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求学经历

赵光宙：传奇人生之传奇故事

赵光宙

浙江东阳人。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1981年、1988年分别获浙江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任浙江大学电机系副系主任，1999年任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现任电气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89—1992年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工作，2001年为德国高级访问学者。现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分院院长。

研究方向：电气自动化，复杂系统的分析与控制、控制工程中的信息处理与计算智能、控制理论及应用，复杂系统的分析与控制，运动控制系统及其先进控制技术，信号分析与处理。

科研情况：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及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完成国家、省部级重大横向科研开发项目20余项；先后获浙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导师二等奖、教学成果一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次，均为第一获奖人；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国家重点规划教材各1部。

他身兼多职，他先后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及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1989年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工作，在此期间设计的控制软件到现在还在研究中心运作得很好。他只读过8个月的大学，却培养了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他的学生声称他有一段非常传奇的求学经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赵光宙教授出生于浙江东阳，196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但是他说自己真正的学习时间只有8个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65年9月1日，他进入清华大学这座中国第一学府。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时，他经历了人生的一次转折。还没开始上课，他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了国庆活动。他说：“当时训练就占去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没开始读书就参加活动了。”国庆过后，他又被派去京密大运河挖水库。一直折腾到10月中旬，才开始上课，紧接着1月份寒假开始了，所以大学第一学期他只上了两个多月的课。

第二学期，4月份学校里开始贴大字报，“文革”的气息在校园里迅速蔓延开来，4月底学校停课，学生们都被安排到工厂去干活。这以后他就只有断续的读书时间，总共加起来有8个月。

1970年3月，他们这一届学生毕业了，毕业时连个毕业证书也没有，然后分配工作，同学们都被分配到最差的地方，他进了山东的一个工厂。在工厂里做的都是力气活，跟工人们一起在车间里劳动。他认为虽然干得很辛苦，但也是一种收获，学到了很多东西，增加了生活经历，学校的学习是理论的，车间的劳动是实践的，这段经历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车间工作一年半后，他被抽调到工厂的技术科当技术员，他开始自学一些相关的技术知识。技术科的工作跟电气、控制有关，他在这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喜欢钻研，这就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文革”结束后，他进了山东省电气电子研究所，当时主要的任务是技术攻关。因为要到别的地方解决各种技术难题，所以需要经常出差。1970年10月的一天，他出差回来后，妻子告诉他一件事，这是他人生的最重要转折，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

妻子对他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研究生制度也恢复了，她已经帮他报了名。他当时愣住了，虽然自己毕业于清华大学，但自己总共的学习时间加起来也不过8个月，怎么考？

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命运开始对他微笑，三个多月后，他接到了硕士研究生复试通知，事后他了解到当时参加考试的50多人，只有4个人进入了复试。那时的条件非常不好，连考试要看的书也没有。怎么办？他找到了厂里的一个副主任，通过副主任联系到了大学里的一个老师。几天后，他坐着厂里的运货车到济南去借书。书是借到了，但是离复试的时间只剩六七天了。

“那几天时间里我把老婆孩子都赶出了房间，天气炎热，在房间里放了几盆水降温，然后就开始没日没夜的看书，饭也是记起来才吃一点。”他回忆说。

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但复试不怎么理想，但他并不气馁，后面还有面试。在面试中，他凭借着丰富的工作经验，顺利通过了面试那一关，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一员。

历时十二年后，他终于又回到了学校。

研究生的课程很紧，而且他的本科学习基础不好，研究生课又必须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行。于是他开始给自己补课，以前没学过的统统自学一遍。

这其中还有他学习英语的一段经历。32岁，已经过了学习语言的最好阶段，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进行恶补。

“我每天早上早起去读英语，别人没起床就去了，早那么一点。”也就是“早那么一点”让他克服了求学乃至人生中的很多难关。众所周知，研究工作是需要极大耐心和毅力才能完成的。他的整个求学生涯里无不贯穿“拼搏”二字，没有任何基础，没有任何背景，努力是唯一的资本。

毕业时，他的论文被评为“优秀硕士论文”，而且在硕士生期间，他已经在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还应邀参加了一个全国性会议作学术报告。当年的《人民日报》在对“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赵光宙”这个名字。

他的求学史里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在山东工作时，他就结婚了，婚后一对双胞胎出世，姐弟俩的出现给家庭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但当他要回浙江学习时，难题出现了。妻子在医院上班，平时工作很忙，实在没有精力照顾两个孩子。经过几天思索，他决定带一个孩子回浙江，减轻妻子的负担。到学校后，孩子就寄养在亲戚家里，每个星期天，吃过午饭后他就会去看孩子。这已经是他能抽出的最多的时间了。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学习的任务相对轻松了一些。但他的求学之路仍在继续。1985年，他开始读在职博士，1988年，他成为浙江大学电机系自动化专业第一个博士。

1989年，他应邀到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工作，既接触了自动控制领域最先进的东西，也使他的许多观念得到了更新。在德国工作期间，他深深地理解到了当时中德两国存在的技术差距，也加大了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决心。

“从个体角度讲，在智力或者努力程度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德国人差，我在德国工作期间也做过很多重要设计，我的努力和工作成果都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但是整体技术水平就存在一定差距了。”回国后，他主持了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等重大科研项目，硕果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