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力资本市场

第二节　中国人力资本市场

一、现状

中国是人口大国，如何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教育大国发展成为教育强国，把人口大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一直是各级政府、社会和人力资本市场关心的共同问题。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规模为8.7亿人。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的人口仿真模型预测，未来20多年里，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将持续上升，到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亿人左右，要到2025年，我国劳动人口规模才会出现逐步下降趋势。

教育程度低和培训不足，是目前中国劳动人口的两大现状。

首先是教育程度低。教育部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2004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3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还不到初中毕业。而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就更低，现有近5亿农村劳动力（包括农民工）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占49.3%，大专及以上文化仅占0.6%。目前我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约为5%左右，而2000年加拿大该指标为50%，日本为47%，韩国为40%，美国为39%，就连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和印尼也分别达8%和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已成为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据教育部2003年公布的“中国人力资源基本状况分析”的专题调查，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6%，尤其是中部地区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多年徘徊在45%左右。近半数合格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意味着他们将直接参与就业或在家待业，长此以往将会积聚大批初中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对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不利影响。此后几年，在高校不断扩招的同时，高中及中专中职招生人数有所增长，但远远低于高校扩招。据2007年全国统计公报，从2003年到2007年，高校招生人数从382万增至566万，增长48.2%，而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从1138万增至1406万，增长23.55%，后者增长率仅为前者的一半。

其次是培训不足。据农业部门统计，我国现有的1亿多进城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占87.5%，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仅占2.4%，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不足10%。在整个技术工人队伍中，我国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为3.5%，而发达国家要达到35%。

教育程度低和培训不足，直接表现为我国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偏低，人力资源素质亟待提高，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人口素质低下”。从中央政府开始，全国上下已把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当作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来抓。据报道，重点是抓好三件事：一是教育公平和教育关怀，其核心就是关注并致力于消除由于各种外在差异而带来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二是建立弱势补偿制度，即对社会低收入阶层、妇女和女童、残疾人、农村和边远地区人口的教育补偿，对最弱势群体中有资格接受非义务教育的社会成员减免学费；三是农村转移人员教育与培训工程。继2007年两会强调“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之后，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颇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总体教育不足的同时，却出现了局部的教育过度现象。有报道说，一位女大学生到处找不到工作，可是，当她拿出高中毕业证书去求职时，竟被一家公司录用为文秘。还有一些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去考研考博，成为所谓的“校漂族”。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性问题。

二、市场出现高流动性

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现象，是当代中国人力资本市场出现的一个新特点。

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表现为农民工进城，据劳动保障部推算，目前中国农民工流动就业的数量已达1.2亿多人，而且还以每年1500万—2000万人的速度递增。

在城市，人力资源流动主要表现为跳槽。2006年3月1日，上海市劳动保障部门首次发布“上海职业流动周期分析报告”，报告在对过去一年来全市共95万人次的退工登记备案记录进行分析后，得出的数据为：2005年上海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周期为46.4个月，即接近4年，这一数字与2004年相比缩短了9.2个月。从劳动者的学历来看，本科学历者职业流动周期最短，为21.1个月，硕士研究生为22.8个月，大学专科学历为30.5个月，而初高中学历的职业流动周期为53.1个月⁽³⁾。与此同时，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还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上海工作人年末职场调查》报告，该报告于2005年底对5000多名上海工作人士进行调查后显示，有85%的人年后想跳槽。

而且，职业流动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高薪岗位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2003年到2005年三年中离职的中国基金经理，平均任期分别仅为1.25年、1.35年和1.34年。又如，IBM公司所公布的《2005全球人力资源研究报告》显示，亚太地区的高级与中级管理层的主动离职率为全球最高；而在亚太地区中，又以中国企业人才的流动率最高。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其实质是上节提到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第六种方式，即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迁移。然而，这一被描述为“孔雀东南飞”的中国劳动力候鸟式迁徙现象，在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冲击下，却出现了“反流”，从该年9—10月份起，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沿海劳动力向中西部大量回流，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这一新情况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而城市劳动者的跳槽，特别是那些学历高、年龄小、薪酬高的劳动者相对频繁的职业流动，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第五种方式，即寻找工作的活动；同样，这一活动在金融风暴袭击下也出现了逆向流动，如果说经济景气时期“跳槽”是人力资本市场的关键词的话，到了2008—2009年“饭碗”成了最受关注的话题。迁移也好，寻找工作也好，这两种投资都是努力寻求对自身所拥有资源的最佳组合，加之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方式——教育、培训和健康投资，受到社会上下的高度重视，所有这些充分表明，不管是在景气时期还是在衰退时期，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市场已经空前活跃起来，财经记者在这个领域的报道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