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转化医学发展

（一）基本情况

2010年12月，以“加快中国的医学模式转换，促进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举行，吹响了我国转化医学发展的号角。转化医学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2011年颁布的《医学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简称《规划》）已明确地将“突出临床转化、提高诊疗水平”作为重点任务，计划建立30～50个国家临床/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并依托北京、上海等地建立国家转化医学大科学设施。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发展规划也提出了“重点支持转化医学以及整合医学的研究”。“健康中国2020”战略中指出，“推动有利于国民健康的医学模式的转化”。2013年，《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中也提出围绕重大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从2009年起，我国陆续成立了一些转化医学中心，根据《转化医学》杂志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4月底，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三甲医院和科研院所等建立了各类临床和转化医学机构多达129家。2013年8月，科技部、卫生计生委和总后卫生部联合启动了首批13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首批中心围绕恶性肿瘤、心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病以及代谢性疾病6个重点领域，根据整体战略部署，将主要承担起以下任务：一是紧密结合本领域重点疾病防治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提出本领域国家重点研究任务和实施方案；二是搭建专业化的临床研究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临床研究的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探索并优化临床研究的组织和管理机制；三是搭建协同研究网络，重点组织开展大规模、多中心、高质量的临床诊疗规范研究；四是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的评价研究和基础与临床紧密结合的转化医学研究等；五是拟订诊疗技术规范，开展基层卫生人员的技术培训，优化服务模式，建立有效的技术推广机制，指导和提升基层卫生人员诊疗服务能力。应该说，由于转化医学这一热点领域兴起时间较短，我国也具备一定基础，如果给予足够的重视，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国必将在该领域中获得具有典型和独创性的重大成果。

我国现有的转化医学中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强大的科研平台。硬件与软件设施的有力保障，使得转化医学机构下属各研究室以及研究人员都能通过功能强大、资源丰富的科研平台进行互助合作。如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科转化医学研究所为科研工作者配备贵重仪器共享平台、生物样本库和动物实验室等资源平台；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人类群体遗传研究室已建立遗传分型技术平台，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配备有SPF级以及带有室外阳光活动区的清洁级猴饲养区，设有心脏外科手术室、病理室、细胞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等配套设施，具有慢性疾病模型研究的实验与技术条件。二是具有精良的科研团队。转化医学机构成员大部分具有高学历与高级职称，其中主要研究成员几乎都具有国外留学背景（Ph．D．、M．D．），甚至有院士组成的核心专家团队为科学研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如上海血液研究所拥有3位院士级专家，分别在血液学、分子遗传学和基因组学领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二）存在问题

我国转化医学的快速发展为推动生物医学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地提高疾病诊治水平奠定了基础。但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我国转化医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国家层面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务实性的实施方案，导致国内转化医学中心在数量上快速崛起，但在建设质量和成效方面却进步缓慢，在全面推行转化医学中还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如转化研究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且思路不明确、理念不清晰、过程不规范；基础研究者与临床医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很缺乏；临床转化过程中涉及的伦理学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缺乏国家层面转化医学基金导向；尽管转化研究机构拥有了重要的技术、管理和研究方面的支撑，但仍存在技术人才单一，涉及学科狭窄，管理模式老套，科学研究内部动力不足，临床医学研究缺乏足够的基础，缺乏能应用到转化医学中的基础科学研究等问题。

另外，一方面，转化医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门学科，它包含了来自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各种知识、经验和研究成果。碎片化、效率低下、缺乏条理性和连贯性是影响转化医学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要解决各自为政的碎片化格局需要有全球化的视角。另一方面，转化医学专业人才的匮乏也是制约转化医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所有参与转化医学的研究人员当中，应该有一群专业的、具有全球视野的、精通国际领域问题的“领航员”，负责指导整个研发过程，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急需的，也是最紧缺的，但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