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公共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制度比较

内容方面，国内数字信息资源建设项目大多起步于1996年前后，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目前在科学数据共享和政府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在公共数字信息规划战略实施和制度层面，国外的建设体系相对成熟。国外公共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制度有几个方面值得我国借鉴。

1.数字信息资源规划体系更规范，延续性更强

国外数字信息资源规划起步相对较早，规划体系较为成熟。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实施以及e-Europe，i2010等跨时期重大信息计划制定之后，能够逐步分解，逐年分解，信息政策的消化和可实施性能好。信息政策的制定具有相当延续性，能分段继承，比如欧洲FP框架系列和e-Europe系列，日本的信息战略（e-Japan系列和u-Japan系列）。我国的数字信息资源规划管理在国家层面有良好的指引性，但在实施层面容易“一窝蜂”“齐头并进”，不注重政策效果实证分析，往往造成资源的重复开发和资金浪费。

2.数字信息资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加完善

美国首席信息官对联邦政府各部门实施各个方面的信息资源管理，包括评审和审批各部门的信息系统计划，并且在联邦政府设立联邦信息委员会，在国会设立信息联合委员会，对与联邦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有关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在政策制定后通过监测制度和机构的进一步完善协调政策实施。我国应该在信息化推进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完善和统一的信息资源政策立法机构，并加强信息政策法规的监督实施，适当引入信息政策的民问力量，在法律范围内建立公平、民主和开放的监测体系。

3.数字信息资源项目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数字信息资源政策的推动依赖政府投资，主要是大型数字信息资源项目建设。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家信息系统工程严格控制风险，对民间资本开发严格控制工程质量，把握信息基础设施的公共信息通道，完善资源规划布局。例如，美国对信息系统工程项目按预算分为五级，分别制定项目规范和审批程序。对于全国性项目，美国注重资源标准体系建设，强调资源的可用性与可获取性。而我国在重点工程的审批和布局上，还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容易出现低效率重复建设，应该加大我国数字信息资源公共管理体系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的规划与管理力度。

4.数字信息资源开发的社会参与和国际交流更加广泛

国外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是作为社会化工程实施，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基金、公司、团体和协会都广泛参与，而我国基本是由政府独立推动，国外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要大大高于我国。对于世界性的美国Sloan基金、福特基金、盖茨基金，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专门配套政策，与他们合作推动我国信息资源开发。应该打破单纯依靠行政关系组织的层级模式，建立公共信息资源平台，交流信息服务内容和模式，最大程度利用已开发的数字信息资源。在国际层面，促进数字信息资源联合建设和举办高峰论坛，进一步了解国外政策，改进国际交流，建立标准化数据信息服务体系，促进跨国数据信息交流的深入发展。我国在数字信息资源利用法规体系方面的制度性落后，全民信息素质和信息文化的差距，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也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