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源远流长，是世界家庭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是指中国古代自从有家庭以来，迄至清朝末年封建社会结束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家庭教育。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奴隶社会，我国就有了科学家庭教育的萌芽。古代宫廷和奴隶主贵族子弟在进行学校教育之前就必须先接受家庭教育。同时，在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要求从七岁开始进行男女有别的教育。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思想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其仅分散在其他的教育著作中，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理论[2]。
（一）奴隶社会前长老亲传期
原始社会时期，家庭教育处在不知而行的自发状态，对家庭教育问题的有意识思考，应该是在文字出现、人类迈入阶级社会以后。所谓长老亲传，又称长老训教，就是富有经验的长者对晚辈所进行的有关生产方式、生活经验等方面的教育训导。
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的《姬旦家训》。《姬旦家训》一共包括两部，即《戒侄成王》和《戒子伯禽》传世。在《姬旦家训》里，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我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可是为了求得贤才我朝思暮想，以至于到了洗头的时候都几次停下的地步，吃饭时如有士人来访要几次吐出口中的饭，起来接待他们，唯恐失去贤才。你到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了，就怠慢了士人和民众。要礼待贤才，勤政爱民，把鲁国治理好，做诸侯国的榜样。[3]《姬旦家训》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多见于《尚书》的《君》《无逸》《多士》等诸篇中，它是中国第一本成文家训，首开中国古代家训之先河。
（二）奴隶社会孝悌观
奴隶社会末期，孔子主张以教育的手段建立以“孝”为根本、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仁礼”。他强调把“孝悌”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提倡孝道家教和社会教化，目的在于“移孝作忠”，使伦理道德直接转化为政治道德。他还认为，在家教过程中作为父亲对待妻子和小孩的情感，也是很难把握的，“远则怨”，“近则无礼”。总之，孔子主张家教以孝悌为本，使国在家的基础上建立统治秩序。
（三）封建社会异彩纷呈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家庭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代表人物有颜之推、司马光和张履祥。他们在各自的家庭教育专著中全面地阐述了家庭教育的内容、方法及原则，推动了我国家庭教育思想的发展。
1.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
颜之推重视早期教育，并认为对儿童应首先进行语言教育。教给幼童的语言、词汇及发音必须准确无误；要重视通用语言，以减少语言在交往中出现如“指马之谕，未知孰是”的状况。同时，颜之推还主张以孔孟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另外，他还非常注重技艺教育，强调要学习一技之长，以自立为本。颜之推还详细地论述了家庭教育的原则。他提出，家庭教育应该“固需早教”，认为有条件的家庭甚至可以实施胎教[4]。同时，颜之推也认识到大多数家庭没有条件实施胎教，因此，他又指出：“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颜之推认为父母必须“威严有慈”，并做到“均爱勿偏”。另外，颜之推还十分重视环境的熏陶。他认为父母必须加强自我的修养以树立好的榜样。除父母外，还必须注重幼儿所结交的朋友，他指出“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5]。
2.司马光的家庭教育主张
司马光强调家庭教育应以德教为先。他认为应教育子女孝顺，并把“孝”作为根本的责任，并且，其最基本的要求是让父母获得物质生活上的幸福，做到“老有所养”。同时，司马光强调要教育子女讲究“兄弟之爱”。此外，司马光还重视对女子的教育，并提出了封建家庭女子教育的目标，即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具体要求。另外，司马光也提出了家庭教育的方法和原则。首先，他也认为应及早施教。其次，在教育过程中，要求爱严结合，平等教育。同时，司马光还指出教育要根据子女不同的年龄特征，进行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教育。此外，他还强调家长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要诚信，以免无意的欺骗给子女造成不良的影响。
3.张履祥的家庭教育思想
张履祥把道德教育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6]。向幼儿灌输道德观念，是其强调家庭教育的出发点。张履祥认为幼年是个体道德形成的关键期，此时家长若不良好地引导，那即使“有定形良工，只可就其坏处修改几分。不能全然做过也”。所以，在家庭教育中，为父母的“严君之职，不可一日虚矣”。张履祥提倡耕读相兼。他认为耕则力耕，学则力学，须知“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张履祥还对为人父母者提出了要求。他认为父母自身的素质是家庭教育成功的保障。父母不但要注意自己在道德、知识方面素质的提高，还应重视运用正确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子弟教不率从，必是教之不尽其道，为父兄师长者，但当反己自求，未可全责子弟也”。
封建社会的我国家庭教育思想，代表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演进过程。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思想虽然大多是基于自己的经验体会所著而成，但也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因素，在当时和现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民国时期的科学化期
我国家庭教育的近代转型是和我国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的轨迹相一致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大潮中涌现出一批人文主义教育学家，他们高举人性解放的大旗，追求“民主”“科学”。在这样的价值观视野下，家庭教育的研究立足于人，立足于对儿童的认识和理解，并日趋专门化和科学化。20世纪初，中国的家庭教育研究有过短暂的辉煌，开始迈向理性、科学的道路。进入民国时期，陈鹤琴的家庭教育思想推进了中国家庭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其代表作《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一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陈鹤琴认为：儿童是民族振兴的希望，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因此，“对于如花含苞、如草初萌的小孩子，我们应当用很好的教育方法去教育他”。陈鹤琴视家庭为造就儿童健全人格最基础、最重要的场所，并视父母教育为抚育身心健康儿童的关键所在。他以“心理学具体化，教学法大众化”的全新形式，精心论述了儿童心理的基本特点、儿童学习的性质和原则，实证呈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供负教育子女之责者之参考”，为中国父母们提供了第一部现代的家庭教育通俗读本。陈鹤琴通过《以现代人的眼光谈谈家庭教育》一文，传递“有了良好的父母教育，然后才有良好的儿童教育”的理念。他剖析中国当父母的，素来在对于儿童教育观念和行动上存在的错误，提倡我们应先去宣传普及父母教育，“使得个个当父母的，知道怎样去尽他父母的责任”，“当父母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也需要一种艺术”。因此，陈鹤琴前瞻性地倡议：“在今后的学校教育中，我们也应该列入父母教育一项才对。”虽然陈鹤琴已在创办的工部局女子中学，先行迈出了这一步并曾亲自上课，但他还主张：家庭教育的成功，有赖于父母的协力合作，所以男女学生都应该接受这种特殊教育的训练。[7]陈鹤琴认为中国父亲往往失之过严，母亲往往失之过宽。父母所用的方法是不一致的。虽然有时相成，但流弊未免太大。因为父母所施方法之宽严不同，子女竟至无所适从，不能了解事理之当然。并且方法过严，易失子女之爱心；过宽则易失子女之敬意。这都是父母主张不一致的弊病。陈先生此书所述各种教育方法，或宽或严，都以事体的性质为根据，不以施教育的人为转移。他和他的夫人对于一鸣的教育就是往这条路去走的。
1925年12月，《新教育评论》上发表陶行知撰写的书评，赞誉《家庭教育》“是儿童幸福的源泉，也是父母幸福的源泉”，“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成为两位同时代的教育家为改造中国落后的教育现状，共同推进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普及的印证。此后数十年，《家庭教育》再版十余次，受到教育界和民众的普遍欢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陈鹤琴也被公认为“五四”新教育运动之后，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长期教育实践中，陈鹤琴持续不断地丰富和宣传家庭教育之内涵，普及为人父母之道理，积极提供推进父母教育和改进家庭教育之良策。由此，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著书立说中，还可以从他的过往足迹里，了解他在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感受他对儿童教育事业的赤诚情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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