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儿童视角真实地反映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

——评《我家的月光电影院》

李春林

薛涛的这本小说集，本来已有崔道怡先生作评，但因薛涛后又增补两篇作品《我家的月光电影院》及《打开天窗》，而崔道怡先生现在无暇再来评论此二作，于是我只好奉赵郁秀先生之命，中断正在撰写的另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匆忙在此狗尾续貂。

当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应是一切有良知的作家关注的焦点。因为所谓“以人为本”，若是不落实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不落实在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上，恐怕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作家的人本主义，也正体现于此。这业已为中外文学史所证明。

薛涛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曾写过许多哲理小说和幻想文学，大多给人以智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而其中亦不乏对弱势群体给以深切关怀的文字。

如今，他采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儿童的视角，真实而深情地写出了当下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中篇小说《我家的月光电影院》。

一看题目，即令我想起多年以前看的一部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时隔已久，情节未免模糊了，但影片中的略带感伤、惆怅的格调，蕴涵着的追求、奋斗的精神，仍在心中一隅存留。

薛涛此作亦不乏此种意绪，只不过《天堂电影院》更多的是以成人视角对童年往事进行回叙，而《我家的月光电影院》不独是对充满童趣的自身生活的映照，也是以儿童视角对成人社会的观察。正因此，小说形成了两条叙事线索：父亲由于下岗而不得不重操就业，找出了一台闲置多年的旧放映机，在自家小院办起了被小主人公称之为“月光电影院”的露天电影院，后来又一波三折，最后到农村去发展；另一条线索则是小主人公及其伙伴们囷绕着看电影所引发的纠葛与“恩怨”，而重头戏是对于特困家庭孩子宋朝的“围剿”与帮助。成人们有了新的生机，孩子们也得到了成长。而这两条线索并非平行关系，而是大故事下面套着小故事，有点类似同心圆，但这同心圆又不是十分规范的，两者之间时有交并那圆心自然是电影。

故事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哀愁：父亲不上班了，父亲的“悲惨遭遇”使得“我”决心“以后每顿饭吃半饱”。这就为后来故事的发展埋下了种因。

应当说，作品是比较充分地写出了弱势群体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

这些城市贫民的孩子，连两元钱的电影票价也嫌贵，他们有的也看不起，他们或逾墙逃票，或造假票；大人们也囊中羞涩，甚至一文不名，看场电影尚须借钱或赊账；父亲担心有不买票者混了进来，竟然中途停映清点观众人数；“我”接过一枚硬币还要“两面看看”，是由于对金钱的格外珍爱抑或因为担心这是一枚假币？无论何者，均折射出人们的极度贫困。父母因发现可以用电影票当钱去找零而喜形于色，孩子（“我”的同学李小蝉）因代售电影票得了外快而兴奋不已。不管是成人对于原始落后的交易方式的欣喜，还是孩子有了稚嫩的“经济头脑”，都昭示出贫穷使这些弱势群体的成员的心理发生了变异。赵叔被准许免费看了一场电影，便觉得像是欠了“我”家多少人情，既体现出下层人民的质朴，但也揭示出“买者”（观众）与“卖者”（放电影者）双方的困窘。

精神贫困同样严重。这个极为简陋的“月光电影院”之所以能够开办起来，关键在于那里的人们与电影已久违多年。电影这种原来最大众化的艺术，早已不再属于下层大众它如金丝雀般被锁定在高档次的影院中，收入菲薄的人们无权（钱）进入影院，更不必说下岗失业者。他们只能从电视中看到电影（如果你有电视的话小说中的宋朝家是连电视也没有的）；但通过电视看电影与在影院看电影，其感受大不相同。所以，人们渴望电影；所以，李小婵倒票卖得很快；所以，李小蝉的妈妈叫小蝉离开电影院回去写作业，但她自己却瞥了一眼银幕，而后她终于忍不住也来看电影了；所以，杨棵木跳墙看电影“被俘”和“审问”时，眼睛却只是盯着电影看，要放他都不走，因为电影还没看完。电影院虽然极端简陋，观众却在不断增加：人们太需要电影了。而“老电影比新电视剧好看”这句广告词更是道出了人们的真实心理，同时也是对当下电视剧粗制滥造的批评。

不过，最能体现弱势群体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还是宋朝一家的悲惨遭际。宋朝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因病卧床不起。家里不单电话不通，就连电视机都卖了。宋朝苍白瘦弱，却要干极辛苦的给衣服剪线头的工作，干一件才一角钱。作品事实上在此处点染出为何今日中国尚有童工的深刻原因：一部分人的极度贫困。但即便如此，宋朝也要看电影：他的精神生活与其他孩子相比更加贫困，他连电视也看不上，他要稍稍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饥渴。于是他先是跳墙、继而做假票来看电影，并因此遭到其他孩子的报复。作品在此处真是写得童趣盎然：孩子们对宋朝的审问不仅在形式上是模仿《小兵张嘎》审问胖翻译官那场戏，并且在话语上几乎也照搬电影中的台词。从中既能看出孩子们对电影的喜爱，他们善于模仿的天性，同时也昭示出审问者与被审者双方生活的贫困：都是为了那一直看不到的电影。当“我”的父母知道这一切后，不但特地给宋朝重新放映了一场《小兵张嘎》，而且将几天来卖票所得全部给了（算是“借”）宋朝，让他给自己的母亲治病。在这一过程中深刻地表现出弱势群体成员之间的相濡以沫，看不到有关职能部门的作为。

但有关职能部门的作为马上就发生：“月光电影院”被判为“非法经营”且又扰民，立即叫停。

或许作者不愿小读者被这沉重的故事所过于压抑，于是“曲终奏雅”：那露天电影院被允许到一个超市的广场上去办，后来又走向了农村：那里的人们更加缺乏精神食粮。

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确实不能给小读者以过于压抑的沉重感，即便它是一部抒写苦难的作品。

此作不独以比较光明的结尾对苦难的抒写给予了最后的提升（尽管这有时会削弱社会批评的力度），并且每每对于某些场景进行诗化的处理，从而使得苦难的抒写变得更加舒缓，更易于小读者所接受。

《我家的月光电影院》这一标题就是诗化的，就使得作品对苦难的抒写具有了朦胧美。而月光（月亮）又不时在作品的叙述中以不同的形态出现，有时与叙述紧密胶着，有时打断故事的叙述，但都加浓了作品诗的意蕴。

月亮的第一次出现中断了故事的正常叙述：“我”和李小婵正在看电影，但却“同时看见了银幕上方的月亮。秋天的夜空没有多少杂质，月亮比夏天的还干净”。接着是回忆老师讲银河及相关情况。

作者在此处中断了本来是正常而流畅的叙述加此一段，一方面是照应标题，同时也是以月亮象征童年的天真、纯洁与美丽。而正在放电影的紧张、喧闹的场面亦因之得到了舒缓，并获得了诗意与童趣。

月亮的第二次出现是在一次电影放完后爸爸进屋数钱喝酒，“然后关闭电灯打开窗子，让月光洒进来……在月光下面它（放映机）像个包藏了魔法的宝盒”，此处月光的出现与故事的叙述完全是一体的，是极自然的。月光在这里触发了爸爸心灵和理想的提升：在美好的月光下面，爸爸所想的不再仅仅是几个小钱，而是经营一座剧院，是五彩斑斓的人生。

第三次出现是在“我”、李小婵、杨棵木结为朋友之后，“天上，月亮静静地挂着，水亮亮的，似乎要滴落下来”，与故事叙述融一，是童年友谊纯净与圆满的暗示。

第四次月亮的出现可谓奇绝妙绝：宋朝等几个孩子用假票看完电影后边走边讲着电影细节，“哈哈笑着，笑得月亮一抖一抖的”，显然，这一视觉印象不是宋朝他们的，而是“我”一伙的。因为宋朝他们笑得前仰后合，未免一蹿一蹿的，与月亮形成了一种相对运动，于是旁观者就产生了“月亮一抖一抖的”的错觉。这与泰山看日出有时会产生太阳一抖一抖的感觉一样（那种错觉主要是由于海浪的时起时落所造成）。此处的月亮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只是以此种描写来强化对孩子们看电影后兴备的神态的传达。但无疑亦给作品增添了诗意与童趣，从而使得作品不至显得过于沉重。

月亮或月光（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称作月亮意象）后来还出现12次，就不一一分析了。

作品的浓烈的童趣，也是使得此作不过于沉重、而是显得张弛有度、生活气息浓烈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儿童视角的第一人称的叙事，必然使得作品童趣盎然。天真而又幽默的话语表答，往往沖淡了生活的辛苦：像什么“妈妈可以去电影频道当主持人了”，“爸爸以后跟张艺谋、徐静蕾就不是同行了”，或平添喜趣，或苦中作乐，真是在孩子们的眼中与心里，一切都可以变作美的，甜的。倘非如是，还算是童年吗？“因为是老片子的缘故，音乐的曲调时常滑到别处，听起来反而特别有味道”，这是只有儿童才有的特殊感受；“本来是一个‘汉奸，（指宋朝），也乐意看打鬼子的片子”，将现实中的人物与艺术中的形象混为一谈，这是儿童特有的思维方式。苦难的抒写为童心与童趣所浸进，就变得富有诗意。

此外，作品中所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也是个性比较鲜明的，不独几个孩子各个不同，就连父亲与母亲这两个人物也在对比描写中各自显现出其可爱之处。所有这些，无不蕴含着作家对弱势群体的深爱。我以为，在当下中国，有无这种爱，应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合格的首要标志。

最后再简要介评一下《打开天窗》。显然，此作与《我家的月光电影院》属于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它是幻想类的文学作品，而这正是薛涛的强项。它写得自然流畅，意境悠远。

与《我家的月光电影院》相似的是，作品中不断地出现月亮月光的描写。它成为小主人公单单的孤寂生活的背景，也给单单与她的友伴们的感情交流加味加香。月光营造了独特情调，使作品满含诗意。虽然原来只能靠轮椅行动的单单能够甩开轮椅独立行走，她也接纳了起初极为抵触的未来的继母，但她毕竟失去了老木椅、布娃娃、小烟乃至大雁等所有朋友。此后、“单单再也没有晒过月光。站在那些高大的楼群中间，单单经常找不到月亮。”月亮事实上亦是单单幸福的象征。而单单从前所居住的红顶小楼房及同类房屋的消失（被拆迁）与找不到月亮之间存在着关联：月亮在拆迁后所建起的混凝土森林中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虽说是在拆迁之前，单单的多数朋友业已风流云散，但小烟却确实是因拆迁而失去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以给众多小楼擦天窗而给人们和自己带来快乐。

所以，作品的主题是多义性的，它歌吟残疾儿童（亦属弱势群体）的勇于接受现实和自立精神，同时也对盲目拆迁给人文环境所造成的不可逆的破坏、对人类文明的罪恶的颠覆和对人们精神的残忍伤害表达了自己深沉的抗议，从而昭示出一位作家不独是对于儿童，而且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责任感。

作者简介：

李春林，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理事，儿童文学评论等200余篇。曾有18项学术成果获得国家、省级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