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困境的历史进程

在第三章我们已论证了军事威胁在国家安全议程中居于优先位置。在以自然状态假设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看来，使公民免于暴力威胁的保护性功能正是国家的根基所在。在现实世界里，军事威胁是国家安全最为直接、也最为明显的威胁，军事手段也一再证明了自己在遏制军事威胁和非军事威胁上的价值。民族国家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部门必须足够强大以在本部门严酷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但是没有人期望它们强到足以经受强力或暴力的冲击。和平主义在历史上不能赢得大众的支持正是体现了人们对这一现实的广泛认可。国家军事力量使得这些部门可以免受暴力的“不对称”威胁，因此，维持充分的军备本身就成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

历史充斥着形形色色武力成就的英雄事迹——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价值为战争所拯救——古希腊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击溃了波斯人的浩荡大军，法兰克人在图尔挡住了穆斯林的滚滚铁蹄(732年)，奥斯曼帝国所向披靡的兵锋在维也纳城下受挫(1683年)，1945年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被打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数量上堪与之媲美的还有那些失败的故事：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es)摧毁了印加帝国，罗马摧毁了迦太基，波兰不断地被瓜分，还有数不胜数的殖民征服——这一切仅仅启示了武装精良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缘故，军事因素已经主宰了国家安全的考量，国防几乎就是国家安全的同义词，至少在最近仍是如此。

“国防”在绝大多数国家利益能够靠军事力量来捍卫的年代里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一个有着自足的、重商主义经济体系的君主国，如18世纪早期的法国，展示了一个能有效保卫国家的理想政权形式。军队和地方显贵们维持着国内安全。贸易对国家的生存并非那么至关紧要，但在相当程度上也能够得到军事手段和帝国式政治结构的庇护。外来威胁主要是军事性的，技术条件决定了这种威胁并不那么紧迫。军事力量主要依赖于国内的资源来支撑，后者足以用来保卫或夺取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大多数东西。战争是一种很有用的国家政策工具，尽管它有时太过昂贵且常常充满了不确定性。意识形态和经济相互依存在政治上往往无足轻重。

因此，经典的国防模型的理论前提是，国家是一个独立、自足、自决的单位。国家的军事使命就是保卫整个国家(领土、人民、财物等)免受外部军事进攻或内部动乱的破坏。尽管这样的状态在现实中几乎从未出现过，但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它毕竟为思考国家防御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1600—1868)是一个极端特殊的例子。幕府将军们严格限制着本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只微微打开一小扇贸易窗口。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在很多方面也符合这一模型：没有邻国的军事威胁，在西半球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几乎完全置身于其他列强的战火硝烟之外，至少在本国境内可以高枕无忧，在本地区享有实质性的经济独立。

如果我们撇下拿破仑一世时代、希特勒时代和另一些旨在缔造帝国的军事侵略，国防似乎意味着一种独立的、自足的、甚至消极的活动。国家根据自己所察觉到的威胁和掌握的资源确定防御方略，依靠防御手段阻遏威胁，或者当威胁成为现实后予以还击。不期望战争，但不应畏惧战争。根据威胁形式和严重程度的变化，防御手段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虽然防御同盟可能是必要的，但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传统上曾采取的“光荣孤立”更受人青睐。从国防的角度，重点是国家及其自身的军事实力，同时也要兼顾潜在对手和整个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变化。

在欧洲，孕育这种国防理念的土壤在19世纪末期迅速流失。经济活动已逐渐跨越了各个民族国家和帝国的边界，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使得军事手段不再能够有效地保卫民族国家所有的重大经济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一理念大大贬值。一战期间，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已十分深厚，空中轰炸和海上封锁打破了那种认为国家在自己国界里可以高枕无忧的幻觉。新军事技术使得军事手段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有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增加，那种将战争视为有用的或便利的国家政策工具的想法也不再走俏。这也彰显了集体安全政策、国际联盟以及在两次大战之间其他理想主义安全方案的魅力根源。寻求用集体安全替代传统国防，体现了欧洲人在战争和防御问题上的觉醒。对美国人而言，支撑着传统国防理念的诸多条件尚未削弱，美国没有加入这一联盟，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两次大战期间，集体安全观开始取得了对“国防”观的优势，因为一战的经验已严重弱化了国防理念的一个重要基础，战争不再是一个可被接受的政策工具。如果战争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威胁，那么防御的价值自然降低了，但是军事不安全的问题并未因此终结。这正是防御困境的核心所在。大多数传统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此外所有的行为者仍然面临着未逝去的战争威胁，这些战争已变得如此激烈残酷、代价高昂，它能够轻易地摧毁或严重毁坏国家肌体。就算是胜利者也很可能要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胜败之间的分野也因此变得模糊了。有了一战的教训，对战争的恐惧开始与对失败的恐惧比肩，并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13]大众对战争的恐惧表现在各种和平运动和民意测验中，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渐凸显，那些基于惧怕失败心态之上的传统政策因而受到了挑战。特定的集体安全协定的出现明显反映了对自助式国防传统的怀疑。

厌战和畏战情绪在国际关系中反复出现。它们往往滋生于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宏大、惨绝人寰的战争之后，例如三十年战争(1618—1648)、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过这样惨痛的体验，防止战争爆发便成了当务之急，人们也需要某种比自主性防御更为优良的政策。最受青睐的方略是在大国间建立合作和磋商机制，通过调节与限制均势来防止战争。1815年创立的维也纳体系(The Congress system)、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表明了从国防向集体安全理念的转移。[14]不幸的是，这些尝试无一能够成长为国际安全关系的主要控制要素并存活下来。

在反战情绪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尤其是一战之后)，战争依旧重复出现，这无疑令人不解。这同时也说明了无政府状态政治逻辑的巨大能量。随着经历过战争残酷性的那一代人渐渐离去，拿破仑战争留下的战争恐惧情绪慢慢消退了。然而，1918年过后，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迅速问世却更加强化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一战对欧洲文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其带来的威胁不仅有国家政权与社会结构的革命，而且昭示了一个由不断战乱导致的、使欧洲文明本身即便不毁灭也将遭受重创的灰暗前景。战争是一种不可预测并且很大程度上不可控制的怪物。战端一起，它似乎会积聚能量自我驱动，以惊人的速度碾碎眼前的生命和财富，漠视所有的军事学说和智慧，创造出一种社会动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既不能控制自己所释放出的所有力量，也无法再保持传统上外交与内政的界限。

在这种情势下，曾被某些政府用作动员工具的所谓“以战争终结战争”的宣传，伴随着毒气战和远程轰炸机的出现，一同滋生了新的恐惧，并在战后环境里扎下根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似乎证明这些恐惧是杞人忧天，但广岛上空令人震惊的蘑菇云又分明是不祥之兆，预示那些恐惧并非论证有误，不过是算错时间而已。在这一次“表演”后，几乎不会有人会质疑那种恐惧的合理性，即下一场大战将摧毁参战各方，战争中将不会有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国防还有意义吗？

到了1945年，军事技术的进步已经在很多方面削弱了国防理念的效力。国家的神圣性既得不到保护，也难以被维持。总动员将导致社会和政治价值剧烈、不可逆转地变化，这使战争更像是社会转型而非保家卫国的工具。新式武器抹杀了前线和后方的区别，也意味着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再可能。武器的破坏力让国防概念显得无比荒谬。正如内维尔·布朗(Neville Brown)所说：

1945年前的数千年里，火力曾是一种如此稀缺的资源，衡量军事领导才华的标准是能否将火力应用于关键的时间和地点。突然间，它变得如此充足，以至于即便投入一小部分火力都像是疯狂行为。[15]

如果再考虑到国家利益范围的扩大给防御带来的困难，尤其是经济和意识形态并不太适合用军事手段来保护，创造比“防御”更宽泛的概念便是势所必然。国家安全概念于是应运而生了。

如前所述，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比欧洲列强更热衷于国防理念。苏联也是如此，尽管它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打破了美国人对孤立主义国防观的信奉，迫使这个国家采取更为开放的、外向型的安全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从防御的理念向安全的理念的转变进程，美国比欧洲落后了近30年。这为研究防御理念向安全理念转换的国内进程提供了绝佳的案例。[16]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采取的国防战略已被清楚地证明是有缺陷的。一种致力于自保(self-protecting)的态度使得可怕的威胁在欧洲和亚洲甚嚣尘上，最终迫使这个国家在极端不利的时机下加入了一场大战。这给美国的教训是，美国的安全政策应该是具有前瞻性、外向型的，美国应该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积极、更重要的角色，从而确保那种不利形势不再出现。

国防理念的式微在欧洲和美国有着相当不同的影响。由于地缘环境不同，欧洲国家和美国所面临的外部军事威胁的性质也大相径庭。在欧洲，国防和国家安全间的紧张在一战中已历历在目，并随着新式武器的发展愈加显著。欧洲国家不仅因彼此近在咫尺，在战争中很易受攻击，而且国土面积和经济实力较小，即使是核武器出现前的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也足以让其耗尽国力。[17]美国则没有这样的问题。在现代，它就从未面临过入侵和被占领的威胁。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才让美国人体验到了40年前就曾萦绕在欧洲人心头的梦魇：铺天盖地而来的轰击。对美国人而言，战争总是“在别处”。二战让美国人认识到，广阔的大洋不再是庇佑自己、拒敌于千里之外的可靠屏障，珍珠港的悲剧给他们上了痛苦的一课。

虽然这一体验让美国人疏远了国防取向，但和欧洲人相比，他们的感受毕竟还不那么强烈和真切。对欧洲国家来说，防御困境就是全面战争的先兆。任何遵照传统的军事观来保卫欧洲的尝试，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人们奋力捍卫的所有价值的毁灭。自一战以来，在欧洲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实现所有国家的集体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安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预防战争。二战给整个欧洲带来的灾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理念表达了对集体安全机制和终结战争的真诚期盼，促进了国际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它们也是二战后西欧各国集合在北约组织旗帜下的基础。

对美国而言，防御和安全的矛盾不像在欧洲那么尖锐。这个国家受过伤害，但并未被重创，到二战结束时，它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在美国，防御观被质疑主要是由于消极的态度让战争逼近了家门口。取而代之的国家安全原则仅少量吸纳了欧洲式的集体安全和反战理念，毕竟美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经历过切肤之痛。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考虑是，确保战争永远远离本土。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家安全原则仍然将重心放在了攻势防御上(forward defence)，其首要目标是及早采取预防性行动，以遏制像30年代那样威胁不断升级的状况。

虽然美国人和欧洲人对防御困境的感知存在着基本的差异，至少有两个共识使他们团结在了一起。其一是他们都将苏联视为首要的外部威胁。其二是他们都认为，只有与其他国家合作方能成功实现自己的国家安全，虽然他们是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得出此结论的。在欧洲，北约体系的存在表明单个国家无力保卫自己。而美国人则把这一在苏联周边的军事部署看做是遏制苏联的前哨阵地。尽管一开始对卷入欧洲事务持有疑虑，美国最终认识到，为保卫自己，美国需要保卫欧洲，这也是遏制政策的关键。欧洲在那时无力对抗苏联，它们更需要的是避免战争。和美国的联合似乎提供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美国愿意并且能够提供保护，美国人的核垄断看上去也能减少毁灭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这个当口，在欧洲的防御困境问题上，核武器的诞生又引发了一些新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激化、非理性化并使得最终产生毁灭性后果的可能性增加，从而宣告了国防观的彻底破灭。另一方面，单方面的核威胁，例如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状态，似乎提供了近于完美的安全环境。即使存在相互威慑状态，如果加以适当操控，靠着双方风险指数和毁灭几率的均衡也极有望避免战争。核威慑的冻结特性极大地弱化了安全和防御间的矛盾，但其效力至多能让战争可能性接近却不能达到零。正如后来里根政府咄咄逼人的措辞以及反对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导弹的大众运动所显示的，在核条件下，一旦战争的可能性略微提高，防御困境又将再现，其紧张程度远高于常规武器时代。

既然防御困境在欧洲远比在美国严重，那么欧洲自然更为关心困境的化解和威慑的失败。这一态度的差异解释了北约内部在核政策问题上何以存在持久的紧张。欧洲希望无战争的有效防御，因此支持威慑最大化政策。从欧洲人的角度，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最为理想，因为其强调的是战争的预防，从而使问题成堆的防御战略边缘化了。甚至在“相互威慑”的条件下，欧洲也更倾心于大规模报复政策，因为在欧洲人看来，所谓的“灵活反应”战略所设想的战争逐步升级状态距世界末日不过一步之遥。大规模报复战略看上去更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战争可能性。

与之相比，美国更钟爱灵活反应战略，确信这一政策可以给美国更灵活的战略选择，最大限度减少美国在全球战略防御上的风险。从美国人的安全视角来看，发出在欧洲打一场阶段性的、有限的核战争的威胁是合情合理的，但除非能证明这仅仅是一种威慑，要不然，在欧洲人看来，这种威胁有悖于欧洲最基本的安全需求。自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之后，这一问题愈加困扰北约的成员国们；它也是法国在1967年退出北约的重要原因。灵活反应战略有可能将欧洲再次置于防御和安全的矛盾所造就的困境之中。这种紧张偶尔会有所缓解，例如，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导弹是应联邦德国的要求部署的，用以加强北约和美国的战略威慑体系的一体化。自从欧洲国家选择了依靠美国来解决他们的安全问题后，他们在美国的政策上便很难有太多作为。没有美国，严重的防御和安全问题将蜂拥而来，无论如何，只要美国人的攻势防御还保持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我们便难以想象欧洲人愿意和他们分道扬镳。

总的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核武器大大加重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心理。它也让本已很严重的防御和安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欧洲，这一矛盾历来相当尖锐，但核武器使超级大国也深受其苦，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庞大的军事机器在不安、昂贵、恐怖的平衡状态里几乎被冻结了。特别在那些更为强大、发达的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军事手段本身就威胁着安全，既因其高昂的成本，也因其带来的风险。几乎从定义便知，发达工业国家面临的防御困境比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重，虽然后者也开始在这方面迎头赶上。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没有经历像欧洲那样规模的现代战争，虽然在80年代伊朗和伊拉克演出了一场新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中还没有谁控制或面对着够分量的军事手段，这使他们对战争的恐惧可以和战败的恐惧比肩。随着处于核门槛的国家的增多和化学武器、导弹的扩散，对中东和南亚的一些国家而言，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科洛齐耶和哈卡维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仍信奉着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毫不怀疑武力的效用。[18]然而，在提出这一论点时，他们也提及了大规模武器在第三世界的扩散。[19]这种趋势，特别是其中核扩散的趋势，表明推动防御困境扩展的各种条件正在孕育。虽然他们在相当长时间内更担心战败而不是恐惧战争，但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弱小的经济将使他们在维持和运用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时，不得不面对严重的防御困境的成本。