩，一会儿又突然甩到右肩，而眼神则始终关注着周遭的动向，但又超然于事外。因此，他明显象征着诸神之中一股不安分的破坏力量：轻率地大步向前迈进，直至迎来自己的毁灭。

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求学生涯很快即将结束。1897年夏季接近尾声时，我参加了第一次神学考试。而说起所谓的毕业论文，我们得到的题目是《施莱尔马赫18的最后的晚餐说与〈新约全书〉思想及宗教改革者信念自白之比较》。全体考生都给安排了这样的作业，并且必须在为期八个礼拜的时间内完工。论文质量直接决定该考生是否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考试。

为了圆满完成写作任务，我只好再次研读福音书和耶稣生平。可是，就准备毕业考试而言，所有“最后的晚餐”的诠释，无论是教义性或是历史性的，都很难令人满意。关于耶稣和众门徒举行庆祝仪式之历史重大意义，以及原始基督教圣餐仪式起源之重要性，它们都不曾作出相应的论述。在施莱尔马赫的名著《教义学》中，他专门用一节来探讨“最后的晚餐”，其中某句评析引发了我无尽的深思。他指出：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有关“最后的晚餐”的记述，耶稣并没有嘱托门徒再次举行晚餐仪式。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明白一点：原始基督教团体之所以再次举行晚餐仪式，这只可能起源于耶稣的众门徒，而绝非他本人。可是，尽管施莱尔马赫以精辟的理论作出了相应的阐述，却并没有穷尽地探索其潜在的历史结果。这不禁令我如痴如醉，即便完成了资格论文也不肯中断研究。

我暗自琢磨：假如两部最古老的福音书中都不曾提及重新举办晚餐的指令，那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众门徒是自作主张，自发带领信徒们再次举行了这次晚餐仪式。然而，即便耶稣没有以言行予以明示，除非最后这次晚餐的本质决定了其重要性，他们才会那么做。既然一直以来，关于原始团体如何在没有耶稣指令的情况下举行晚餐仪式都无法得到澄清，我只好归结为：最后的晚餐所涉及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决定继续展开研究，以便彻底弄清楚一点：晚餐对于耶稣及其众门徒的重要性，与在天国（它即将出现）里举行的弥赛亚庆祝晚宴之间，是否果真毫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