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妥协”与美国政治

美国管理学家、统计学家爱德华·戴明有一句至理名言：“我们信奉上帝。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虽然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其开国至今不过200多年，但是，政治斗争却催生了数据文化的萌芽。有人将“上帝与数据共舞”来形容美国的文化，说的是美国既有对神的诚意，又有通过数据求真的理性。而数据在其国家生活中的历史，却几乎和其建国史相生相伴。美国的建国者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在人口之间平均分配，这个平均，必须用数据来说话。也就是用数据分权克服民主的劣势，因此，人口普查写进了美国宪法。

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登上了1艘180顿、长90英尺的木制帆船扬帆出海，这艘船名叫“五月花”号。“五月花”号在海上风狂浪险地度过了66天之后，在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抛锚，按照欧洲的航海传统，他们首先登上了一块大礁石。

后来，这块礁石被视为美国的“圣石”，美国人把他们视为美国最早的开创者。普利茅斯的“圣石”代表着美国的开始。

1763年，英国在与法国争夺殖民地的7年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也给英国带来了1.3亿英镑的巨债，是英国战前的两倍。要想把国库填满，就必须寻找新的财源。于是，英国人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海外殖民地，特别是美洲大陆。

1765年，为了抵制英国制定的《印花税法案》，有9个殖民地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召开反《印花税法案》大会。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克里斯托弗·加慈顿提出了“美利坚人”的概念。很快这个理念传遍了13个殖民地，寻求摆脱英国的统治，实现独立的火焰开始在北美的大地上燃烧起来。1776年5月15日来自北美殖民地的120名代表决定脱离英国独立。当他们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就简单地把这个即将诞生的国家提议为“美国”。

美国的独立战争经过7年的苦战，1782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宣布停战。1783年9月3日，在英国代表团的驻地，双方签署了《巴黎和约》，独立的美国获得了英国的承认，从此，拥有了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地位。独立后，美洲殖民地议会通过了一个《邦联条例》建立起一个联邦制国家，原来的13块殖民地变成了新国家的13个州。此时的美国看上去只是这13个国家构成的松散联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中央政权只设议会，未设总统，立法权、征税权、征兵权，以及制定对内对外经济方针的大权仍然由各州自行其是。独立战争时的美军总司令华盛顿写道：“要么我们在一个领导下成立联邦而结合为一个国家，要么我们就保持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永远互相争吵。”华盛顿甚至怀疑美利坚民族能否生存下去。

1787年7月4日，这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盛夏酷暑中的费城，美国的立宪会议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要创立一个中央集权系统，同时他们又要限制中央的权力，使它不会危及每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既要共和，也要民主。因此，立宪会议陷入了僵局。中央政府如何组建？国家权力如何分配？各项职务又由谁来担任？这些问题，立宪会议来自大小不一的13个州的55名代表已经争论了将近两个月，但依然无法达成共识。讨论的中心就是立法权的分配，也就是国会如何构成。

一种是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等大州主张：更多的人口应该享有更大的权力。而另一种是小州如特拉华州就公开声明，自己的人口虽然不及弗吉尼亚州的1/10，但既然以平等之身份结成联邦，在国会就必须拥有相同的席位。在无数的口舌之战之后，就各州向国会选派议员的名额问题上，1787年7月16日，大州和小州之间终于达成妥协，之所以称为妥协，是因为大州和小州都各让了一步：美国国会实行参众两院制，众议院的席位按人口比例在各州之间分配，这体现了民主原则，照顾了大州的利益；参议院的议席每州两名，平均分配，这体现了共和精神，突出了小州的平等权利。所有议员都由各州的选举自行产生，可以是通过普选，也可以通过议会选举。更重要的是，任何一项法案，都必须在参、众两院同时以多数通过才能生效。选举团的人数是按照他们在众议院加上参议院的人数而定的。这也就是今天美国国会两院制的由来。

这次妥协打破了立宪会议的僵局，争执的双方各自出让一部分利益，在利益平衡中实现合作。因此，被后世称为“伟大的妥协。”一种崭新的社会运行方式为后来的美国政治中数据分权奠定了基础。

当时美国所面临的环境是一个多元利益的环境，它有13个州，哪一个州都是一个利益群体。另外，13个州内部还分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有工商利益群体，有农业利益群体，他们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为什么能够达成妥协，是因为它承认多元利益的存在。

不妨假设美国只有两个州，一个州8万人，一个州2万人，每1万人产生1个国会席位，那么根据美国宪法，大州在众议院分得8席、在参议院分得2席，共10席；小州在众议院分得2席、在参议院分得2席，共4席，小州的席位总数虽然没有和大州一样多，但两者的比例为4︰10，远高于其人口比例2︰8。

更关键的是，一个议案必须在两院同时通过才能生效，设想，大州如果提出一个不利于小州的议案，那么在众议院，由于大州的席位多，可以轻易通过，但在参议院，大州只占50％的表决权，它必须说服至少一名小州的代表，议案才可能以半数以上的多数通过，成为法律。但事实上，美国不止两个州，而且“小州”的数量更多，这就意味着，小州代表占了美国参议院的绝对多数。到2005年，小州的总人口不到美国总人口的20％，但其参议员却占据了参议院50％以上的席位。毫不夸张地说，小州主导了参议院的话语权，任何不利于小州的决议都不可能在参议院通过。

那么，争吵的焦点是什么呢？这里既有利益问题，更有“多数暴政”的问题。

古希腊对民主原始含义的表述，即“人民的统治”。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界定，“民主是多数而贫穷的人成为统治者”。但是，他也担心“民主总是携带这种可能，即多数人可能会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或欺压行为”。会议最后决定，由中央政府牵头，在各州开展人口普查，以其数据为标准，对各州的议席进行分配。考虑到人口的动态变化，人口普查必须每10年进行一次，各州的议席多少再根据新的普查结果进行调整。在后续的讨论中，人口的多少不仅成为分权的依据，还和纳税的义务挂上了钩，即人口多的州，国会占的席位多，也要缴纳更多的税收。美国成为全世界最早为了权力分配而开展人口普查工作的国家。就这样，人口普查的数据，最后成了美国国家权力、资金、资源最根本、最公平的分配标准和依据。

美国首先从权利上培养数据文化这是一个历史的借鉴，否则又有谁来关心数据呢？数据分权就是数据治国、数据理政。美国政治生活中对权力精确分配的探索，为后世很多民主国家提供了借鉴。在美国建国后的200多年时间里，世界上平均每两个国家的政府就有一个被各种势力推翻，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却一直延续到今天。马克思赞誉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

随着党派权力的斗争，国家权力机构中政治分歧越来越大，当时的政论家、教育家诺亚·韦伯斯特认为，政治的基础应该是“真正的事实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知识”。他还指出，在所有的事实当中，用数据描述的事实是最准确、最锐利、最有说服力的。因此，描述一件事实，增强客观性、减少主观性的最好方法，就是尽可能地使用数据。

美国文化来源于欧洲，但用数据来分权，欧洲国家没有任何先例。欧洲的统计学家也称赞说：“美国的统计学因此展现了全世界最丰硕的成果。”美国的共和政治对人口数据进行了创造性应用，使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注重数据、使用数据，并逐渐成为一种内在的习惯，形成了数据意识。

1831年，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来到美国考察，之后出版了名垂青史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他看到“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精确的计算”。

同一时期，英国哲学家托马斯·汉密尔顿到美国游历，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汇集成了一本书——《美国人及其作风》。他最后在书中得出结论说：“我认为，在这群不断猜测、估算、预期和计算的美国人当中，算术就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就是美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根源。美国发动战争、参与战争或是地缘政治的角力中都能看到“数据”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