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发展的社会目的性

一、　医学发展的社会目的性

恩格斯指出：“人的需要是一切科学产生的原因。”维持生命的生存需要，是最基础的需要，包括衣食住行和医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步发现和积累了医药知识。医学的起源，是与人类的生存需要息息相关的。早在距今100多万年的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出现医药。人们在采集食物和原始农业生产中，发现了植物药；在渔猎活动和原始畜牧业中，发现了动物药；在使用火的过程中发明了针灸法；并随着工具的创造，出现了砭石和石针。随着各种药物越来越多的发现和使用，汤液应世而生；酒的出现，又促进了酒剂的问世。日益增多的医药知识，通过世代相传的社会教化过程，不断地总结，逐步向以一定理论做指导的医学学说发展。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是极端低下的，人类对自然的斗争也是软弱无力的。因此，人们在试图对世界加以说明的理性活动中，形成了“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等原始的崇拜物教观念。古代人对自然、人生的宗教观念，作为认识方式又反过来影响着古代人类的社会认识和实践活动。所以最初的医学学说，曾把一些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和疾病现象用“神化”来解释，并加以崇拜，相随产生了各种“治病”的巫术形式。总之，人类生存的需要，是医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需要也逐步发展和扩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理想和实践不同，从而形成不同水平的社会需求。由此，也形成了与社会水平相适应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医学。随着人对自然的认识，古代自然哲学取代了原始拜物教观念，从而推动古代的经验医学突破了巫医的形式，把医疗实践的经验发展成为一种知识体系。由于古代经验医学所把握的是现象水平的规律，医学知识是以对自然观的类比为基础来建构的。人们只能“顺乎自然”，遵从自然的“命令”，以保护自己，所以，中医强调“法于阴阳”；希波克拉底重视调动机体的“自然能力”，防止勉强地去干扰病理变化的“自然”过程。总之，无论中医和西方古代医学，都是“顺乎自然”的。

实践科学的兴起和工业社会的形成，大大提高了人与自然斗争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医学也提出了战胜疾病的更高的社会需要。近代生物医学作为实验科学，发展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达到了实体水平的认识。人们作为与疾病对立的力量，能动地去寻求治疗疾病的方法，力求以药物、手术等外部力量来预防和治疗疾病。推动了临床实践范围的扩大，出现了临床医学的学科分化。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这时医学在治疗中所追求的是具有特效的疗法。

2.0世纪以来，人们对征服疾病、保障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在同等程度上又受到自然的报复。生存环境的质量下降，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于是提出了如何使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问题。医学科学知识和医学社会化的发展，使医学的社会本质，愈益显现出来。在现代医学的微观深入、宏观综合的纵横结合的发展中，人们逐步进入对相互关系的本质水平的认识。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使现代医学既不是古代经验医学那种笼统的认识，也不是近代生物学只限于探讨和研究机体疾病自身的那种单一分析的认识，而是对复杂关系的具体认识。由于以上原因，现代医学的发展表现有两种主要趋向：

第一种趋向是医学知识和知识应用的一体化。即在医学发展中，“为什么”、“做什么”及“怎样做”的结合。从而，促使诊疗的技术手段迅速发展，并且有着愈益重要的作用。这不但大大提高了人们解决疾病和健康问题的能力，并且加快了医学知识的积累和医学社会化的进程。

第二种趋向是随着现代医学知识的发展和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医学不仅涉及诸多自然科学，而且涉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

社会需要的提高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推动了医疗卫生实践范围的扩展。在临床医学能力得到大大提高的同时，预防医学也延伸到社会预防，而且推动了康复医学的兴起。现在，预防的概念已经大大深化了，其对象和范围已由局部的、小范围的、单向的防治，发展为全面的、社会性的和综合性的防治。新兴的环境医学、社会医学等学科，不仅在于防治急性传染病，还在于使人们身心健康地生活。康复医学以及老年医学、人口医学的发展，也把医学的任务从治疗疾患扩大到追求更高的生存质量上来。由于在更高的社会需要的水平上，把预防和康复放到了重要地位，从而使现代医学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对健康的理解，不再只限于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健全，而是愈益重视自觉地安排社会生活方式，以达到“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善状态”。从而，提出了以维护健康、改善社会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第二次卫生革命。

总之，医学在具体的发展中，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目的性。医学的进步和社会化，是与人类对健康需求的发展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